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版本、日期及可靠性等问题

第1节  《君士坦丁传》

1.版本

被发现的尤西比乌斯所编辑的《君士坦丁传》（参照麦克吉弗特博士的序论中的清单），至少有1544年（从第117页开始）、1612年（从第301页开始）、1659年、1672年、1678年、1720年（从第583页开始）及1822年等版本。海尼琛的版本第一次出版于1830年（第1—332页、333—406页、407—500页），再版于1869年，题名为：Eusebius Pamphili Vita Constantini et Panegyricus atque Constantini ad sanctorum Coetum oratio.

Recensuit cum annotatione critica atque indicibus denuo edidit…Lipsiæ, Hermann Mendelssohn,1869年8月的版本是最新和最好的一个版本。

2.译本

拉丁文译本数量很多，主要有：Basil. 1549, Portesius （V.C. 650—698, O.C. 698—715, no L.C.）; Basil, 1557, Musculus （V.C. 158—215, O.C. 217—231, no L.C.）; Basil, 1559 （V.C. 650—698, O.C. 698—715）; Par. 1562, Musculus （V.C. 160—218, O.C. 218—234）; Antv. 1568 （?）, Christophorson （V.C. 224—306a, O.C. 306b—326a, L.C. 326b—361）; Basil, 1570, Portesius （V.C. 862—914, O.C. 915—932） and Christophorson （L.C. 932—971）; Paris, 1571, Christophorson （258—341, 341—362, 362—397）; Basil, 1579, Portesius （V.C. 862—914, O.C. 915—932）, and Christophorson （L.C. 923—971）; Paris, 1581 （V.C. 214—297, O.C. 297—317, L.C. 317—355）; Colon. 1581, Christophorson （V.C. 195—268, O.C. 269—286, L.C. 287—317）; “1591 （Grynæus）”; Basil, 1611 （Grynæus）, Christophorson （V.C. 118—170, O.C. 171—184, no L.C.）; Paris, 1677, Valesius （V.C. 164—232, O.C. 233—248; L.C. 249—275）; Frf. ad M. 1695, Valesius （328—465, 466—497, 498—549）; Cambr. 1720 （Reading） Valesius; Cambr. 1746 （Reading） Valesius; 1822 （Zimmermann）, Valesius （772—1046, 1047—1117, 1118—1232）; Par. 1842 （Cailleau）. 1612年、1659年及1672年的希腊文版本至少也有拉丁文译本。有一个由莫林（J. Morin）翻译的法文译本：Histoire de la délivrance de l’église, &c., Par. 1630, fol., 还有一个由库辛（Cousin）翻译的法文译本：Par.1675,4°, and 1686, 4°。 德文译本也有两个，一个由斯特洛斯（Stroth）翻译（Quedlinb. 1799, v. 2,pp. 141—468），另一个由默尔兹伯格（Molzberger）翻译（Kempten, 1880）。至于英文译本，请见下面。

3.英文译本

尤西比乌斯作品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是梅里德斯·汉默（Merideth Hanmer）翻译的（参照麦克吉弗特博士的序论）。汉默的最初一些版本并不包含《君士坦丁传》。要分辨出早期的版本有点难度，不过至少要到三个版本、甚至四个版本（1577〈76〉年, 1585 〈84〉年, 1607年, 1619年?）之后，《君士坦丁传》才被添加进1637年或1636年的版本中（如伍德［Wood］在Athenæ Oxon中所指出的，“是第四个版本”，而不是“1650年的第五个版本”），该译本由怀·索顿斯托尔（Wye Saltonstall）所译，题名如下：

Eusebius| His life of Constantine, | in foure | bookes. | With Constantine’s Oration to the Clergie | … | London. | Printed by Thomas Cotes, for Michael Sparke, and are to be | sold at the blue Bible in greene Arbour | 1637; fol. pp. （2） 1—106 （E）, 107—132 （C）, 133—163 （4） （L.C.）.“译者”署名为怀·索顿斯托尔。它于1649年被寓居于布莱克弗来尔斯的米勒（Abraham Miller）以对开本的形式再版于伦敦，可能与经常被征引的（例如霍夫曼）1650年版本是同一回事。《君士坦丁传》占据了第1—74页。它于1656年再次以对开本出版于伦敦，据说经过了修订和扩充。先前的版本既然已经无潜力可挖，便有人建议重新编辑和出版汉默的版本（Saltonstall），可是编者发现，“要使汉默博士的译本与瓦列修斯的希腊文原本取得一致所消耗的工夫，比编辑一个新版本所花费的工夫多得多”，于是他便着手新的编辑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它于1682年版，题名如下：

The | Life | of | Constantine | in four books, | Written in Greek, by Eusebius Pamphilus, Bishop of Cæsarea in | Palestine; done into English from that edition set forth by | Valesius, and Printed at Paris in the Year 1659. | Together with | Valesius’s Annotations on the said Life, which are made | English, and set at their proper places in the margin. | Hereto is also annext the Emperour Constantine's Oration to the | Convention of the Saints, and Eusebius Pamphilus’s Speech concerning the praises of Constantine, | spoken at his tricennalia. | Cambridge, | Printed by John Hayes, Printer to the University, 1682, fol. 由于它是与1683年的《教会史》一起出版的，故其出版日期确切地说是1683年，而不是书名页上注明的年份。1692年，它带着一个总的书名页再次出版，该版本从副标题到页数都与1683年版本一模一样。1709年，一个新的版本出版，也附有《教会史》，实际上书名页上的内容与上个版本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它标明是第二版（The second edition. London. Printed for N. and J. Churchill, in the Year 1709），页数也相同（527—633），只不过在《教会史》前面添加了序言。据克鲁斯说（还请参照麦克吉弗特博士的序论），该版本是由肖廷所译。无论何人所译，它的译文出色，内容有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形式上变得过时了，于是，在1845年，便有一个匿名的译本增添到了教会历史学家巴格斯特（Bagster）的版本中来：

The| Life | of | the Blessed Emperor | Constantine, | in four books. | From 306—337 a.d | By | Eusebius Pamphilus | ... | London: | Samuel Bagster and Sons; | ... | MDCCCXLV. 8° p. xx, 380. 该译本在风格上有点夸张，这也许比起一个语言简朴的版本来，更能代表尤西比乌斯和君士坦丁，可是它有时夸张得有些过分，例如在第279页上君士坦丁的演讲中，用了十四个英文单词来表达七个希腊文单词，如英译本为“如今并不是处在人类生活中的堕落的和无法无天的时期”，而希腊文原本则为“这并非无法无天的时期”。在第267页上，对《马太福音》的一处引用（第26章第52节），原文用了八个单词，1881年修订版用了十二个单词，君士坦丁的措辞中用了十六个单词，而在该译本中却用了二十二个单词。该译本译自瓦列修斯的版本，而不是最初的海尼琛版本，因此在第1卷第10章的划分上就具有了类似的特性。目前这个版本（1890年）是以海尼琛版本为基础的1845年版本的一个修订本。

4.作者和日期

几乎没有一件历史事实是不受质疑的；尤西比乌斯的毫无疑问的作者身份也曾经受到过质疑。有人认为作者是马卡里乌斯，理由是，作者提到君士坦丁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第3卷第52章），事实上此信是写给马卡里乌斯和其他人的；不过即使如此，对尤西比乌斯的作者身份也未构成真正的怀疑。它被撰写于君士坦丁去世（337年）之后，因此是在337年至340年之间，尤西比乌斯于后一年份去世。值得一提的是，迈耶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它的主要部分也许是在君士坦丁在世时在这位君主的暗示和指导下写成的。该假设的目的是为加在或可能加在尤西比乌斯身上的指控进行开脱，不过该假设的独出心裁大于可能性。各章标题是由另一个人加上去的，此人可能活跃于尤西比乌斯死后不久，而且能力很强。

5.尤西比乌斯的可靠性

一名作者的价值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其知识的来源；第二，其自身的智力及道德能力。对一部特定作品的批评所要寻求的，是检验它所提出的目标是否已经真正得到实现。一个试图撰写一篇几何学论文的人，不会因为其未能提及硫酸、或其描述了瓦格纳⁹⁵的音乐、或因为其未能在音响上展现赫姆霍尔兹⁹⁶而受到指责。要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上面，就必须对如下三个方面的情况作简要的检视：a.作品所提出的范围；b.原始资料的特性；c.前面提过的尤西比乌斯的智力及道德能力。

（1）作品的范围。这被相当明确地勾勒了出来（第1卷第11章）。与那些记载其他皇帝邪恶行为的人们——这些人“在因某种恩典而远离邪恶的人们看来并未成为善的教师，相反，他们对善保持沉默，并最终使其湮灭于遗忘和黑暗之中”——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提出要记载这位皇帝的高尚行为。然而，他也提出要省略掉许多事情——他的战争，个人的勇敢，胜利和成功，他的立法行动，以及许多其他事情，而把其限制在与其宗教特性有关的事项上。因此，他的目标被独特地限制在他的宗教行为上，亦即是说，该目标的意义无须被过分夸大，它被清楚地限制在他的美德行为上。

（2）原始资料的特性。有关这方面，存在着没完没了的争论。材料的充分是毫无疑问的，尤西比乌斯的理性能力也几乎同样是如此，有关的主要质疑在于作者是否对于材料进行了合适的利用。意见五花八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同样有根据和有价值的。某些最新的判断最为严厉。克里维鲁奇称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格雷斯在评论克里维鲁奇的作品时，认为它不会比尤梅尼乌斯和纳扎里乌斯的颂文来得更有价值，虽然这一说法比起曼索的“更为无耻的谎言”的断言要温和些。不管对还是错，这是一个被经常重复的观点。某些人以最强烈的语气谈论到他所“应得的”“藐视”，指责他是“虔诚的骗子”，或诸如此类的恶棍。要想了解进一步的批评指责，可查询麦克吉弗特博士在“文献”条目下面所征引的作品，以及上述君士坦丁研究文献中所援引的随处可见的论尤西比乌斯的特别作品。批评意见在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批评其隐瞒有关克里斯普斯之死等方面的事实，以及其他对君士坦丁的毁损；另一类是批评其作品的颂词腔调和色彩，特别是加在君士坦丁身上的某种虔诚圣徒的味道。

有关隐瞒事实真相，请注意：第一，他已经事先告知了整个写作计划。如果这部作品开宗明义地指出自身的目的就是要承认此类事实的话，那它在艺术上和道德上就是不合适的。它或多或少地减损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可是它并未考虑到所叙述内容的总体上的可靠性问题。第二，对于尤特洛皮乌斯、两个维克托、托名的瓦列西阿努斯及佐西姆斯等人未曾提及他的虔诚行为，却没有任何类似的指责。第三，相较于我们这个自诩为有鉴别力的时代里的在世和死去的总统、国王和皇帝们的大量传记作者，我们这位第四世纪的颂文作者的优点要大得多。

有关颂词性的和夸张的腔调，必须看到：第一，它或多或少被证明是正当的。有关君士坦丁实际上既不圣洁也不虔诚和并不信仰基督教的这一评判的前提，是虚妄和错误的。选择君士坦丁作为圣徒这一事实，就在总体上为他的圣洁和虔诚做了极端的证明。第二，可以把当时代的君士坦丁的颂文作者与现代的颂文作者们做一个很好的比较。第三，尤西比乌斯常常小心翼翼地通过援引原始资料来捍卫自己的陈述，就如在十字架异象的问题上，否则他便会归之于传闻。

总之，该作品坚持了与新近内战期间将军们和总统们的传记——由其令人羡慕的要员或阁员所撰写——同样水准的原则，两者均使用了真实可靠的文件，其目的都是为了披露传主的诚实和成功，当然也难免充满着友谊和热情，因而不希望看到或有意掩饰甚至隐瞒缺陷和错误。然而，由于它们为那些密切接近传主的人们衷心相信传主的卓越提供了真实的证明，它们便显得具有积极的价值。实际上，尤西比乌斯是坦诚的。他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不仅没有得到敬重和死后名声，却被冠以伪善之名，这在他的心目中必然是不可思议的。所有无意识的措辞上的倾向性，至少表明了一种前后一致的心智和态度。简言之，该作品是由一位有能力的作者，根据充分的原始资料，在并非有意伪造和歪曲的情况下写成的。它所代表的当时人们所流行的有关基督教的观点，也许与林肯或威廉皇帝死后一两年内为其作传的人们的观点一样地准确和诚实。就如我们今天想起这两个人时，也知道刨根问底的批评家会发现他们有缺陷那样，一般的基督徒和这位皇帝的朋友尤西比乌斯在回想起这位伟大的君主时，也无疑存在着类似的意识。读者可以参照麦吉弗特博士的序论中有关作为一名历史作者的尤西比乌斯的可靠性的讨论和文献。

6.作品的价值

由于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和站不住脚的赝品，该作品便被描述为“无价值”，或“只是一部传奇”，或“其价值还不如异教徒的颂文”，这种说法实际上不过是稀奇古怪的心理学把戏，因为它恰恰做了它轻蔑地归之于尤西比乌斯身上的事情——隐瞒和夸大。仅以最尖锐批评中的最低限度的残余部分为例，该作品仍然是理解作为一个人的君士坦丁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这一残余部分包括：第一，作品所包含的文件。这些文件据最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强，如果加上君士坦丁的演讲则就更多。第二，没有可能引发伪造的许多事实和细节。第三，经过批判性的小心谨慎从言过其实的颂词中引出的大量事实。

第2节  君士坦丁的演讲

该作品的版本和译本实际上与《君士坦丁传》相一致。请见上面“君士坦丁传”条目。该作品的真实性曾遭受过怀疑，它的创作曾被归之于尤西比乌斯或另一位基督徒作者，不过没有充分的理由。它被尤西比乌斯附在他的《君士坦丁传》的后面，以作为这位君主的风格的实例（参看《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32章）。就此而论，它表现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学识的人，尽管这些学识是第二手的，有人认为，它们来自于拉克坦提乌斯和其他人。它用拉丁文写成，再由被指定从事这一工作的特别官员翻译成希腊文（《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32章）。它被发表于受难节那一天，不过在哪一年和哪个地方发表，则不清楚。曾有人认为它发表于324年之前，可是某些事件的提及和作品本身的特性表明时间要大大地往后推。

第3节  尤西比乌斯的演讲

该作品的版本和译本实际上与《君士坦丁传》相一致，请见上面，不过较早的一些版本并不包含这一作品。它发表于336年（或可能是335年）的君士坦丁堡，即在君士坦丁即位三十周年庆典上当着这位皇帝的面宣读的（参看《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46章）。它使皇帝心满意足。从该作品中，人们可以安全地推断出某种混合着颂词和神哲学的特别品位，除非有关双重作品的假设是真的。依据这一假设，该作品由两个单独的演讲所构成，它们各自发表于不同的时间，一个包含了第1—10章，在特征上属于颂文，另一个包含了第11—18章，属于神哲学。它就像君士坦丁的演讲，依照其在《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46章中的诺言，被附在该传的后面，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关这些作品的特别意义在注释中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