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固定旋律

自从1990—1991年间议定将联邦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时起，“柏林共和国”（Berliner　Republik）这一固定用词，便成为当代史、政治和社会学视野的没影点（Fluchtpunkt）之一，收束着有关德国统一之后在欧洲与世界上新身份的争议。这一概念在公共评论与小品文章中的长盛不衰，首先得益于许多历史联想，正是这些联想唤回作为德意志历史发生现场的柏林。一方面，柏林作为世界公认的国都级城市，使得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至少能在精神上续接其在1933年之前的文化与社会风貌，从而告别波恩共和国（Bonner　Republik）莱茵-天主教式的偏隅狭窄。但另一方面，柏林亦使人联想到中央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想到普鲁士与纳粹德国的首都，联想到魏玛共和国的沉没之地，联想到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道德破产，最后联想到在冷战裹挟下分裂的前线城市，联想到建造与镇守柏林墙，墙东侧的统一社会党政权（SED-Regime）与墙西侧的资本主义飞地，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创伤。

但细加考量可知，柏林共和国这一惯用词显著的暗示效应不只造就于这些历史联想。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它指向德国的新当下与新未来，亦即预示着，在“二战”之后第一次有可能通过东与西的对撞，揭开两个德意志战后社会中压抑已久的精神创伤并最终分析克服之。^注220当然这种希望是矛盾的，原因在于，它不会只作用于一个方向，而必须远远超出波恩共和国的既有程度，在更加多元化、动态化、城市化以及政治与社会关系去界限化的基础上，方能获得实现。

毋庸置疑的是，统一后的德国在过去25余年间的发展，受到所有社会领域中去界限化进程的深刻影响。此处仅须列示以下要点：新的政治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政党光谱向极左立场的延展，同时伴随着右翼的强化；财政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人口变迁；传统家庭的瓦解与替代生活方式的激增；承认德国作为移民社会的现实；欧洲化、国际化与全球化；最后是作为现代人主导动机的千万种新的焦虑感，例如对通货膨胀、欧元、身份、事业衰退、全球化、伊斯兰化、恐怖、核能、瘟疫和气候变化的焦虑。

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言，自从转入柏林共和国，便如同在德国统一之后的“新非了然性”（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处立起一盏耀眼的大灯。^注221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哈贝马斯早于20世纪80年代也即虽处在晚期但相对而言仍旧如田园般美好的波恩时期，就已经诊断出这样一种新非了然性。而在转折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似乎更有必要检视德国整体心理状态中新的确信与确信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