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马可·波罗如今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名人。证据是：在中国只有很少几个人的名字被用作商品的品牌，而马可·波罗居然是其中之一。我们有李宁牌运动衣裤、靳羽西羽绒服、俞兆林内衣、马兰拉面，然后还要加上马可·波罗面包。（是否意大利式面包？）所以在这里只需要对这个人作一番最简单的介绍，相信就足够了。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在欧亚大陆西半部分从事中间贸易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代，因为战乱，两个人从做生意的地方一直往东漂泊，最后来到中国。当时统治着北部中国的，正是刚刚把统治中心从蒙古腹地南移到汉地附近草原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据说在回国的时候，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国书带到罗马教廷。1271年，两人在拜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后，带着新教皇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信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由陆上丝绸之路穿行中亚和西北中国，到达元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从泉州登船西行，马可·波罗在中国共留居十七年之久。

在中国的十七年里，马可·波罗先是留在忽必烈的朝廷里学习元代中国的礼节、民俗、语言、文字等等。而后他奉忽必烈的命令出使云南（大概在1280年前后）。这以后他又奉命出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多次到杭州办事，还到过福州、泉州等城市。大约在1287年到1289年之间，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1291年，元朝要把一个蒙古公主送到波斯去做那里的蒙古国王的王妃，马可·波罗于是陪同护送公主的使臣一起坐船远航西域，然后从那里归国。

元代中国的史料文献中没有留下有关马可·波罗的任何直接记载。汉文史料中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孛罗丞相”。但那些“孛罗”都是名为Bolod的蒙古人，与马可的姓氏Polo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一部著名的书。它是回国后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而后囚禁在狱中时，和一个被关押在一起的三流传奇作家合作写成的。这时大概是在13世纪末叶。

马可·波罗的这部周游东方的回忆录，最初并没有专门的书名。后来大家都习惯于把它称作《环宇记》或《马可·波罗行纪》。从14世纪初开始，这部书就在欧洲被反复传抄，或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因此也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在内容和文字方面都具有极大差异的文本。在16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以前，这部书成为西欧人了解东方尤其是中国情形最重要的参考书。哥伦布在他著名的远航途中，就随身带着一本写满了批注的《马可·波罗行纪》。

作为一个极喜欢向人们讲述自己在东方经历的威尼斯名人，马可·波罗的存在，现在是一个无人怀疑的确凿的历史事实。威尼斯至今保存着一些与马可·波罗有关的档案文书，其中包括他的一份遗嘱。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在近一百多年以来，也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所相信，并没有什么人提出严肃的质疑。到了1960年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史的德国人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他的一篇论文里用大约一页左右的篇幅讨论了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他猜想马可·波罗很可能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或许是从当日流行于穆斯林世界的某一本旅行手册中抄来的。也许是受到傅海波的启发，在这之后，怀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真实性的看法逐渐滋生。这些看法集大成地反映在大英图书馆的中国问题专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本书在1997年被译成汉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名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吴芳思的这本书，又引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它们也集中地反映在一本书里，书名叫《马可·波罗在中国》，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著名元史和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我今天要讲的大部分知识，本来在上面两本书中都可以读到。但是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争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历史学如何通过各种具体而微的相关细部研究，来对一个原先看来很笼统、因此也很难处理的问题展开深入思考的。所以今天我还是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一讲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们，主要提出四类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第一是除了马可·波罗本人的书，有关元代的汉文、蒙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任何文字的史料文献都没有谈到过马可·波罗其人其事。第二是马可·波罗所叙述的情节中，有些明显地与事实不相符合。例如他说自己参加了元军攻占南宋襄阳城的战役，并在当时的前线为蒙古军队制造过回回炮（从穆斯林世界传入蒙古的一种巨型抛石机）；又说自己做过扬州地区（元代叫“扬州路”）的行政长官等等。他所叙述的在中国的旅行路线也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所以今天那些力图追随着“马可·波罗足迹”进行考察的人们痛苦地发现，要在波斯以东地区“一步不差地按照马可·波罗叙述的路线”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第三是马可·波罗完全没有提到中国的很多令外国人十分吃惊的特殊性，比如茶、长城、筷子、汉字，还有女人的小脚等等。也就是说，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在中国的十七年生活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如果说以上三类理由都带有“内证”的性质，那么第四类理由就属于从版本学角度提供的“外证”。这种见解以为，确认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是缺少那部“原始的”手稿。而现存的两部1400年左右的抄本不但内容差异极大，而且连同漂亮插图在内都不过六七十页。如果马可·波罗书的文本真的是越古老越短小，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内容庞大的这个文本，就只能是在后来的传抄和翻译过程里对原始文本不断添加改写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原本的马可·波罗书即使确实存在，它的内容也可能十分单薄；而书中许多被我们用来证明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细节描写，很可能在原始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书的真实性既然有问题，再用书里的内容来证明作者事迹的真实性，当然也就发生问题了。

上面提到的四类理由，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否定马可·波罗来到过中国的历史真实性呢？我以为没有。

蒙元时代到过远东的西方人，马可·波罗之前有访问过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的卡尔必尼和鲁不鲁克，马可·波罗之后有西方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中的另外两人，即意大利人鄂多立克（1274/1286—1331）、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1304—1377）。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中的第四人尼哥洛·康笛（1395—1469，意大利人）也可能到过南部中国，不过即使如此，那也是在明代，这里不说他。所有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写的旅行记，也都没有在中国史料中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来过中国。德国著名科学家洪堡说过，西班牙巴塞罗纳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市的记载，葡萄牙档案中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帝命令远航海外的记录。但它们却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上述第一类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马可·波罗的回忆中确有许多不准确甚至夸大失实的地方。这中间至少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是常规的记忆错误。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一个人能在事隔十多年之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那不是反而成了一桩令人疑惑的大怪事吗？其次，马可·波罗的话里有一些确实属于自我放大、浮夸吹嘘的成分，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把他的全部叙述都视为不可信。

第三类理由也不难排除。请想一想怀疑论者们埋怨马可·波罗没有提及的那些“中国特色”，例如茶、筷子、汉字、长城、小脚等等，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看来怀疑论者关于元代中国的“意象”（imagination）本身带有两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特征。一是它带有太多的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特征，而忘记了蒙古帝国曾是一个世界性的王朝或帝国，其版图跨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之一，元代的上层社会里，尤其是在马可·波罗所处的元代早期的上层社会里，蒙古和中亚贵族的影响仍然占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都会说蒙古语，可以不依靠“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的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感到吃惊的程度。从西域来到中国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接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受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统治，所以往往会讲突厥语。这样，在元初的上层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语人群的文化少有了解，并非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书里的很多细节叙述确实透露出，他在元代中国所接触的，主要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来自中亚的移民。让我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河北正定元代称为“真定”，因为是忽必烈母亲的封地而十分有名。蒙古语把这座城市称为Chaghan Baliq，意思是“白城子”。但是马可·波罗在他的书里既不用汉名，也不用蒙古语名称，而是使用“白城子”的突厥语译名，即Aq Balaghasun来称呼这个地方。从唐代至明代，云南的一部分傣族先民向来有“金齿”之名。马可·波罗把他们称为zardandan。这个名称明显是来自波斯语的zar dandan，意思恰恰是“金色的牙齿”。马可·波罗不是使用蒙古语，而是用从蒙古语转译过去的突厥语或者波斯语专名，这有力地表明他在中国所接触的，主要是中亚贵族的圈子。所以他虽在中国，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对汉人的生活状况却很少印象，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怀疑论者对元代中国意象的另一种误差，起因于时代观念的错位。长城成为今天这般的砖墙、石墙建筑，并且这般完整、宏伟，是在什么时代？这发生在明代。饮茶对今天的蒙古人而言已成为他们日常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它还不是元代蒙古人的普遍习惯。与其责怪马可·波罗的叙述遗漏了这一类重大信息，倒不如说它们在元代中国尚未构成足以引起外来人们关注的重要风景线。

关于中国妇女缠足的问题，我还要再讲几句。缠足是对妇女极残酷的摧残。其实为实现缠足的效果，本来是不需要采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的。现代人在这一点上要聪明得多。穿高跟鞋就可以收到在视觉上使脚变小和使人躯体挺拔的效果。汉族妇女缠足在南宋和元代的南部中国应该已经开始。但是当时缠足风气究竟普及到何种程度，我们其实并不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妇女缠足这种必定会令外来人深感怪异的习俗，也许正可以证明缠足风气在当时尚未普及，因此也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引人注目。它不但不能说明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反而有益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缠足风俗在中国历史上获得普及的时间问题。

在怀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四类理由中，最后的一种其实是最富挑战性的。如果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几种马可·波罗书，例如分别成书于14世纪上半叶和1400年左右的那两个文本连带插图都最多只有五六十对开页，那么后来写本中多出来的那些内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方面，对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仍然是一个尚待完成的巨大而困难的课题。不过，这条理由本身也不能算太充分有力。因为至少就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一个1413年的抄本而言，这部游记连同八十四幅绘图，在当时已经有一百九十二页，其内容也已经有二百多章了。将它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书的合成本内容相比较，差别还不至于大得太令人吃惊。即使其中的内容比“原始文本”有所增加，那么它们仍应该是辗转地源自蒙元时代游历过中国的那些不知名的外国旅行家们。

在对四类怀疑的理由进行讨论以后，我还想从正面肯定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价值的角度，补充一点看法。马可·波罗书里对很多中国事物的细节描写都极其具体、准确。如果不是身历其境，或者直接得之于当时统治层中的口耳相传，而是远在中国之外，靠旅行手册或转了几道手的传闻之词，那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可以从他的书里随便找几个例子。例如他相当详细地描写过西湖上的游艇，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洲。他还十分生动明确地讲述了忽必烈镇压东北地区的蒙古叛王乃颜的故事。

这方面最为生动的例证，还当数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情节。据他自己说，他是与出嫁西域的蒙古公主以及护送公主的三个使臣一起坐船从泉州启程的。在书中，马可·波罗记载了公主的名字阔阔真，以及三名使臣的名字：Oulatai、Apuscah和Coja。有趣的是，在明代编修的《永乐大典》里，保留了1290年元朝对三名去西域的使臣发放差旅补贴的公文。汉文公文里列举的三名使臣的名字是：兀鲁䚟、阿必失呵，以及火者。毫无疑问，两种互相独立的史料所提到的，是同一件事、同一批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使团到达波斯时，上述三人中有两个已在途中死去。所以波斯语文献讲到本地蒙古国王迎接阔阔真时，在三名护送者中只提到当时还活着的火者一人。如果不是确实与阔阔真及三使臣同行，马可·波罗如何可能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人在内的三位使臣的名字？

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以为，对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历史真实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顺便说一句，与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相仿佛，几年前，有人声称又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中国游记。这次访问中国的是一个犹太商人。他在1270年代蒙古人进攻南宋前不久，到达南宋的第一对外海港泉州。这本书的书名叫《光明之城》。根据专家们对这本书的鉴定结果，它倒是一本不折不扣的伪书。这个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可参见《〈光明之城〉订疑录》（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3月24日第5版）。

元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是在蒙古人征服了大半个亚洲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蒙古人所统治的地区，西南逼近东地中海，北面深入东欧。欧亚旧大陆在这时候形成了近代以前唯一的一个“世界体系”。中国也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与西欧之间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联系。东西方统治者各自都对这种相互关系怀有水火不相容的过度期望。西欧的教皇和世俗国王们一心请出“天主”来阻挡蒙古人的西进，并且进而希望联合蒙古人来夹攻穆斯林世界。而从蒙古人的眼光看来，凡处在“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间的整个世界，“从日出处到日落处”的全部百姓，都是蒙古的臣民；基督教的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里也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东西方之间一百年的外交努力，就这样变成双方各自一厢情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欧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了解，毕竟开始发展起来。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是这种相互了解的一个最生动的见证。

在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元代中国，大都（今北京）、杭州、泉州等等，都是远远压倒当日巴黎的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在成群结队地出没于这些都市的大街小巷之间的外国游客里，到底存在过一个叫作马可·波罗的人吗？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即使他从未有过中国之行，那么一定也会有某个甚或某几个叫“约翰·波罗”或者“马可·斯特劳斯”的人，曾经有过长期、直接地在元代中国生活和活动的经验，从而成为马可·波罗书中那些具体、翔实的记载的依据或素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伪问题。

【补记】

本文原载《旅行者》2000年第2期。

2012年，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德国学者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出版了一部长达六百多页的著作《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来自元代货币、盐业和财政史的新证据》。在本书“导论”中，作者“罗列出从有关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辩论里抽绎出来的所有主要的是非曲直”，分为十三个方面进行扼要的介绍评述。其中指出，被吴芳思认为应当最接近马可·波罗书原来模样的那个版本，实际上“无疑是一个极其明显地经压缩的文本”。他的结论是：“根据我在自己考察中所达致的如此全面的评估，我最终决定把‘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作为这本专著的书名。”傅汉斯这本书的“引用文献”部分长达九十二页，并引述了九十三种版本的马可·波罗书。他把一项属于自己边缘领域的“附带研究”做得如此扎实详尽，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严谨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