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¹⁾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是一些国家计划体制的形成以及后来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这一事件同样发生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从制度、发展、产权、信息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上述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更宽泛的学术领域，人们也思考了计划体制产生的历史和文化等原因。然而，以上两类研究还缺乏一个重要的衔接点，即一方面作为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一方面作为体制转型的被替代物，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或者说，它之所以曾经存在，至今还在个别国家仍然存在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一般认为，效率低下是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对此，吴敬琏分析说：“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²⁾

然而，计划体制并非总是效率低下的。20世纪上半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绩效提供了计划体制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实例。连萨缪尔森也说：“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在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经济是这样组织的经济，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很好。”⁽³⁾

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在政府体制的主导下，取得了几次明显的治理效果。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走出了在旧中国延续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怪圈，基本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方面的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全国完成的投资总额为550亿元，其中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投资为493亿元，超过原计划的427.4亿元。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总产值为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农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平均每年增长4.5%。在交通运输方面，1957年的铁路里程比1952年增加22%，公路里程比1952年增加1倍，内河航运比1952年增加51.6%。在商业方面，1957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74.2亿元，比1952年增长71.3%。在对外贸易方面，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加62%。在人民生活方面，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1957年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27.9%。此外，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9 454万平方米，支付职工劳动保险金、医药费和福利费共计103亿元，1957年在校学生数与1952年相比，高等学校增加了130.8%，中等专业学校增加了22.4%，普通中学增加了152.2%，小学增加了25.8%⁽⁴⁾。

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计划体制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率的？在什么情况下是效率低下的？弄清这一点，对深化理解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