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共和国
一、引言
柏林不是波恩。注49帝国议会取代了自来水厂，世界都市的魅力取代了闲适安逸，柏林太空船取代了波恩乳酪盘：两者的区别不仅在政治新闻注50中得到了显著刻画，这些新闻用图片来反复展现柏林和波恩之间那种主观臆断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清单还可以任意延长。倘若离开政治剧场化的层面注51（和相互各异的都市与建筑风格），我们便会发现，在莱茵河（Rhein）和施普雷河（Spree）河畔的议会所在地之间，明显存在着更为强烈的连续性。相较于此文的开头，弗里茨·雷讷·阿勒曼（Fritz René Allemann）的著名格言“波恩不是魏玛”肯定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魏玛和波恩的距离要远大于一种新的宪法秩序，于此，德国和平地从分裂走向了统一，并最终与“二战”的同盟国达成了一致协议。注52不同于冷战时期注53较晚的再统一计划，西德人拥有基本法和法律体系。此外，魏玛与柏林共和国的差异也并不体现在一种牢固的民主传统之上。
如果离开德国史的宏观层面注54去关注法律科学史的细节，我们就会更明显地看到这些连续性。对于西德的法学家而言，1990年意味着：东部无新鲜事，至少没有新的法律。注55不同于波恩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那些年，反复验证的东西仅在适用领域得以拓展。注56依据《统一条约》（Einigungsvertrag）第3条，《基本法》在新联邦州如勃兰登堡、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州以及东柏林生效。在《统一条约》第4条到第7条的规定中，《基本法》也少有改动。政治（Politik）以大部分西德国家法理论的绝对支持，拒绝了依据《基本法》第146条制定新宪法的要求，注57取而代之地，它选择依据旧《基本法》第23条来合并。注58
即便我们必须在联邦制中创造新的事物，重点也更是放在久经考验的地方。诸多法学家协同东德各州的司法部门一起参与了州宪法的创造、新行政系统的设立或普遍意义上东德各州法治国家的建设。注59西德的教授从此影响了东德的院系。注60众所周知，法学在民主德国（DDR）扮演次要的角色，注61如今，它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信誉受损。注62到处都在创设新的法律，西德法学家们决定性地参与到了它的理念之中。著名的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也因此传播了进来。至今仍在被适用和教授的法律扮演了参照系的角色，或者毋宁说是扮演着需要被废除的反面角色。再度统一为东德人民带来了一种由西德确立的大规模的法律新秩序。注63它也为五个新联邦州的法学家引入了西德的法律科学。对于东德的法学家而言，尤其在大学教学时，他们被禁止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对新法进行科学处理。他们的学院生涯大部分都止于1990年后不久。注64
经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能思考的是如何去调整这项已在概念上被前述抛弃的有关柏林共和国法律史的研究计划。但这里还值得更多的关注——如往常一样。随着德国的再度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随着德国新角色的扮演、冷战的结束、新的宗教对立的出现，随着新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危机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外部条件在德国、欧洲和全球都发生了持续的变化，对于法律科学来说也是如此。即便仅仅概括性地描述这些变化，也几乎不可能；因此，我接下来将简短和粗略地勾勒出这些变化，而非全面性地细究。然而重要的是，它们对法律和法律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内斯·格罗斯（Johannes Gross）在其出版于1995年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柏林共和国的建立》（Begründung der Berliner Republik）中对此进行了精辟的描述：“柏林共和国在国家法层面上与波恩共和国一样；但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则不是。”注65这种差异对法律科学来说也不是毫无影响，它在连续性和变化之间制造了一种张力。因此，所有困难和这段延续至今的当代史的暂时性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注66
柏林共和国始于何时，存在这段时期的预兆吗？谁强调这个重大转折的意义，那他就使得这个“断层”（Bruch）再次相对化：新的东部政策，社会国执行能力的限制和拉姆多夫文件（Lambsdorff-Papier），通过1968年的制度前进，国家法的连续性——这都只是一些更强调连续性的可想象的联想（Assoziationen）。另一方面，柏林共和国就其自身而言并非铁板一块，大量事件将过去差不多30年分成了几个阶段：科尔时代（Ära Kohl）的结束和第一届红-绿联邦政府，“9·11”事件，金融与难民危机——还有诸多能够想到的国内事件。
接下来第一步便是在时间上定位柏林共和国。尽管事情将会表明，从此处选取的角度来看，因为人们对于柏林共和国的诞生时间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转折点可以被合理化为最有力的切入点。但是，一旦发现这一点，它的重要性就会因同样明显的连续性而被再次相对化，这段时期就其本身也会被历史化与分割。历史转折发生得越久远，就越可信。
像任何有意义的时代名称一样，柏林共和国不仅标志着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因此，一个小的概念史应该在第二步中表明，这是一个十分政治化的概念，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波恩共和国相反，有人对进一步的发展表示了担忧，而另一些人试图用这个概念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这些政治意涵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重要性却越来越低。它在历史学中的历史化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它根本上是否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