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理想与热情：朴素、单纯的人性之美

《百合花——茹志鹃小说选》一共收录了十三篇小说，都是茹志鹃的经典之作。其中，前八篇小说发表于1957—1962年之间。这些小说既展现了革命的理想与热情的主旋律，又表现了朴素而单纯的人性之美。我们可以根据题材的不同，把这八篇小说分为四组。

第一组小说是《百合花》和《同志之间》，主要凸显的是军民、同志之间的情谊。《百合花》写部队即将发动总攻前夕，叙述者“我”和一位年轻的通讯员向老百姓借被子，以备伤员取暖。通讯员去了一位年轻媳妇家，无功而返，向“我”抱怨老百姓封建，不肯借。“我”和他再次前去，说明来意，借来了被子，也知道了这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的新娘子，这条缀满百合花的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当晚战况惨烈，不断有伤员下来，通讯员也在战斗中牺牲。前来包扎所帮忙的新媳妇毫不吝惜地把被子铺进棺材里，让“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是茹志鹃最受关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简单的情境中，蕴含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在百合花这一意象中，在围绕这一意象展开的叙事中，革命、战争与死亡的主题，以及爱、理解与纯洁的情感，都得到了诗意化的表现。茹志鹃称这篇小说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十分贴切。

《同志之间》写的则是革命队伍中，炊事房的老张、老朱和小周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小周年纪小，老张总是照顾着小周，小周也几乎把老张当父亲看待。但是，老朱就有些看不过去，见到老张对小周的溺爱，总要说道说道，小周也对老朱十分不满，由此引发了种种矛盾。可是，当老朱掉队时，小周却十分挂心，宁愿减掉自己的东西，也要把老朱的东西带上。幸而，最后老朱平安归队，老张和老朱又恢复了一个无条件爱护后辈、一个想要历练后辈的矛盾状况。有趣的是，小说以老朱一边闹意见，一边为小周打草鞋的情景收尾。这两篇小说虽然是革命历史题材，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百合花》第一次借被子时的误解，《同志之间》老同志们围绕帮助还是教育后辈时的不同意见，都以人与人真诚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为结果和前提。

第二组小说是《春暖时节》和《静静的产院》，写女性的自我反省，追求进步，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春暖时节》一开始，妻子静兰忙于家务，面对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冷淡，心里感到委屈。一次偶然机会，她主动承担起一项对于生产活动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想到的是，丈夫不仅帮助她完成了工作，还恢复了对她的温柔和爱意。由于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他们的心终于又相互靠近。《静静的产院》写负责新式产院的谭婶婶，见到比她还先进的年轻的荷妹时的复杂心理。一开始，谭婶婶看到新来乍到的荷妹毫不客气地对产院进行改造，很不习惯，心里有些不满。后来，她猛省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她对荷妹的意见，就像三年前旧产婆潘奶奶不适应新时代一样，是完全不应该的。何况，就连潘奶奶现在也改变了。在荷妹的帮助下，谭婶婶也鼓起勇气，不再简单地打电话给医院，而是学着给产妇做手术。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茹志鹃鲜明的女性意识，她通过女性在承担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时的特殊表现，来叙述她们心理的变化和意识的成熟。第一篇以家庭生活为视角，通过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来弥合情感的裂痕。第二篇以产院为场景，通过“生产”这一特殊的生活内容，来反映女性在自我意识上的变化和工作能力上的提高。

第三组小说是《三走严庄》和《高高的白杨树》，其创作方法是围绕人的变化（人的命运的可能）来写。如果说第二组小说中，人的变化是具体而微的，详细描绘了人物的心理，这一组小说中人物的变化则更加宏观，是整体性的彻底改变。《三走严庄》写的是“收黎子”，从“我”三次见到收黎子，描绘了她的三个典型的精神面貌。第一个精神面貌是一开始的妇道人模样，虽然她关心土改、不畏惧反对势力，但是，还不敢像男人一样当家做事。在“我”的鼓动下，她才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了她作为女性在土改动员中的感染力。第二个精神面貌是她与地主的正面抗争，她铭记从前母亲所受的折磨，忍受住失去孩子的痛苦，坚决反抗，展现出女性坚忍的力量。第三个精神面貌是，她成了女民工中的队长，到过前线，送粮食做后勤，展现了她不仅在与地主的个人斗争中取得胜利，还正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解放全中国、解放他人的事业中，个性也变得更成熟、有魄力。这三个精神面貌像三幅剪影，突出地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成果，也展现了土改与解放战争相结合的历史真实。《高高的白杨树》写“大姐”张爱珍。“我”在部队认识大姐时，她三十四岁，是名护理员，是个沉默寡言、比实际年龄更衰老的形象。大姐工作认真负责，却不幸在一次运送伤员的途中失踪。于是，很大程度上，“我”对于大姐的认识，是通过寻找展开的。“我”在去大姐的家乡寻找大姐的过程中，认识了养兔子的姑娘小爱珍，也听说了爱唱歌的小凤儿受到地主欺负（十八岁），又被卖到伴云庵的故事。而她的卖身契上的名字，又写着蒋月珍（二十一岁）。大姐、小凤儿、蒋月珍，她们似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她们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都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们的理想、心愿，现在都成为现实。她们不敢想的，现在已有人在做了；她们不敢要求的，现在随手可得了。”显然，《高高的白杨树》不是纯粹的传记式的拼贴。作者之所以让小姑娘也叫作爱珍，正是为了通过这几种身份、几种命运，将旧社会与新社会中女性的人生境遇和精神面貌相比较，从而达到批判和歌颂的目的。

第四组小说是《黎明前的故事》和《逝去的夜》。这两篇小说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们都采用了儿童视角。《黎明前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从米米和小小两个孩子的视角，观察父亲每天夜里如何到阁楼工作，又如何被特务抓走，受到折磨，遭遇不幸。《逝去的夜》写被送到基督教孤儿院的女孩也宝的生活，写她如何逃出了孤儿院。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小说展现了孩童眼中的残酷的现实世界，小说也不黑暗，两个故事仍以非常理想化的方式结束。《黎明前的故事》最后上海解放，米米和小小也见到了妈妈。在《逝去的夜》的结尾，也宝独自在夜里行路，虽然疲惫，但她除了担忧哥哥，并不为自己感到害怕，因为，她已经学会了“一个人稳稳地在夜里走路”，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路是长的，但不能没有一个尽头！”

《逝去的夜》和茹志鹃最后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可以试着想象，一个走出了孤儿院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中，除了投奔哥哥，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出路。由于茹志鹃早年经历坎坷，到部队后才安顿下来，她亲切地把这里称为“家”。对她来讲，艺术的力量可以化为一种战斗的力量。因此，她的作品中常常洋溢着革命的理想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