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为本

【原文】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渭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寸：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嵬秋弥。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喜，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弭兵寝，圣德之治也。

(《司马法•上卷•仁本篇》)

【译文大意】古时候，人们以仁爱为根本，用合乎情理的办法来治理天下，正常的方法行不通，就该使用变常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若必须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要遵守下列几个原则：杀违法乱纪之人，以使好人得到安全，那么杀是应该的；攻打邻国是为拯救其百姓，那么攻打是对的；用战争手段去制止已发生或未发生的战争，即以毒攻毒，也是应该的。若能如此，仁爱便为人所亲近；有理的行为便为人所悦服；智谋便为人所仰仗；勇力便为人所取法；信用便为人所信任。这样，得到境内百姓的爱载，可以守固；得到境外百姓的威服，当然可以对外作战了。作战的道理：不要违反农时，不要使百姓经历苦难，以此表示对本国百姓之爱。不趁敌丧乱，不乘敌灾难，以表示对敌国百姓之爱。天寒地冻，酷暑炎热之时，不兴兵动众，以此表示对敌我百姓之爱。所以，国虽大，不得好战，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定，仍不得忘战，忘战必危。天下平定之时，国君已令大奏成功之凯歌，然而武备仍需按期演练，春秋两季国君以围猎形式举行操演大阅，诸侯依命参加，春归务农，秋末组军复出随征，以此备战。

古时作战，战阵追击不过百步，战场逐敌不过九十里，以此表示军队的节制；不穷人力，不强人所不能，哀怜救助伤病之人，以此显示仁爱精神；待敌成列而战，给敌方公平作战机会，以此表示作战信用；争大义而不争．小利，以此显示无私的正义感；敌若降服即可免罪，以宽厚待人，以此表示宽大与仁道．能审知后果，察知始因，以此表示深远的智慧。以—上述六种德行而行事，为古代所传的政道。

先代帝王治理国家，首先顺乎天道，合乎地宜，以有德之人为官，正官名、理万机，分封诸侯，以治界内之民。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尊卑，并以职位定其禄秩。如此，诸侯对天子自然悦服怀德，远在海外诸邦亦会前来致敬修好，讼止狱空，军队备而不用，这就是圣德天子的治世呀。

【阐释】这里的“仁”为根本，重点阐释了几个问题。

其一，战争的目的与性质。我国古时候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吕氏春秋》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这段话的“义”，基本上把战争分为了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正义战争的特点是：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而非正义战争是为了扩大疆土，夺取财物，恃本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就可以杀；为爱其民而攻打其国，就可以攻打，为制止战争而战，发动战争也是可行的。

其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在治理国家、解决国内外各种矛盾，用正常方法“政治”行不通时，就必须使用“战争”这种特殊手段。战争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谁有进步的政治和正确的方针，谁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政治、军事是相互服务，又相互制约的。

其三，战争与民众的关系：古人已懂得保护人民利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在春耕秋收之季，尽量不要扰民作战，酷暑严寒之时，也要避免兴兵动众。不但要照顾本国百姓，还要对敌国百姓施以仁爱。这样才能得到敌我双方民众的拥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若能得到百姓的支持，胜利就有了保证。

其四，要长期备战。无论是凯旋之际，还是平安之时，全国上下都要随时对准备应战，每年的军事演习是必不可少的。“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是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