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变调：向更复杂的世界追问

《百合花——茹志鹃小说选》的后面五篇，发表于1979—1980年间，反映了茹志鹃的创作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面貌。这些小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都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也越来越纯熟。如果说前期小说着重表现朴素、单纯的人性美与人情美，那么，在后期小说中则有了过去与现在、理想和现实的具体冲突。黄秋耘将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非常形象。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中有两个主要人物：老寿和老甘。主人公党员老寿始终代表着普通农民、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为民众的口粮着想。老甘是党员干部，他的变化极大，在老寿看来，老甘仿佛是变了个人：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为老百姓着想的老甘，另一个是“大跃进”时期弄虚作假好大喜功、不顾老百姓生活的甘书记。对于“大跃进”时期的乱象，是非颠倒，老寿十分失望。这反映了解放后部分干部的变质，暗示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茹志鹃巧妙地将四十年代解放战争时期与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交错着来写，并且加入了主人公内心的想象。不需要作者评价，读者便能读出其中的批判性和深刻性。同时，在叙事方法上，也可以看到茹志鹃对于时空交错、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的吸取和创新。

《草原上的小路》讲述在油田插队的三个年轻人小苔、杨萌与石均之间发生的故事。石均的父亲石一峰是高官，石均落难时，小苔对他十分同情。当石均的父亲得以平反，官复原职，面对石均提出的让两人关系更进一步的邀请，小苔却迟疑了。接受邀请对小苔的前途有好处，她也能回到南方，再说，他们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但是，她却难以决定是否要因此和石均确定关系。直到她看到杨萌为父亲申诉的求助信被石均父子丢弃时，才确定了他们不是一路人。小苔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石均则是“条件论”的信奉者，认为人情世故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他们父子会漠视同样遭受冤屈、处境艰难的同志的痛苦，不足为奇。小说展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节点，一些人得到平反，一些人仍在痛苦中挣扎；一些人回到家乡，一些人仍在当地劳作，一些人还寄希望于考上大学。正如题目所示：“草原”上的“小路”。小说展现的世界和人都较为复杂了，各自有各自的选择，各自寻找各自的出路。但小说还是借小苔最后的决定，展现了作者的道德评价。

《家务事》写的是七十年代初，丈夫去支援小三线，“我”从干校回来送大女儿娴娴到黑龙江插队的一个生活片断。此时小女儿淘淘正生着病，“我”拿着四天的病假单，想要留在家照顾女儿，结果因请假的人太多，一律不准假，“我”只好和大伙儿一起回到干校。当“我”担忧着女儿时，别人问“我”在想什么，“我”只是平淡地回答道：“没什么。不过是些家务事。”“家务事”三个字，说来简单平易。那么，家务事是否真的不重要呢？虽然小说主要写的是淘淘的病，但这背后凸显的是政治生活对家庭生活的侵占，以及家的分崩离析。

《儿女情》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风格复杂而成熟，艺术成就非常高。小说中，“我”前去医院探望病重的老战友田井。田井从前在革命中做了很多贡献，临死前却只挂念着她的儿子蒯池。一方面，她为儿子的前途操劳，做了很多努力。另一方面，她对儿子的女朋友汪稼丽十分不满，骂汪稼丽“妖精”，理由无非是汪稼丽爱漂亮、讲求吃穿的小市民习气。对于第一个方面，“家庭观念太重”是一种批评。对田井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以及那留给儿子的两间房子、五千元的存单（她虽然表态说要交作党费，临到去世时还是挂念着把钱留给儿子）。在革命话语里，“儿女情”和革命是矛盾的，当她怀有儿女情时，就不是最纯粹无私的革命者了。尤其她认为革命已经坐稳江山以后，儿女就占领了革命制高点。对于第二个方面，则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田井不满汪稼丽，更不满她带坏了蒯池。小说写“我”想象汪稼丽在田井的房子里走动，“她微笑着在向我说话，但我听到的却是蒯池的声音”。这里的描写十分精彩，可见，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婆媳矛盾，实际内在的是母子矛盾、代际矛盾，是革命、理想主义与小市民“过日子”之间的矛盾，也是革命的生活方式和革命以后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方面实际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我们如果能理解田井的儿女情，就应该理解她的儿子和女朋友想要好好过日子的愿望，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所以，蒯池激烈地申述道：“她是望子成龙，可是，她的职位又够不着使我成龙。”“我不是龙，我只要好好地生活，懂不懂？好好地生活。”

田井是个复杂的形象。回忆过去，那是充满着青春与战斗、艰苦和快活的生活，已经逝去了的生活。但人不能停留在过去，时代也不会停留在某个理想的阶段。一边是一个人在革命阶段与革命后生活的分别，另一边是革命以后各自的生活产生分别（比如地位高低的不同，田井从前的战友尤梅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妥妥当当，却不愿意帮助她安置蒯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更复杂、更现实的生活。因此在昂扬的日子过去后，加之丈夫的死、身体的病，田井的生活显现出衰颓与低迷。除了儿女作为个人感情的托付，革命还遗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革命的成果由谁接班。“我”想象着汪稼丽说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有私下养活着的封建主义，杂居于一代。这是杂居的一代！”因此田井越是临近死亡，这个问题就变得越迫切，因为她无法交割这个世界，不知向谁交割。小说发出疑问：“生活在走向前，它将走到哪里去？”

《一支古老的歌》同样反映了老革命忧虑子女问题，为之奔走，也目睹了干部风气的变化。但这一次，茹志鹃把儿女情和子女世代新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由于女儿泱泱的坚持，和她爱的冒华的淳朴，小说自然弥合了革命精神向谁传承的矛盾。这新的理想主义，仍然在民间，在底层。因此，可以说这支古老的歌，仍在继续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