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把经济史学等同于经济史，意味着经济思想史不在经济史学之列。这种认定的依据之一，可能是因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是从经济学中同时分离出来的独立学科。赵德馨回顾说：“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研究，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了。从亚当·斯密起，或从分析经济历史中抽象出经济范畴和理论观点，或以经济历史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因此，在经济学产生的过程中，对经济史的研究就显示出它的基础作用。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从中分离出各种独立的学科，主要的有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15)显然，这种分离是近世以来科学研究专业分工的产物，它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精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科学研究相关门类之间的人为隔阂。
例如，经济是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研究经济史，不能离开人，人是经济史的主体，然而，怎样处理经济史中的人和事的关系却成了一个需要正视的难题。赵德馨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一文中写道：“我过去在写（或主持）断代的经济史著作时，心中也明确中国人是书的主体，也想写出人的活动……可是字面上却总是似乎只见事和物，不见或少见人。自己读来也感到不生动，因而不满意”，究其原因，首先是学科研究对象的限制，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某个或由某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经济思想，因而必须叙述具体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著述、生活环境，等等。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其中主要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史的学术（科学）著作中，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常常使用抽象的或概括的方法，难以写到具体人的活动”(16)。
再如，人的经济行为是由思想动机支配的，在研究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时，如果只关注事实本身，不去联系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可能影响研究的深度，对此，吴承明强调：“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而不是说制约，有两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如人民公社）；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在历史上称之为‘启蒙’。”(17)
赵德馨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揭示了思想分析与经济史研究的紧密关联。他认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回答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先进或落后，“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应从国家行为，特别是它的政策方面去寻求。换句话说，其所以领先，其所以落后，决定的因素不是地理、气候、人口众多等客观因素，而是国家行为，特别是政策。政策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是主流派经济思想的体现。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分析应采取这种思路，对每个时期经济发展分析也应是如此”。具体来说，“在考虑到各种政策的同时，主要要强调财政经济政策，要浓墨重彩地写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经济制度的决策，汉武帝的商业货币政策，唐代的两税法政策，明代的海禁与边防政策，清代后期现代化决策，1952—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1978年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等等”(18)。
把以上两种经济史研究中碰到的情况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远离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要把一个社会或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研究清楚，是有困难的。事实上，在回顾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时，有些学者把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作为一种重要背景加以分析。吴承明2006年出版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是在2001年发表的同名论文（收入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其中的增写部分很多是中国的史料及分析，例如，在第一部分“引子：经济史学小史”中，原先只有西方经济史学，后来加了中国经济史学(19)。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把经济史看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20)，他对历史观的阐释自然十分重视，但他所说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包括经济思想的。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的第三章“理性化时期的中西历史观”中，第二节写16世纪的反传统思潮，其中说李贽主张功利，在义利论上，李贽进一步提出“私”的论点，李贽也肯定“欲”是人的天性，李贽重商，他为历史上大商人作传，同情商人，更突出的是他对“市易”的看法，甚至说“天下尽市道之交也”，乃至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也是交易关系；又说，晚明时东林党人中普遍有“惠商”思想，并出现“工商皆本”论(21)。第三节写17世纪的启蒙思潮，经济思想的比重更大，如说黄宗羲把私与利提到人本性的地位，并从历史上论证，这种思想，几乎已超越了资本主义，除了工商皆本论，他的田制思想也很独特，即主张土地私有，此外，他还有改革田赋和货币制度的建议；说顾炎武在论“私”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不是把自私看作人的本性，而是看作社会发展的产物，他的经世之学中谈论最多的是田赋钱粮问题，目的在减轻农民负担，也提到发展纺织业和通商，以至开放盐专卖；说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首先是他的土地私有论，因而又有了“崇富论”，但认为王夫之的赋役论和商贾论是反历史的；说唐甄的基本思想是“富民论”，是一个市场经济论者；说颜元的实学是重功利的，均田论是颜元的得意之作，这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偿土改方案，其偿金相当于地主原有田15%的收成，连付30年，这对于后世用土地债券的土改法，是一个启蒙；说李塨同意颜元的均田方案，然而在17世纪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时候，却抱有返回自然经济的思想，实在令人诧异；说王源自称以“经济文章立门户”，所论重商一事最有特色，为推动商业的发展，王源精心设计了一套商税方案，他主张废除榷关，统一国内市场，是一个现代化的意思，等等(22)。由此可见，经济思想成了吴承明所分析的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方法论也许是一个更加无法回避的问题。赵德馨在回顾自己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经历时说，1984年写出“经济史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稿，1985年给研究生讲了一次，1991年，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谈出版事宜，“1992年，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几次想寄出，几次都犹豫了。原因是自己对书稿也不满意：对已涉及的问题，有些没有讲清楚；还有几个应该涉及的问题没有谈到。在这些问题中，我认为最难的就是方法，特别是分析方法。从1993年至1995年，陆续读到吴承明教授有关研究方法的几篇论文，使我有‘崔颢有诗在上头’之感，庆幸自己没有匆忙地将书稿交与出版社”(23)。那么，经济史学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吴承明持二元的看法：一方面，“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另一方面，“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都应视为方法论：思考的方法或分析方法”。怎样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的问题性质和资料可能，选用适当的方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24)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对经济学的方法起制约作用。
然而，一个学科同时运用两种平行的学科方法论，可能导致逻辑不严密或结论不一致。例如，在谈到用历史学的特长补救经济学的不足时，吴承明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加了如下一句话：“‘经济人’的假设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史基本上不适用。”同一部著作中，在论及社会因素对经济史的影响时，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考察非经济因素。有两项最大的非经济因素：一是国家，一是文化思想。与西方不同，中国经济自古迄今都是在国家的干预和参与下进行的。对于国家，不能像新制度学派那样用契约论和双方‘收益最大化’原则去分析，而应从历代政府经济措施的实效来评价。据我看，历代封建王朝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总的说来，功大于过，致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领先于世界。在近代史上，晚清和民国政府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方向和战略错误，结果是失败的。”在分析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时，他强调：“文化思想的变迁不是和经济发展如影随形，不能基于经济决定论。在我看来，儒家思想早已融合了法家、道家思想；到宋，又汲取了佛教哲学，并使自己理性化；至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随之，出现16世纪的反传统思潮和17世纪的启蒙思潮，一时生气勃勃。但是，入清以后，就在一元化文化专制政策的压抑下，偃旗息鼓，退回到汉经学去了。我以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指导中国向繁荣富强发展，是应该肯定的。最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大转型的过程中，它的先导作用失败，是因为17世纪的启蒙思潮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理性（价值理性），缺乏工具理性。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汲取了西方的工具理性，遂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成果。”(25)单独地看，这些论断作为一家之言都可以成立，但要对吴承明的观点有一个整体的、具有逻辑关系的理解，需要有更好的框架给予容纳。
在如何运用方法论问题上，严中平的看法给人启发。他认为：“历史感或历史观念是一切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人们探索的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就必须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去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也是历史性的科学，或历史科学”。又说：“科学研究无非采用两种方式，历史的方式，或者逻辑的方式”，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说，为了避开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不致打乱思想过程，“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26)。那么，作为具体学科的经济史，其运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严中平写道，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才得以确立，所以，“我以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归纳出抽象的经济范畴，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形成逻辑体系，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而经济史则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历史过程”(27)。这就是说，历史方法不等同于经济学方法，因为它是所有科学研究都需要的，具体到学科，经济史的方法主要应该是经济学的。
对此，赵德馨也有所论及。他说：“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一个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使我们的经济史工作者，就整体而非个别人来说，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以至于经济史论著（也是就整体而非个别作品而言）中历史学味道浓一些，经济学味道淡一些。可喜的是，用当代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史实的文章已经出现，有的已分析得比较深刻，说服力相当强，使人感到一种新面貌，一股清新之风”，“在当前阶段，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一下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或许是必要的。”(28)
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划分展开学术研究，也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但要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化，即提升抽象度或拓展考察面，往往会遭遇以邻为壑、作茧自缚的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现有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科学研究联系交流不够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要走出这种困局，需要对经济史学的定义和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