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酒之礼

公元前1046 年，在渭河流域崛起的周人击败了殷商。商周鼎革，不仅是政权的更迭，而且意味着宗教的改革，文化的更新。周部族兴于周原，以农耕文化为主，非常看重农作，所以周以农业立国，周公旦制礼，也突出了农耕文明的特色。农业文明中春种秋收的自然节律，使周先民懂得了“秩序”的重要；而齐心协力的耕作需要使得周先民选择了群居的生活方式，人们聚族而居，相依为命，就必须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周公旦的礼乐文化设计，奠定了中原文明的基石，孔夫子赞赏“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随着儒家在中国政治方面的主导地位巩固，周公的文化设计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酒，这股据说是商纣王败亡的“祸水”，自然也包括在周文化的设计之内。

酒的诞生和享用，关系到人类文化的一大问题，即中国文明的转型。有人说，“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正可以说是一种‘酒神阶段’”。

这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们同意传统史学以“尧舜禹”为“上三代”的说法，代表中华文化的发轫，那么前面曾说到“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足证中华文明的起始并未沉湎于酒。如谈的是“夏商周”三代，那么商周之际实际上存在文化转型，恐怕不能以“酒神阶段”一言蔽之。

疑古派曾怀疑禹爷“是一条虫”，所谓尧舜禹“上三代”不过是传说之事，不足为凭。鲁迅《故事新编》写《补天》《理水》，还对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开了点小玩笑。事实上，随着夏、商以至更加古远文明陆续在出土文物中有所发现，已经证明了疑古派的整体失误，中华文明甚至比传说更加源远流长。

夏朝留下的文字还不可考，从甲骨文字看来，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殷商时代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殷商部族是以工艺和流通业立国，今之所谓“商业”“商人”本是指其周代殷商部族遗民从事的专利，酿酒、饮酒遂成为一时风尚，今存甲骨文卜辞中“酒”字屡屡出现，就是明证。

那时的酒，确也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师饮用以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正因如此，后人认为殷商时代既是迷信天命的时代，又是醉生梦死的朝代。文献上也说不仅商王“惟荒腼于酒”，而且臣民也“庶群自酒”，以致腥气传到天上，而末世尤烈，“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