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式懒惰
总之“懒惰”“嫌麻烦”是东洋人的特色，我在此暂且将其命名为“东洋式懒惰”。
可是这种品性是否受到佛教和老庄的无为思想，也就是“懒人哲学”的影响呢？其实它与“思想”无关，它浸透在身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根源却很深，我们的气候风土与身体素质等等孕育了它，如果将佛教和老庄哲学当作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才更合理些。
如果仅说懒人的“哲学”和“思想”，在西洋也并非没有。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也算是一位“懒惰太郎”，可是他有从哲学角度思考的、作为学者的姿态，他不像日本和中国无数横躺着的懒人一样，莫名其妙地荒废度日。那个时代的犬儒主义哲学虽然消极，但它坚持消除物欲，大致是努力的、有意志力的，与“解脱”“真如注64”“涅槃”“大彻大悟”之类境界相去甚远。而且，也不是没有仙人和隐士，但其中有许多人是想要发现“哲人石”的炼金术士之流，可以将他们想象为中国的葛洪仙人，与其说是“无为”和“懒人”，不如说与“神秘”的观念更有关联。
在近代，有提倡“回归自然”的让-雅克·卢梭，据说他的思想与老庄有几分相通，其实我这个懒人甚至连《爱弥儿》都没有读过，所以无从评说。但是无论这种思想和哲学怎样，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西洋人绝不会是“懒惰的”或者“懒人”。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表情、皮肤颜色、服装、生活方式等等条件使然，即便他们偶尔因某种理由不得已变得不洁净、不规整，可是恐怕他们做梦也不会明白，东洋人在懒惰之中开辟出一片安稳新天地的心境。无论富人、穷人，游手好闲的人、劳动的人，老人、青年，学者、政治家、实业家、艺术家、工人等等，他们在进取、积极和奋斗这些方面没有高下之分。
东洋人的精神或曰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东洋人将抛弃俗世、在山中隐居、耽于独自冥想的人称为圣人和高洁之士。但是西洋人既不认为这种人是圣人，也不认为他们高洁，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利己主义。我们把那些勇敢地走上街头、为病人提供药品和食物、为穷人提供物资、为了让社会普遍感到更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工作者称为真正的道德家，并将这种工作称为精神事业。
—我曾阅读过约翰·杜威注65的文章，他的大意如此。
注64 佛教用语，，即法的真实本质、自性。
注65 约翰·杜威（ ，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被视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假如这是西洋普遍观念的基准，也就是常识，那么恐怕“懒惰”和“荒废度日”在他们眼中就是恶德中的恶德吧。虽然我们是东洋人，但是我们没有坚称“偷懒”比“工作”更有精神意义，所以我不想直接反对这位美国哲学家的观点。如果他堂堂正正地来严肃指责我，我也不会应答，但是欧美人所说的“工作时要为社会献身”究竟指怎样的情况？
例如基督教运动中有“救世军”组织，我对从事这份事业的人们抱有敬意，我绝不是反感它或者暗藏恶意的人。可是无论动机如何，站在街头激昂、快速、急迫地说教，为自愿放弃当娼妓的人提供援助而奔走，挨家挨户地敲开贫民区的家门，赠送慰问品，拉住一个个行人的袖子，散发请求为慈善锅注66捐款的传单—诸如此类没气度又琐碎的做法，很不幸地与东洋人的气质极为不符。这是远超常理的气质问题，东洋人应当都明白这种心理。我们看到那种运动，只会从脚底腾起一股被追赶般的慌张劲儿，不会感到一丁点儿冷静的同情心和信仰之心。
虽然常有人批评佛教徒的宣教和济世方法与基督教相比太过保守，其实最终能在国民性中实现的只有它。虽说镰仓时代的日莲宗和莲如时代的真宗十分积极主动地传教，但是其最终只化为七字题号和六字名号注67，这种做法与和现世的细枝末节都扯不上关系。他们的想法似乎与禅宗的道元一样，认为“人生应为佛教，非佛教为人生”。我认为这与基督教相去甚远。
《三国志》中有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诸葛孔明为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到惊讶，不得已才出山。我们假设孔明没有被刘玄德邀请，而是早早地出世，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他不顾刘玄德的数次恳求，一直逃避、隐匿，始终不现身，一生以闲云野鹤为友，我们也非常能体会他的心情。
中国自古以来有“明哲保身”这个说法，可见避免纷争、保全自己也是一种处世之道。据说在战国时代，苏秦在衣锦还乡后高傲地说出：“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注68虽说他出人头地、佩六国相印确实厉害，但是在洛阳城郭附近乡间耕二顷田终其一生也不错。话说苏秦这个以此种发言为傲的男人，有些像当今的议员，与孔明等人的品格相比差了不少。事实上，在东洋有许多事例—孔明类型的人的品格不仅比苏秦这类高尚，本质也更优秀。
注66 救世军在年末举办募捐运动时使用的铁锅。
注67 指“南无妙法莲华经”与“南无阿弥陀佛”。
注68 见《史记·苏秦列传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