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经济史学的含义，大致有以下几种：①是指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相并列的学科；②是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学科的统称；③主要指经济史，也涉及经济思想史；④专指经济史；⑤指经济学与经济史的有机结合。

据笔者所知，在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经济史学这一概念的是王亚南。他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研究中国经济需要依据三种科学，即经济学、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关于经济史学，王亚南写道：“现代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成立之后许久才逐渐形成的，严格地讲，是由批判经济学所引出或导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形态，我们是在这种经济方面研究出了许多法则，才探知以前社会的经济形态，亦有其法则；并还探知由前一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其次一社会形态，亦有其法则”，经济史学与广义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广义经济学所着重的是原理，是各别历史社会的经济法则，而经济史学所着重的则是史实及个别历史社会相续转变的法则”，二者都有助于对落后社会的经济形态的研究，只是经济史学“已经成功为一种较完整科学”⁽²⁾。具体而言，经济史学的借鉴价值有三点：①“使我们得认知中国经济是处在何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必然具有那些根性”；②“使我们得认知，处在我们这种发展状态过程中的经济，该会受那些法则所支配”；③“它向我们提供出了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在同一社会发达阶段上呈现着无限参差不同的经验事象的确证，它指点我们：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由封建推移到资本的过渡阶段，都可因其当前所遭值的不同的社会条件，而不必有划一的按图索骥的方式，但它对于我们主观努力的最大‘善意’，也只表示经历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时期和苦痛可以缩减，却不允许超越”⁽³⁾。不难看出，王亚南所说的经济史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史。

率先使用第二种概念的是陈绍闻。他在1985年撰写的《中国经济史学之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史学包括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⁴⁾在次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陈绍闻写道：“为了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史学，有必要开展中外经济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经济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其创始人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1817—1894），主张采用历史方法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强调经济与法制、政治、文化等的联系，并比较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他还举例说：“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传到中国来，遭到中国地主阶级顽固分子的反对，中国的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比附的办法，证明传来的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以《礼运·大同》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以中国之古喻西方之今，有一定进步意义，起过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不能再用这种办法了。”⁽⁵⁾至于这两门学科为何可以统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陈绍闻未做进一步阐述。

在此之前，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于1975年设立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经济研究所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下有一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小组，1981年，这个研究小组升格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1987年，上海经济史学学会成立，下设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企业史三个专业分会。2009年，复旦大学成立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2011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设立经济史学系，同时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研究中心。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并设立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经济史学文苑》，编委会在《总序》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学成为‘显学’，人们希望从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前行的理论源泉。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两个二级学科，与经济学其他分支相比，对它的研究显得有点冷清。我们相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一旦经济学的传播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学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会更多地反思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理论或借鉴。”又说：“经过几代研究者的辛勤耕耘，中国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鲜明的本土风格”，“可以断言，要开创中国经济学的崭新未来，就必须从中国经济史学这一根植性土壤中汲取营养。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经济史学文苑’，就是希望汇集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的前沿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史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的发展。”⁽⁶⁾由此可见，把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统称为经济史学，在上海的学术界几乎成共识。

马伯煌的情况属于第三种。在他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一书的序言中，一方面把经济史学与经济思想史并列起来，如说：“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应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存在的经济。对于经济思想史来说，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在界定这部书的研究内容时实际上又涉及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学科：“关于《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思想的论析，也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反映。”⁽⁷⁾至于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马伯煌的见解后面再作介绍。

第四种观点影响很大。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经济史学和经济史是同一个意思，经济史学只是经济史的另一种叫法。如朱伯康指出：“经济史是宏观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边缘学科，是在时间上研究经济变化和发展的科学，亦可说是经济范围内的历史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经济如何变化和发展……再进一步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者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如何应用发展规律？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避免哪些错误，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切合实际而有成效的政策？要发展经济有哪些需要配合的因素和条件？在什么环境下才能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达到成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些都是经济史学研究的范围和任务。经济史学的实用性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它明确指出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因果关系和发展的连锁性，提供现代人在长途行程中一枚指针。”⁽⁸⁾

在长达数十年的中国经济史教学研究过程中，赵德馨对经济史学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看法。总体来说，他认为经济史学就是经济史，但在不同场合，他对经济史学的定义又有所区别。其一，经济史学就是经济史，如《关于经济史学历史问题的一点补充意见》一文中说：“经济史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过程。研究这个过程的经济学科称为‘经济史学’（Economic History）。在我国，在日常的习惯用语中，有时把这门学科简称为‘经济史’。经济史学研究的领域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演变过程，举凡农业史、纺织史、水利史、土地制度史、对外经济关系史、人口经济史等等，都是经济史学包括的内容。由于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密切，财政涉及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史一般也列入经济史学范畴之内。”⁽⁹⁾其二，经济史学是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混合型”种类，他在《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养成》一文中指出：目前经济史研究存在三种样式，“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产品——历史学中的经济史；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产品——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产品——形态独立的经济史”，“在经济史学发展过程中，三种经济史保持相对独立性，三者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今天。美、英等国如此，中国亦如此”⁽¹⁰⁾。其三，作为经济史学科组成部分之一的经济史学，他在《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一文中写道：“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他同时强调：“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¹¹⁾不过，经济史、经济史学和经济史学科三个术语，在赵德馨的行文中有时是通用的，区分不是很严格。

吴承明曾对经济史学的提法感到新奇⁽¹²⁾，但他自己实际上也使用这一名称，如在2001年发表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中，第一节历史观的第一小节的题目就是“引子：经济史学小史”，其中写道：“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史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政治因素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进入经济史研究，技术因素外，地理资源、气候环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主要的经济史学流派有三个，“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n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Robert W. Forgel）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Douglas C. 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¹³⁾。

此外，陈振汉对经济史学概念的使用值得一提。他在《熊彼特与经济史学》一文中说：“熊彼特从来没有以经济史学家著称。但在当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能够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人。熊彼特对于经济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方面：①把经济史看为一门经济学工具学问的思想；②创新理论；③社会学理论。”⁽¹⁴⁾这意味着，经济史学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进行有机结合的一门学科。

不难看出，上述第四种对经济史学的定义实际上是把王亚南关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三个必须依据的科学中的两个（经济史学和中国经济史）综合在一起了，这也显示出以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主要内容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由于经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使得把经济史学直接等同于经济史成为一个值得专门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