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思想史的写法首先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根据上一节对经济思想的定义，一部经济思想史，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史。在经济学理论形成以前，它可以只是零星经济观念的发展史；在民众的经济观念尚缺少足够的研究资料的情况下，这部分的论述也可以单薄些。就现当代而言，笔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和其他人士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经济发展观点等，都是经济思想史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分析的重点不能偏重于技术性，而忽略其内在的思想价值。离开了其他人士的经济思想，没有对经济理论的思想挖掘，写出来的只能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理论史，不能算名副其实的经济思想史。
在已有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按人物分析是基本的写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有价值和颇具难度的方法。按人物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可能被认为是中国史家的“列传”笔法，其实不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对西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回顾，其章节安排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即使在最近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按人物分析也是经济思想史较多使用的方法，如泰萨·莫里斯—铃木撰写的《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厉以平译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刘宇飞、王长青、蒋怀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状况的著作中，按人物排列的写法也得到了采用，如J.R.沙克尔顿和加雷思·洛克斯利写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潘慕平等译，胡代光等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地介绍个人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在一个日益强调制度、学派、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集合体的年代，这样分别地对个人进行考察，大概会被看作相当古怪甚至精神不健全。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主人公中很少有几个是能够归并为一类的，除非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的类别，但这种分类法无助于说明问题，而只会掩盖问题。此外也许应当承认，我们在方法上有这样一种倾向性的看法：尽管经济科学数量化的性质日趋‘明显’，但经济学中大部分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是需要通过解释和辩论来解决的，所以这里个人的作用仍然如以前那样重要。”(15)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中外学者普遍采用按人物分析的写法是有道理的(16)。第一，这种写法在思想史资料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具有可操作性；第二，这种写法较能反映思想家本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第三，这种写法有利于清晰地勾勒出某一种理论的原创、发展的脉络，从而确定提出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发现越是到现当代思想资料越多，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也不仅限于思想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常常引起许多相关的学术争论或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按人物分析的方法变得困难了。以另一种眼光看来，也许显得陈旧了。但是，与后来陆续出现的其他写法相比，按人物分析的体系结构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这是由于：第一，思想是由单个的思想者提出的，思想史的过程由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和作用力的思想者的思想理论构成，没有了人，思想史就没有内在的激活动力和逻辑轨迹；第二，即使在思想活跃的学术繁荣时期，真正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也只是那些主导的、创新的、对社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观点和理论，思想史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搜罗一个时期的全部经济思想资料（在这些资料中，大部分往往是平庸的、人云亦云的见解），也就是说，在研究有丰富资料的现当代经济思想时，其他的分析方法还不具备取代按人物分析的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示某一种有价值的观点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里，一个重要观点由谁首次提出、在何时提出十分重要，照时下的说法，这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是与国际学术规范的接轨。要行使这一任务，按人物分析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第四，各种新的叙述方法对于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都是有益的探索，但这些方法如不以人物的个体分析为案头准备，有可能是割裂的、观点综述式的，这将成为学科研究水平提高的另一类制约。
陈岱孙说过这样的话：“浸润于经济学说史教学研究久了的工作者，在接触到某些新人、新说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新人、新说，在一本经济学说通史中，可能占的篇幅，作为评价其地位和重要性的标准；经常自问，这些新人、新说在若干年后编写的经济学说通史中，所占篇幅是一章、一节、一段、一句或只是一个提名，或者连名字都提不上？”(17)他还说：“这个习惯，应用于对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中的人物、学派、学说的衡量，也较过去任何时期为繁难，但却似乎更有意义。”(18)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写法，中外学者，国内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不乏共识。
在很大程度上，按人物分析的写法被其他方法所取代，并不是由于它的传统，而是由于它的困难，当需要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时，尤其是这样。它需要研究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时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下并不“经济”。我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所以富有魅力，主要不在于它的现实功用，让习惯于精神快餐的现代人按图索骥，为我所用，而在于它的深沉和底蕴，它在冥冥之中为人类发展规划路径。冰川的雄伟是由于它的七分之六在水下，与拍脑袋出灵感的新体系不同，厚实的经济史学哪怕一时间没有炫目的华厦，也将以夯实的土基显示其价值。这就需要坐冷板凳，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十年磨一剑。在行文时恪守规范，注重史料整理。用史料说话可能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引证烦琐，但正如尹保云在《从引证问题看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一文（载《学术界》2002年第2期）中所说：“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对以往学术传统（文献）的研究，它是长青的；另一个是对现实世界图像的探讨和思考。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有一半是整理和提炼以往的知识，而且这一半可能是更‘基础’的工作。引证不仅不与创新对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以实现新的传播。这个提炼过程就像从矿石堆里提炼黄金一样，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别人忽视了或不知道前人的某个有价值的论述或思想，你重视了（引证了），本身就是一个贡献，一种创新……引证的内容，既是对他人思想或论述的转述，也是引用者的智慧的结晶。”
还有一个写法上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统计数字。就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比较重要的统计数字有四种：①关于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统计，包括论著的出版、学校的开课、留学生的派遣和回归等。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李竞能的《论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传入中国》（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稍后，戴金珊的《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戴金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做了大量的补充考订。②关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学著作的数量统计，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了基础性的整理工作。从该书第16章起，胡寄窗分别用页注和文中表格的形式，在“五四”以前近代经济科学的传播与发展概况、“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济科学的发展概观、20—40年代的经济学基本理论、20—40年代的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等章节中加入了具体的著述数量统计和简要介绍，而且这方面的文字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③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理论著作的数量，胡寄窗和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专辟一节作了统计，分析的内容包括总量统计、分类统计和著作综述。④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界影响，林毅夫和胡书东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一文中给予了关注，他们通过华人在国际学术界最具权威的七份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统计，证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增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的。
运用数量统计来论证经济思想的发展进度，有助于加强经济思想史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有时甚至还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的作用，假如把前面第一种统计和第四种统计对照起来看的话。但对数量统计在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可信程度，必须有所鉴别，应保持理性的学术心态。其一，在崇尚学术成果数量化考核的社会氛围中，许多为了评职称而发表的“论著”不见得能说明经济学的繁荣或深化。胡寄窗曾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某位多产经济学家，说他“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四这十八年中共出版了三十五本经济学专著，其中仅1929年一年就出版了十三本”，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他的书有一定的市场，但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的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19)。显然，此类为稻粱谋而问世的经济学成果至今尚未绝迹。其二，在经济思想论争、发展的过程中，双方论著的数量并不总是与观点的正确与否成正比。例如，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以后，有200多人发表署名文章进行批判，以至于这位年近80的经济学家“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20)。这里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其三，用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这也是值得讨论的。中国的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产生的，它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能否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汲取，用国际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助于这样的汲取和反哺，成功的汲取也应当在论著的发表上体现出来，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中国经济思想（或理论学说）进步的一个方面的反映，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别，中国经济思想的实质性进步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外国学术期刊上得到完全的反映。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不可以计量。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既有才思横溢、论著富宏的，也有惜墨如金、厚积薄发的。科斯和哈耶克既有两个相同点：①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②都不以数理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又有一个不同点：后者有近十部专著问世，前者仅几篇论文发表，但他们的学术地位同样受人尊重。夏炎德在环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内经济学状况时，一方面批评有人“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蜡”，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21)，一方面则赞扬当时的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叶元龙“思虑明快，说理透彻”，特别是“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22)。所以，在分析一种经济思想的价值、评价一位经济学家的贡献、判断一个时期经济思想的状况时，对数量统计要做具体分析。
（原载《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1) 刘絜敖：《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页。
(2) 王亚南：《经济学与哲学》，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3)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页。
(4)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对象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学集刊》编辑委员会：《经济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5)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立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页。
(6) 同上书，第13页。
(7) 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页。
(8) 刘永瑞：《序》，靳玉英：《自由主义的旗手弗·冯·哈耶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9) 同上书，第2页。
(10) 参见许纪霖：《知识学术分子死亡了吗？》，《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11) ［美］道格拉斯·诺斯：《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12) 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页。
(1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4) 《译者序言》，［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刘民权、刘柳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5) ［英］J.R.沙克尔顿和加雷思·洛克斯利：《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潘慕平等译，胡代光等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
(16)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都是以人物分析为基本框架的，如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等。
(17) 陈岱孙：《宋承先等〈当代西方经济思潮〉序》，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7页。
(18) 同上书，第608页。
(19)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423页。
(20) 马寅初：《附带声明》，《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页。
(21) 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7—178页。
(22) 同上书，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