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伶人的原罪身份

关于古代伶人的出身，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巫觋。我在《论戏剧起源的性别主题》一文中曾经论述巫觋的社会“表演”及其身份问题。“通神的巫术和图腾‘表演’，在原始舞蹈和哑剧历史性的延伸中，最后形成为世俗而自觉的戏剧表演。在这中间，存在一个漫长的演变地带。巫觋，则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⁶⁾应该说，巫觋与降低标准之后才能发现和承认的原始“表演”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巫觋作为神职人员，社会地位颇高，在“社”的社会组织中，巫觋除了祭祀职能，还有更为重大的氏族管理职能。在巫觋的祭祀活动中，往往也传承了氏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且还担负着医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巫觋是中国最为原始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巫觋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女巫，必须考虑她是否具备歌舞与表演的形貌和才能，杨慎在《升庵集》中称：“晋《夏统传》：女巫章丹、陈殊二人，并有国色，装服雅丽，歌舞轻徊。”⁽⁷⁾中国云南民族民间，“一般的女巫，都是生得风流多姿，体态妖娆，歌喉清脆动人，手腕灵活的年轻女子”。此种挑选标准，自然与歌舞和表演是女巫最重要的事神手段有关。

巫觋与优伶的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渊源关系；另外一种观点则否认两者是共同孕育和发展的关系。前者认为，“古优的远祖，导师、瞽、医、史的先路者不是别人，就是巫。……随着社会的演进，巫者技艺渐分化为各种专业，而由师、瞽、医、史一类人来分别担任，倡优则承继它们的娱神的部分而变之娱人的”，⁽⁸⁾“优从巫演化而来，仍然是祭祀礼仪的产物，但在美学职能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巫既娱神，也娱人，但外层目的是娱神，娱人只是一种‘副产品’；到了优，活动的目的已经完全转到娱人上来了”。⁽⁹⁾后者则认为，“优伶和巫觋并不存在渊源关系，他们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或姐妹，共同孕育于原始时代民间歌舞的母体，脱胎于奴隶社会初期，均是奴隶制的产物。出现于优伶与巫觋之前的原始民间歌舞，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发展到了奴隶社会，明显地沿着两种职能在延伸：一是继承上古人们以歌舞作为劳作之余的娱乐手段；一是用以祀神祭祖、既娱神又娱人的宗教礼仪。事为前者，是后世优伶的祖先；事为后者，即是巫觋”，“优伶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是直接、积极的，与巫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才是中国戏剧职业演员的真正先驱，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缔造者”。⁽¹⁰⁾两种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对于优伶和巫觋的区别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巫觋的地位比较优伶的地位要高出许多，甚至巫觋是古代社会或大或小的“精神领袖”，而优伶的处境远不是如此了。

应该说，两种观点存在差异，主要是运用何种标准衡量原始戏剧和原始表演的问题。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不管是两者存在着渊源关系，还是共同孕育和发展的关系，为何巫觋地位如此之高，而优伶地位如此之低呢？伶人的原始出身，乃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是罪臣家属出身。这种罪臣家属，分为平民罪人之家属和官吏罪人之家属。平民罪人之家属，如同前述《魏书·刑罚志》所载：“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百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这些平民“群盗”罪人，妻子被罚成为“乐户”。官吏罪人之家属，赵璘《因话录》卷一载：“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廷，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此为唐朝史实，蕃将阿布思获罪伏法，妻子也是成为“乐工”。后来，由于唐肃宗女儿政和公主的说情而获得了赦免，政和公主云：“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也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¹¹⁾这里也说明了罪臣家属被罚成为伶人，处境颇为凄惨，“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毕竟阿布思妻子被赦只是个案。明成祖朱棣对待建文诸忠的遗属，《国朝典故》载：“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¹²⁾根据墨遗萍《蒲剧史魂》考证，明代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子孙也被编为“乐户”，落身蒲州，称为山西乐户。前所论述的《唐会要》卷三十四载：“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诏太常乐人，本因罪遣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¹³⁾也说明了“因罪”成为伶人者，应该是不在少数。

这些获罪平民和官吏家属没有进行其他惩罚，而是“配为乐户”，在公众面前进行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种“游街示众”。作为一种侮辱性和人格化的惩罚手段，以此儆人，告诫臣民不得犯罪作乱，否则，家属就有可能成为“乐户”“示众”表演。这从“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也可以反映出来，它完全不是从演艺角度考虑，而是一种人格羞辱，是作为刑事处罚的配套措施，“其妻也同刑人”进行人格“示众”，一方面可以发泄统治阶级的怨愤，另一方面也可以警示世人。这种政治上的目的，也反映在“张氏旋故”，“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

应该说，“罪人之家属配没而为‘乐户’，并不自北魏始。其来源很早，《周礼·秋官》有‘司厉’之职，主司入与罪隶之隶。汉刘向《新序·杂事》言楚钟子期府中有击磐人，是因其父杀人按刑偿命，他才被没官至钟府为击磐人”，“我国的乐户制度，其名称虽始见于北魏，但《周礼》《春秋》时期实已有之。其来源为得罪没官之家属人等”。⁽¹⁴⁾因此，“罪人之家属配没而为‘乐户’”，自古有之，它是政权系统的一种政治运作手段，一种刑事“示众”惩罚。这种“得罪没官之家属”，应该是原始伶人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此，伶人的出身也就天然地被赋予了一种“原罪”的内涵。《三字经》称“人之初，性本善”，而对中国伶人来说，则是“业之初，性本恶”，他们是在戴“罪”从伶，为伶乃“按刑”洗罪。

二是战俘及其家属出身。《魏书·高祖纪》载：“沃野统万二敕勒叛。……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并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¹⁵⁾邓之诚《骨董琐记·宋官妓营妓》称：“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官妓之始。”⁽¹⁶⁾明代朱元璋将俘获的张士诚部下士卒之妻孥悉属别营，有数万人之多，曾经引起大臣异议，《明史·解缙传》云：“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¹⁷⁾战俘及其家属成为“营户”，性质如同“罪人之家属配没而为‘乐户’”，也是一种人格“示众”惩罚，达到震慑敌国或者敌方的目的，由此，战俘及其家属出身的伶人也就同样具有了“原罪”身份。

三是奴婢出身。在中国历代王侯、官绅家庭中蓄有大量奴婢，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以歌舞音乐侍奉主人，她们虽然与职业伶人不同，只服务于王侯、官绅家庭，却也是职业伶人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男女奴婢，如同主人的家庭财产一样，社会地位很低。他们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主人家庭以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去向就是流入社会成为职业伶人。此外，还有买良为优而成为乐户者，崔令钦《教坊记》载：“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之诌弹家。”⁽¹⁸⁾《武林旧事补遗·钱塘先贤》载，宋英宗时杭州知府沈遘，“郡人有贫不能葬及子女孤无以嫁者，以公使钱嫁数百人；娼优养良家女为己子者，夺归其父母”⁽¹⁹⁾，说明当时买良为娼、为优，并不少见。一些职业戏班也会购买女童培训成为伶人，徐珂《清稗类钞》载：“京师伶人辄购七八龄优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金台残泪记》卷三也载：“八、九岁，其师资其父母，券其岁月，扶至京师，教以清歌，饰以艳服。”李渔的剧本《比目鱼》也描写了一个戏班的班主，准备将女儿卖与他人为妾，然后用此钱购置“良家女”，凑成一个女班，“（净）请看五十两一封，共二十封。都是些粉边细丝，一厘搭头也没有。（小旦细看背介）他起先那些话，说得一字不差，我若有了这主银子，极少也买他十个妇人，就教一班女戏。一个个趁起钱来，我这分人家，那里发积得了”。⁽²⁰⁾应该说，这种买良为优而成为乐户者的案例，在史籍中颇多，“事实上，唐、宋、元、明那么多的娼优乐户，真正的由所谓‘十恶不赦’的罪人家族配隶者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误堕风尘之良家子女为娼为优者”，“买良为娼、为优，在我国历史上自古直至近代一直就是屡见不鲜之事。因之，一般普通人家儿女被鬻于仕宦豪门之家、娼优之门而成为伶人、乐户，亦是乐户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王侯、官绅家庭的奴婢出身，使伶人也同样成为卑贱一族，买良为优而成为乐户者也同样是贫苦群体，因此，在中国伶人的原始出身中，又沾染了卑贱和贫苦的成分。

四是贫苦农民出身。《周礼·春官》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娼矣。”唐代贾公彦疏云：“若今黄门娼矣者，汉娼优之人亦非官乐之内，故举以为说也。”⁽²¹⁾由此，这些“散乐”应该是一些流散于乡村城镇之间以艺谋生的平民。前所论及的《唐会要》所载的“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入考奏”，说明这些“散乐”很有可能也是农民组成，是贫困农民饥荒岁月的一种谋生方式。吴自牧在《梦粱录·百戏技艺》中也称杭州“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伎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²²⁾潘光旦先生在论及农民加入伶业的原因时写道：

农民之所以加入伶业，原因完全是经济的。伶是“贱业”，他们的亲戚朋友决不会赞成；但因为做伶人须得离开乡村，或因避荒避乱早就离开了家乡，亲戚朋友的耳目已经照顾不到，城市里的耳目虽多，却是新的，不大相干，无关通痒。所以在社会的毁誉方面，是不成多大问题的。⁽²³⁾

潘光旦论述的是近现代农民为伶的一些动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入伶可能主要考虑的并非是“在社会的毁誉方面”，而是“原因完全是经济的”。中国历代“乐籍”娼优不分，上述所论的罪臣家属、战俘、奴婢以及买良为优而成为乐户者，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应该是“大部分属娼，而真正的大部分戏曲艺人多属于一些农民在荒年歉月以艺谋生，稀里糊涂而被视为和进而成为乐户者”。由此，中国伶人的贫苦农民出身身份，又使伶人形成了穷苦的社会公众印象。

五是侏儒出身。原始优伶的主要职能是滑稽调笑，汉代史游《急就篇》云：“倡优俳笑观倚庭。”唐代颜师古注云：“倡，乐人也。优，戏人也。俳，谓优之亵狎者也。笑，谓动作云谓皆可笑也。”⁽²⁴⁾此外，原始优伶还兼有歌舞、音乐、杂技等职能。由于伶业有滑稽调笑的主要职能，具有生理缺陷的侏儒就成为原始伶人的来源之一。“做优人的往往是一个畸形变态的人，优旃于‘善为合于大道’的‘笑言’以外，同时是一个侏儒。春秋时期里，又有一个优施，曾在夹谷之会的时候，舞于鲁君的幕下，见《谷梁传》《孔子家语》及何休《公羊解诂》，根据后二种的参考，可知优施也是一个侏儒。”⁽²⁵⁾这种侏儒伶人，司马迁《报任安书》称：“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²⁶⁾除了他们的政治讽谏而被人指责为“馋贼”，可能他们的生理缺陷也会成为被取笑和蔑视的对象，故而“流俗之所轻也”。

由于上述五种原始出身的因素，伶人形成了一种罪、贱、穷的公众形象，具有一种出身带来的“原罪”，他们从事伶业戴着“原罪”枷锁，而且似乎一生也无法洗脱这一种“原罪”。“原罪”（original sin）概念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根据《圣经》所述，人类有两种罪，即原罪和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遗留的罪性和恶根，本罪则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其实，中国伶人后来的出身，已经不止这五种类型，前所论述的北宋伶人丁石即为士人出身，而且“与刘莘老同里发贡。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官宦子弟为伶的情况更已不是少数。还有一种是仆役阶级，因为他们与伶人阶级社会接近，娼、优、隶、卒都属“贱业”，被剥夺了普通各业的许多权利，他们从事伶业不会存在太大心理障碍。

但是，由于五种原始出身的“原罪”，它们是属于伶人始祖犯罪遗留的罪性和恶根，也是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后来其他阶级出身的加入，并不能改变五种原始出身的“原罪”公众形象，加上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原罪”公众形象已经凝固化了，甚至成为铁板一块，因此，伶人原始出身的“原罪”，已经限定了中国伶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