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温和”的童年逆境也值得重视

童年面临的逆境会导致成年后的慢性健康问题，不过这些逆境并不一定是有深远生理影响的严重的虐待。

费利蒂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研究的十种不同类型的逆境造成的伤害程度几乎是相同的。”在分析了18 000多份问卷的回答后，他和安达发现，没有任何一种童年不良经历能明显胜过另一种。这是事实，尽管有些类型的不良经历，如被性侵犯，在社会中被认为是特别令人羞耻的，情况要糟糕得多，而其他类型，如身体虐待，暴力性质更加明显。有趣的是，父母不断的羞辱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并且与成人患身体疾病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有更大的相关性。简单来说，和贬低你、羞辱你的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或者和一个酗酒、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创伤，改变你的大脑和免疫功能。

安达说，童年不良经历调查只掀开了“冰山一角”。

其他研究人员表示同意。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方法来筛选童年不良经历研究中没有包括的儿童压力源类型。例如，2014年，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要求14岁孩子的父母回忆他们的孩子或家庭在孩子出生到11岁之间经历的任何负面的生活事件或困难。^[1]他们询问的问题“聚焦于家庭”，包括父母之间的重大争吵或紧张关系，或者仅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情感联系或沟通。

从这些孩子在17岁、18岁和19岁时的大脑成像中可以发现，即使是非常常见但相对较长期的家庭功能障碍，比如缺乏家庭亲情或父母不和，也会改变大脑的发育过程，缩小大脑的尺寸和体积。^[2]

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是针对12岁及12岁以上的人设计的，目的是筛查童年受到的更细微的伤害或忽视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无形影响。CTQ会问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下列情况是“从来没有”“很少”“有时”“经常”还是“非常经常”发生：“我家里的人对我说了一些伤人和侮辱性的话”，或者“我家里的人说我‘愚蠢’‘懒惰’或‘丑陋’”。

CTQ还会筛选正面陈述的负面回答，允许受访者在被问及“我的家庭是力量和支持的来源”时回答“很少是真的”，或者在被问及“我感到被爱”时回答“有时是真的”。CTQ能让受访者更细致地描述他们童年时期的情感经历，^[3]它也让研究人员能够证明，即使父母或家庭轻度的不友善或忽视，也与小时候大脑的损害以及后来的负面健康状况有着惊人的科学联系。

父母长期不和；忍受轻度的丢脸、指责或羞辱；长期被取笑；两个秘密争吵的父母平静地离婚；父母过早地退出孩子的生活；因在吹毛求疵、喜怒无常、自恋、双相情感障碍、酗酒、患有成瘾症或抑郁的父母身边长大而留下的情感伤疤；身体或情感上被虐待或忽视——以上这些情况会在很多家庭中发生。此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童年时期的非家庭压力源也会影响成人的健康，包括早期的医疗创伤，被欺负或愚弄的经历，以及生活在社区暴力中的体验。尽管个人遭遇不幸的细节因家而异、因邻而异，但它们都是同一种有机化学变化的前兆，这种变化存在于正在发育的大脑灰质深处。

正如费利蒂观察到的那样，“婴儿期和童年期的时光并没有遗失，而是像一个孩子在未干的水泥里留下的脚印，将伴随他的一生。”^[4]或者，正如T. S. 艾略特（T. S. Eliot）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所写的那样：“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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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正相关关系存在于早期创伤和后期疾病之间，但童年不良经历并不是导致成年后发病的唯一因素。疾病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生活方式、基因、环境毒素和饮食。我们成年后并不仅仅因为童年发生的事情而生病。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了解童年创伤和逆境在成年后的疾病中发挥的作用来治疗疾病。

但是费利蒂和安达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认识不到我们的童年在我们现在的诸多健康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治愈就会更加困难。

这恰恰是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室里，神经系统科学家正在窥视脑体之间不可思议的联系，并在生化层面上解析我们很年轻或10多岁时面临的早期压力是如何引起我们成年后身体、细胞甚至DNA变化的原因。

[1] N. D. Walsh, T. Dalgleish, M. V. Lombardo, et al., “General and Specific Effects of Early Life Psychosocial Adversities on Adolescent Grey Matter Volume,” NeuroImage: Clinical 4 (2014): 308-18, http://dx.doi.org/10.1016/j.nicl.2014.01.001.

[2] N. D. Walsh, T. Dalgleish, M. V. Lombardo, et al., “General and Specific Effects of Early Life Psychosocial Adversities on Adolescent Grey Matter Volume,” NeuroImage: Clinical 4 (2014): 308-18, http://dx.doi.org/10.1016/j.nicl.2014.01.001.

[3] R. J. Herringa, R. M. Birn, P. L. Ruttle,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Fear Circuitry and Increase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by Late Adolesc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 no. 47 (November 19, 2013), 19119-24.

[4] V. J. Felitti and R. F. Anda, “The Relationship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to Adult Health, Well-Being, Social Function, and Health Care,” in The Effects of Early Life Trauma on Health and Disease: The Hidden Epidemic, edited by R. Lanius, E. Vermetten, C. P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