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中楼阁

d　营养不良症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他困难地操着普通话，他来自中国南部的一个县城。

“你们开过什么课？”我问。

“摄影、版式设计、印刷。”他答。

“印坏了呢？”我问。

“有消字灵。我们学过消字灵的使用。”他答。

这不是杜撰，我是在一所大学作家班招生办公室门外的草坪上见到他的。这所大学的招生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省作家协会会员，以及专著或相当分量的作品。他当即给我看了毕业证，当然是复印件，他的照片在有点发黑的纸上比较清楚地印着。

我不知道他报考的结果，但可以肯定不会考中。一盏灯点燃后，赶夜路的人走来的同时，蛾子也会飞过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条可以理解的是，作家班学员普遍营养不良，这是这些受教育程度参差不一、年龄差距较大的作家班学员唯一共同之处，这也是他们到学府中来的唯一原因。

他们从各个角落走来。大多数早已成家婚配。山西《长治日报》副刊编辑王立敏在西北大学注册的时候，她的女儿十七岁，很多人几乎都是攥着心来上学的，咬紧牙重新过起了单身汉日子。

他们错过了太多的良辰，在读书的年龄没有书读，在思考的年龄没有想到或不敢思考，在不该上学的时候却做起了学生。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剧。

“深夜静对鬼子书，晨来背诵ABC”。

这是河南作家苗纪道（《莽原》编辑）在他宿舍房门上写的一副对联——他颇形象地概括了作家班学员的这份缺憾。

月上中天，窗子关上之后，现代西方的创作理论及创作实践潮水一样漫上干渴的沙滩，时间太短暂了，这几乎是这些人一致的感觉。他们再次回到读大部头书的年龄，把一本本书摞在桌子上，一页一页系统地阅读自己。

英语几乎是所有作家班学员最头疼的东西，它像一片无望的水域，让这群根本没见过水的人从此走过去，纵使这片水域不宽也不急，但他们必须从ABC起步。

西北大学外语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李贵仓头疼地说：比教小孩子走路还难，他们的膝关节锈住了。在教作家班英语课之前，他一直带着“托福班”。

闲谈请勿超过十五分钟

我的一位朋友陈焕新去世了。在一九九〇年六月里一个炎热天的瞬间，甚至他的精神也永远地消逝了。他是西北大学作家研究生班学员，时年三十八岁，生前住在我的隔壁，与我仅有一墙之遥。他家住安徽阜阳市。那里最主要的一条大街也常常尘土飞扬。一九八六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里市政府招待所一间潮湿的房间里，我们一见面便很投缘，经常谈到很晚，两小瓶白酒加一点卤豆腐。以至于几天后离开那座小城时已经相当难解难分了。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西安，在西北大学十一舍四楼，我们成了很好的邻居，他总是在半夜一两点钟找我要烟。他敲门声音很特别，就像他走路的姿势一起一伏的，每次总是说同样的话：“又没了，明天多买两包。”

他的创作时间全部安排在晚上，从晚上八点钟开始，他就插紧了房门，开始守着一盏十二瓦的台灯拚命。那盏灯一直持续亮到凌晨三四点钟，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得背诵英语单词。到一九九〇年六月份，他终于拚掉了年轻的生命，留下无尽的凄凉和寂寞给他的妻子和十岁的女儿。九月份，处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巨大的痛苦使她显得憔悴和虚弱，她是职业演员，话剧的舞台垮了，现在只好“待业”，当房子显得空荡荡之后，苍白的墙上隐在英语单词卡片之间一张长方形的纸条吸引了我的注意：闲谈请勿超过十五分钟。

他的经历很简单，插队、回城、任话剧团编剧，到西北大学上学前是阜阳文联专职创作员。陈焕新不是那类才华横溢的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感到他的写法很累，他经历的那些生活，像质量不过关的啤酒中的漂浮物，漂在他小说的表层，很明显是因为没有“发酵”好或是因为“过滤”不清，他意识到这是他小说的主要病灶，当我提出这些看法时，他认真地接受了，他说：“这是技术问题，我正在拚命过关。”

陈焕新的呼吸停止在通往作家的路上。他的死因很简单——肝癌。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他几乎刚刚踏上起跑线，就被自己罚下场了。

f　穷教授的报酬

一件夹克装，左手几棵葱，右手一块豆腐，在晚饭之前匆匆走回家，在学院区这是教授们的生活照。按照惯例，晚饭、新闻联播之后，他们必定要散散步，这不是源于清高，大多数是想散散刚才与小贩们讨价还价时憋的气。一位老教授无限向往地回忆道：我父亲解放前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一件青袍长衫，右手托着鸟笼子，左手长袖一甩，悠悠哼几句西皮流水。

改革风起云涌之后，大学教授们依然两袖清风，手里的葱和豆腐沉甸甸的，一天重过一天。

一位县级农民企业家进入一所大学某系主任室：“我出十万元钱支持教育事业，你们收我两名学生。”

系主任想了好一会，握手成交了。他愁的是这两个名额的指标从哪里挤出来。

他别无选择。办公桌上放着十余份“失窃报告”了，老师居住条件太差，他早就想能有一笔钱给每户安上防盗门。出版界两条腿走路后，许多人发了出版横财，畅销书作家层出不穷。一位退休的古汉语教授苦思冥想几个月，一本新著出笼了——《蟋蟀示秘》，全书分为六章，a.种的辨识（上品、中品、下品）；b.器皿的选择（配十五幅明朝以来的拓片）；c.蟋蟀的分布与捕捉；d.最佳斗法；e.青春期喂养；f.蟋蟀的“房事”特征。

这部十二万字的手稿经过几位出版商之手，半年之后又回到教授的手里，没有人对这种纯“专业书”感兴趣。我登门拜访的时候，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正伏在地板上，和一群孩子斗蟋蟀。

由高等学府承办“作家班”的功与过，在一定阶层内正在进行着辩论。这个问题如果放到文学史的角度去想，可能会积极一些。文学史可能属于远水，但教授们收到的给“作家们”授课的费用，纵然微薄，也多少能解一点近渴。

从政策上讲，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合乎改革大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