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们是害虫

g　作家班班徽

在遥远的惊人的地方，一只孤独的西北狼仰天长啸，厚厚的圆铜牌内，除去闪闪发光的眼睛，就是黑漆漆的夜色了。这个图案是西北大学作家班的班徽。这显然代表着那种最时尚的新思想，即通过流放拯救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比别人更清楚，那个地方远在梦里，清醒的时候谁也无法到达。

创造精神的异常疲倦才使这群文化圈子边缘的人步行到文化的中心地带。刚刚走进高等学府，穿起整洁的衣服、系好风纪扣，腋下夹着课本，愉快地模仿学者的步子。在成绩单上但求过得去，中午时候睡得美美的，而且不停地抱怨伙食太差，以此掩饰心理上的不适应。他们就像身体虚弱的人喝了太多的鹿血之后头发一绺绺脱落一样，自己让自己露了馅。很快，他们又恢复了以往的老样子，拎着酒，几个人凑在小屋子里，一直虚度到子夜兴致大发时才散去，各自伏在简陋的写字桌上，直到太阳升起时，他们才上床睡去。

这是作家班学员的基本形象，谁也改变不了他们。承办作家班的学府最初都对此怒不可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接受飞走了的蝉留在树枝上的壳一样。蝉壳是一种中草药，校方不得不这样想——可以用来治病。

谈到纪律，这些人简直就是纺织厂角落里的线团，一团糟，另一团更糟。恶作剧、酗酒、无休止的爱情短剧，乃至深夜两三点的歌声，这一切都让纪律的制订者神经疼。这些人绝不团结一致，类似刺猬的组织，在自己的角落里倍感孤独，聚到一起又相互扎。

他们居住在大厦的顶层，一切都在脚下，而教授也不过是一本落满尘土的字典，在他们眼里，“红作家”是一部部走运的机器，他们古怪地抱着“老一代死去，新一代诞生”的念头，甚至无端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庄稼，有一种重任即将落在肩上的责任感。对自己的崇拜，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精华，成为自己的神。

这种美景每隔几天就在梦里重演一次，在清醒的为数不多的几天里，就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一个例子很好地证实了这种对自己的双倍折磨，一个人在梦中梦见自己在舌战中败北，于是懊恼不已，但醒来却意识到对手所说的话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因而欢欣鼓舞。说穿了，这些人是一群努力成为“作家”的作家，他们把自己拴在一根粗木桩上，然后转圈走，以图加重自己的脚印。

他们是在对自己不满或失望之后才来到作家班的，为了打破已有的“家”，他们急需建立一个新的家，以便自己流浪的心灵可以舒适地躺进去。但这个新家在云里，他们自己比云更渺茫。

大学生活是他们的一个新开始，不是做为新学生的开始，而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在门上锁了两把锁，钥匙已经丢在了路上，他们回不去家了，如果不想死在路上，就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去处。

他们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在一次大学生组织的晚会上，组织者请作家班的学员唱一支歌，一位诗人站了起来，高声唱起美国来福灵广告：“我们是害虫……”

其实，这种虫害得更深的是自己。

h　再造的现实

我面前有一幅画，画面是一个被弄乱了的房间，色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冷色调或暖色调，它像一块拼图板，几把木制椅子或前或后地围住一张圆形的石头桌子，几个不洁净的盘子叠起来，地板上的烟蒂被粗略地扫走了，烟灰的痕迹明显可见。四周的墙壁很模糊，叠起的盘子是画的核心部分，石头桌子让人感觉非常沉重。

这是一个热情冷静下来的场面。

这幅油画有一个非常遥远的名字——静物。画中的一切太真实了，比真实还要进一步，对真实可信的再现足以让人产生虚幻，画中的静物太遥远了：盘子已经用过并叠起来了，椅子是坐乱了的，石头桌子在下沉，烟蒂被扫走，烟灰飞起又落下，墙壁在向后退着，我甚至辨不出画家让光线从哪里照过来，一切都很紊乱，一切都是发生过了的，遥远的在你记忆里的某个边缘段落，类似在高原上发现的一堆陈旧的篝火灰烬，你猜不透火苗在什么时候曾把一些什么样的脸孔照亮。

这是一堆不正常的静物。

对作家班学员的通常性描述是：这是一群不正常的人。

我感觉这更多的是对作家的不理解。在生活习惯上作家们显得怪异，有些人故意求异以达成心理上的平衡。一位诗人向我解释“奇怪”二字，奇是“大可”怪是“圣心”，这种思维有板上钉钉式的深入之嫌，钉子陷进去不可自拔。

一位给作家班授课的教授向我透露：“这是一群不正常的人，他们服饰古怪，有的蓄了满脸胡子，有的干脆剃光，更多的人衣冠不整，好像故意破坏自己的形象。他们的思路更邪，过分强调反应，好像一直在用小脑思维，但我能理解这一点，他们是作家。”

其实这位教授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迁就了一些作家意识中的黑点。但这位教授的这种看法又是非常普遍的，在人们眼里，作家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不这样，反倒不正常了。提起作家，诗人，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酒徒”“疯子”“风流”等词汇，李白的酗酒，杜甫的贫寒，屈原的落魄，柳永的放浪，几乎成了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这种个人性情的糟粕不知道经过怎样的教化才如此被人认可，并坚固地深入人心。一些“作家”“诗人”也在故意寻求着，在吃猪肉的时候，连猪毛一起吞下，有的似乎只对猪毛感兴趣。

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们很不理解这一点，米切尔先生很困惑地让我解释一位画家送给他的一幅水墨画，画上李白正扭曲着身子仰脖畅饮。这位美国教授极推崇李白的诗歌，他问我：“这位大诗人都是醉成这个样子之后再写诗么？”我说：“他写出后才醉成这个样子。”他又指着题名《诗仙》的画说：“画家告诉我，李白醉了一下子能写三百行。”我想了想回答：“是有这事。但那些诗他醒后都烧了，没能留传下来，而且为自己害羞。”

确实，让他从西方观念中诗人的“严肃”感一下子进入中国观念里诗人的“幽默”（滑稽）感是非常难的事情，他离开中国时还是不太懂。我估计，他回国后这将是他研究的又一个课题。

中国教授对作家的理解，很类同于美国专家对李白的不理解。教授是中国文化长河中浮游的小船，他熟悉水性，但尽管如此，他只能浮在作家的水面上，无法深入他们的水中。其实，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不适应。

我想打这么一个比方：雨天针对晴天是反常的，醉汉针对清醒的人是反常的，但是在大雨中摇摇晃晃的一个醉汉，在人们眼中就是正常的了，理由是那个家伙醉了。

现实是一种真实，再现的现实就是虚幻了，也许这正是艺术的精妙之处，比现实更进一步达成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

作家班学员们的“自由与放任”每增加一分，实际上就意味着用螺丝又把自己拧紧了一圈。

i　报告文学作家

“好朋友，再接再厉，向着缺口冲去吧！”

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这句台词，来比照当前文坛异常“活跃”的一支创作队伍再恰当不过。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专业作家”，精力旺盛，目的纯粹，一个人的足迹可以比得上一群山羊。他们像在梦里一样在一个个陌生的地方飞进飞出，唯一清醒的是哪家工厂给钱就铺哪条路。这些作品几乎完全与艺术脱节，其感染力下降到乡镇企业的大门内，这些“慷慨好施”的工厂大部分是刚刚改建的，大门上新刷的油漆，产品还在冒险的试制之中。但作家们拿到钱后，这里就遍地鲜花，满纸的文明和进步了。这批作家的写作代表着一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成熟，仿佛一个人从幼年直接进入了成年，陕西土著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新著《人迹》中写了这么一个人：

一位朋友给我说，某庄有姓黄的人，其妻秃顶，自己也干脆不留发。见外人都经营生意，他便在家中自制一种农药，宣扬毒性无比，见虫杀虫，畜沾畜死。画有骷髅形的农药制出后却无人肯买，又耗去许多积蓄，妻生怨恨，渐恶声败语，常言米面夫妻，既然少米无面，夜里就不同床共枕。黄人被妻瞧不起，外人更不把他当人看，恰一家报社拉赞助，他找到了记者。

“我可以赞助！”他说。记者瞧他形象猥琐，问：“你有企业？”“我有农药厂。”“你出多少钱？”“五千。”“那就只能写五千字了！”

自然黄人就有了厂长头衔，自然黄厂长就是企业家，制造了三〇农药，自然有一篇五千字的报道登在报纸之上。

社会对于广告已失去信任，对报道却无限神秘，于是这农药销路挺好。

——《门》

在贾平凹的这扇“门”里，是“黄企业家”找到记者，但在几所大学的作家班里，同时活跃着数支创作小分队。“作家们”直接敲响“企业家”的门，在县城，像过细筛子一样不放过一个稍稍成形的颗粒，目标大部分是乡镇企业，或个体工厂，这些单位可以拿到现钱，不像国有企业有着严格的财务制度。在贾平凹叙述的故事里，黄企业家发财之后，对“秃妻”渐感厌恶，她一气之下喝了三大碗“三〇”农药，但结果寻死不成，反而觉得饥肠难忍。

中国人的生存观念从几千年以来的“雨打出头椽”，一直保持到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老黄牛精神，而经七十年代匆匆迈进八十年代后，这条线索突然断了，仿佛一条内陆河突然在沙漠中干涸。广告一下子充斥了电视、电台、报刊、墙壁乃至电线杆子。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意识上的进步，但它的断裂太突然了，像一个人一下子磕去了两颗门牙，看上去恍惚以为是个豁口。

许多人向这个豁口冲来，自以为找到了时代的脉搏，而为时代切脉正是当代作家的责任。有人做了统计，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间，全国各级出版机构出版的这类报告文学专著，及报刊登载的“企业之星”类的报道，相当于这几年各类纯文学作品总和的一半。

作家班几乎成了“报告文学”空军基地，每月都有数架飞机对企业轮番轰炸，一位刚刚从下面回来的“飞行员”风尘仆仆地告诉我，“这个县已经筛过三遍了，可我还是拉到了五家。”某省有一家杂志，办刊宗旨是刊载纪实文学，但一九九〇年全年推出的几乎全部是这类报告文学。杂志社内定，作者拉到一家工厂可从“赞助费”中提成百分之四十，而且稿酬从优。编辑则按发稿比例参与社里分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家刊物“企业之星”期期爆满，其中大部分撰稿人是作家班学员。

我认识的一位作家班学员，从入学那天起不到两年，就写了一套“中国当代企业家”丛书，已出版四部，还有三部已交付印刷厂，每本书收录十二颗“名星”，所有赞助费用统收囊中。整整两年他仅写了两个微型小说，还被两家省级刊物退了两次。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作家和企业家基于各自弱点的各种合作构成了一种文学新世纪的幻景，进而使我们古典文人的纯理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目前，文坛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当代文学的希望在于向新崛起的商业借一点自信。有些作家甚至古怪地认为整个艺术世界正在堕落，已陷入硬币铜板的小方框内，他们坚信拯救文学唯一的灵药就是现代商业，这些人张着小嘴，露出了一排包了金的假牙。

确实，我们身居的是一个市场的、股票的、甚至是乡镇企业的时代，而且这是大趋势，是势不可挡的潮流。居住在我们后背的美国人一个世纪以前就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正是由于一八九〇年的芝加哥世界经济博览会的开幕，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腾飞，才促进美国文学建立了自己的根。我们文学的根已深深置入两三千年前的土壤之中了，庞大的树冠几乎落光了树叶，而急需注入一种全新的活力。

文学确实应寻找出路，但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这种不加思索的走法不行，向商业借自信绝不等于发文学财或出售文学，因而我们必须修正自己走路的姿态，但对此似乎谁也无能为力，贾平凹在《门》的结尾处也无可奈何地写道：“那门在半开半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