第一部分　我们如何成为如今的自己

第1章　每个成年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

如果劳拉走在她居住的纽约大街上，你会看到一个46岁的穿着得体的女人，她有着赤褐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散发出一种“在这里我很重要”的感觉。她看起来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只要你没有看到有“小鬼魂”尾随在她身后。

在劳拉的成长过程中，她的母亲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劳拉的母亲有状态良好的时候：她帮助劳拉做学校的项目，为劳拉编辫子，并教劳拉认识喂鸟器上每一只鸟的名字。但是当劳拉的母亲抑郁症发作时，她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几小时。在其他时候，她呈现出狂躁和歇斯底里的症状，这对她周围的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劳拉的父亲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他对劳拉很好，但很少陪在劳拉身边。劳拉说：“他早出晚归，经常出门在外。”

劳拉回忆起10岁时全家去大峡谷旅游的情景。在那天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劳拉和她的父母坐在长椅上，他们就是平平常常的正在旅游的白种人。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在他们身后，峡谷的阴影伸展得又深又宽。这是一个完美的夏日。

“那天下午，我母亲教我辨认黄松，”劳拉回忆说，“任何看到我们的人都会以为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充满爱的家庭。”然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就像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劳拉的父母开始争论拍摄全家福的三脚架应该立在哪里。当他们三个人坐下来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不说话了。当他们对着镜头假笑时，劳拉的母亲突然掐了掐女儿的腹部，让她不要“盯着天看”。然后，又捏了一把说：“难怪你变成了一个黄油球，你昨晚吃了那么多奶酪蛋糕，你肚子上的赘肉都压住了裤腰！”

如果你仔细看看照片中劳拉的脸，就会发现她并没有眯着眼睛看亚利桑那州的太阳，而是忍住了眼泪。

劳拉15岁时，她父亲带着一位新的未婚妻离开家，前后去了三个州。他寄贺卡和钱回来，打电话的次数却越来越少。她母亲未经治疗的双相情感障碍恶化了。劳拉的生活不时因奚落而受扰，当她穿过客厅时，这些奚落让她猝不及防。“我母亲会说，‘你从后面看起来有半个身高那么宽。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没有男生约你出去，这就是原因！’”劳拉的母亲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你原来是个漂亮的孩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劳拉回忆道：“我母亲会对我父亲恶语相向，直到她的下巴都黏上了自己的口水。我会站在那里，尽量不去听她说个不停，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她的咆哮声里颤抖。”劳拉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因为她担心朋友会发现她的秘密：她的母亲“不像个母亲”。

大约30年后，劳拉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无论我去哪里或做什么，我仍然感觉住在我母亲的家里。”今天，“如果一辆车突然插进我的车道，杂货店的店员对我粗鲁无理，我和丈夫争吵或老板叫我进去讨论一个问题，我就会觉得内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就像有一根火柴立在离火焰太近的地方，微风一吹，它就被点燃了”。她说，有些事情“就是感觉不对劲。感觉事情总是比它们实际的样子更大。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情感轰鸣的大盒子里，音量开得太大了”。

只用肉眼观察，你永远不会懂得为什么劳拉“总是在发抖，躲在自己的牢房深处，无法觉察”。

劳拉的身体健康反映出她内心有问题。在她30多岁的时候，她开始遭受偏头痛的折磨，这让她在床上躺了好几天。40岁时，劳拉患上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44岁时，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劳拉的医生发现她的心跳声不太对劲。心电图显示她心律失常。超声心动图显示劳拉患有扩张型心肌病。她的左心室很虚弱，肌肉无法将血液泵入心脏。接下来劳拉得知，她是一位心脏病患者，需要接受手术。劳拉的左胸被植入了一个心律转复除颤器，以防止心脏衰竭。植入物上方五厘米长的伤疤小得令人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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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的父亲被派到亚洲当军官时，遇到了约翰的母亲。经过一段旋风式的恋情后，他的父母结婚并搬到了美国。约翰说，从记事起，“我父母的婚姻就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我和父亲的关系也是如此。我认为我是由母亲和外婆养大的。我渴望与父亲有更深的联系，但就是没有。他做不到”。

约翰不时地用手捋一捋他那金黄色的短发，仔细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他说：“我父亲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火。他会抛出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观点，然后不停地和大家争论。”如果约翰的父亲说纽约州的首府是纽约市，那么约翰告诉他首府是奥尔巴尼也没有用。“他会让我去车库帮忙。我必须正确地做好每件事，如果在这半小时的时间里，我把螺丝刀放在了错误的地方，他就会开始大喊大叫，一刻也不放松。从来没有什么赞扬。即使是他犯了错，不知怎的也成了我的错。他不可能做错任何事。”

随着约翰年龄的增长，他觉得“父亲不断地指出我和弟弟犯的所有错误，而不承认他自己犯的任何错误”似乎是不对的。他的父亲长期批评他的母亲，约翰说，实际上他的母亲“更善良、更自信”。

约翰12岁时，便介入了父母之间的争吵。在他15岁那年的圣诞前夜，约翰被“一声尖叫和一阵骚动惊醒”。“我意识到是我母亲在尖叫。我从床上跳起来，冲进父母的房间，大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母亲气急败坏地说：‘他快掐死我了！’我父亲用手掐着我母亲的脖子。我对他喊道：‘待在这儿！敢动，你试试！我和妈妈离开这儿！’我把母亲带下楼。她啜泣着。我试着去理解发生了什么，试着成为他们之间的成年人。”

圣诞节那天早上晚些时候，约翰的父亲走下楼，来到客厅，约翰和他母亲昨晚就睡在这里。“没有人解释，”他说，“我的小弟弟下楼来了，我们度过了圣诞节的早晨，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不久之后，约翰的外婆突然去世了。“她一直是我母亲和我最大的爱的来源，”约翰说，“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和损失。我父亲无法抚慰我和母亲的悲伤。他告诉我母亲，‘你要克服它’。他是典型的自恋者。如果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那就不重要，他就当没发生。”

如今，约翰40岁了，还很孩子气。他有一双温暖的淡褐色眼睛，咧嘴一笑，和蔼可亲，让人很难不对他产生好感。但隐藏在约翰轻松、开放的态度之后的，是他正与一系列慢性疾病做斗争。

约翰33岁时，他的血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高得惊人。他开始经历一阵阵的胃痛和腹泻，大便中经常带血，且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他每天都在头痛。34岁时，他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发病时身体疲惫不堪，工作时，有时病痛甚至会让他煎熬一整天。

多年来，约翰一直喜欢通过徒步旅行来减轻压力，但当他35岁时，他已没有足够的体力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我再也不能去远足了。”

约翰的人际关系就像他的身体一样，从来都不是很健康。约翰记得他30岁出头时深深地坠入了爱河。在和他的女朋友交往了一年后，女朋友邀请他去见自己的家人。与女朋友的家人相处时，约翰说：“我敏锐地意识到我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他们家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存在我所忍受的那种羞辱和指责。”一天晚上，他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姐姐和她们的男朋友都决定出去跳舞。“每个人都围坐在餐桌旁，计划着这个美好的夜晚。我记得我环顾了一下她们，脑子里想的只有这句话：‘我不属于这里。’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正常和快乐。一想到要尝试和他们一起玩乐并装作知道如何成为幸福家庭的一分子，我就感到恐慌。”

所以约翰假装“这会儿很累”。“我的女朋友很可爱，她和我在一起，我们没有走。她不停地问我出了什么事，但我只是不停地哭。她想帮我，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多么没有安全感，或者寻求她的安慰，而是告诉她我哭是因为我并不爱她。”

约翰说他的女朋友“彻底崩溃了”。那天晚上，她开车把约翰送到一家旅馆。“她和她的家人都很震惊。没有人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尽管约翰深爱着女朋友，但他的恐惧战胜了他。“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多么像个废物，因为我的内心充满了羞愧和悲伤。”

约翰的肠子发炎并出血，他被慢性疲劳综合征耗得精疲力竭，因剧烈的头痛而身体衰退、精神无法集中，在工作中艰难挣扎，而且无法在一段关系中感到舒适。他被困在痛苦和孤独的宇宙中，无法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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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娅的童年似乎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她父母健在，过着同甘共苦的婚姻生活；他们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墙上挂着常春藤名校的文凭。乔治娅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投资银行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她母亲在家照顾乔治娅和她的两个妹妹。从照片中看，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

一切似乎都很好，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几乎完美。

“但我很早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些不对劲，不过没人谈论这件事。”乔治娅说，“我们的房子里一直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氛围。你永远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乔治娅回忆说，她的母亲“在情感上很疏离，而且控制欲很强”。“如果你说了或做了她不喜欢的事，她就会在你面前变得冷酷无情，变成我想象中的那样，就像一尊外表酷似我母亲的移动雕像，既不看你，也不和你说话。”最糟糕的是，乔治娅从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被她的世界拒之门外，直到她觉得我值得再和她说话。”

例如，她的母亲会“给我和我的妹妹们一小勺冰激凌，然后说，‘你们三个得一起吃’。我们知道不该抱怨。如果我们抱怨了，她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忘恩负义，然后她突然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乔治娅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边缘性酗酒者，“他偶尔会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有一次，他正在换灯泡，结果灯泡坏了，他就又骂又叫。他会勃然大怒。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令人难忘。”乔治娅有时非常害怕，“我就像一条夹着尾巴跑的狗，藏起来，直到安全了再出来”。

乔治娅说：“我对我们家不断变化的气氛非常敏感，甚至能在我父亲察觉之前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爆发。空气变得如此紧张，我知道这种情况将再次发生。”最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假装我父亲没有发脾气。他会为一些小事情而咆哮，咆哮完了他会去睡个午觉或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弹吉他”。

在母亲的沉默相待和父亲的长篇大论中，乔治娅花费了她大部分的童年时光，试图预测和摆脱父母的愤怒。即使在她9到10岁的时候，她还有这种感觉：“他们的愤怒是针对彼此的。他们没有打架，但他们之间一直有一种深沉的敌意。有时他们似乎彼此恨之入骨。”有一次，乔治娅因为担心喝醉酒的父亲在和母亲争吵后会撞坏他的车，所以偷了父亲的车钥匙，拒绝归还。

如今，49岁的乔治娅正在回忆她的童年：“我内化了所有在我的家庭里肆虐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一生似乎都背负着所有外部焦虑。”几十年来，承受这种痛苦让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乔治娅说：“起初，我身体上的疼痛就像我身体里低声的私语。”但当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时，“我的背部开始出现严重问题。我身体很痛，不能坐在椅子上。我不得不躺着学习”。26岁时，乔治娅被诊断出椎间盘退变性疾病。“我的身体开始发出疼痛的怒吼。”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除了椎间盘退变性疾病，乔治娅还被诊断出严重的抑郁症、肾上腺疲劳，最后是纤维肌痛综合征。“我成年后一直在医生的诊所里，尝试各种药物来减轻我的疼痛，”她说，“但目前看不到任何缓解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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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约翰和乔治娅的人生经历说明了作为成年人，我们为童年的不幸付出的身体代价。最近，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的新发现揭示了童年逆境是如何在生理上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这项突破性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年轻时面临的情绪创伤，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童年不良经历会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它们会诱发持续的身体炎症和大脑炎症，并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寿命，直至成年。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反过来预示着在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历程中，我们将如何对周围世界做出反应，我们将如何工作，如何去爱父母、朋友和他人。

这个结论是真的，无论我们童年的创伤是刻骨铭心的创伤，如目睹家庭暴力，像约翰经历的那样；是在家里长期受到各种羞辱，像劳拉所忍受的那样；还是更私密但更普遍的家庭功能障碍，如乔治娅经历的那样。

所有这些童年不良经历都可能导致儿童发生深刻的生理变化，从而深深地改变其正在发育的大脑和免疫系统，改变其成年后的健康状况。

科学家对童年不良经历与成年后身体疾病之间的联系有了惊人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个人的工作：来自圣迭戈的一位敬业的医生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一位果决的流行病学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劳拉、约翰和乔治娅成长的年代，这两位研究人员一起慢慢地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同后来的身体炎症、神经炎症及成人后健康状况之间惊人的科学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