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董刻本另一个独特的价值，是来自它所保留的宋代文人汪藻对《世说》的研究成果。
董刻本中保留的汪藻《叙录》，是今见最早对《世说》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其贡献和价值，学界曾给予关注，这里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董刻本价值的角度，再做一点钩沉。
汪藻，“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及第，因忤权贵，仕宦并不顺利，所以终生“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多著述”[1]。其中《世说叙录》便是极有价值的《世说新语》研究著述。它介绍了北宋年间《世说》的家藏和校勘情况，并厘正了此前纷扰难清的诸如名称、卷数、版本等问题。汪氏在胪列、辨析了诸家说法之后，做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关于书名“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关于卷数“以九卷为正”；关于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这在形成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时起了作用，董刻本刊行时，不但名称、篇数与汪氏同，而且将三十六篇厘为上、中、下三卷。其后出现之诸本，大抵采用了这些做法。
汪藻《叙录》中还有极具价值的《考异》一卷。该卷录五十一事，为今见最早的注本——齐梁间人敬胤所注。其注文广引当时诸记，以明《世说》所记人物、事迹，这与后来刘孝标注有相同之处，但其剪裁，不如孝标精要，显得芜杂，所引群书亦不如孝标广博，不过作为早于孝标之注，其开拓之功，功不可没，因而仍有值得重视之处。
其一，敬胤引书保留了当时的史料，有些与孝标不同，而仅见于敬胤注，故为史家所珍视，并援引以征史实。
其二，汪藻颇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而且所载五十一事，有三则为传本所无，其馀“悉重出”。汪氏所疑甚是。敬胤之注多对刘义庆之著“传疑纠谬”。而其“纠谬”，不仅勘正史实，且在叩问中将《世说》作为“小说”的性质，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出来。如其第一则（原在《世说·言语》29）“元帝始过江”，敬胤就颇疑此则故事的真实性。针对元帝说“寄人国土”及顾荣对元帝呼“陛下”，其纠谬云：“元帝之镇建业，于时天下虽乱，而朝廷尤存，经年之后，方还本国葬太妃，方伯述职，何谓为寄也？”诚然，司马睿当时虽镇建业，但不过方伯而已，并不是皇帝，何来以君主的姿态去感受出“寄人国土”之羞惭？敬胤又驳：“元帝永嘉元年，以顾荣为安东军司。五年（元帝）进号镇东，荣为军司。其年荣卒。后七岁，元帝方为天子，岂得此时，便为‘陛下’，已曰‘迁都’邪？”刘义庆撰述此事，传闻而已，顾荣并未及呼陛下，当时也没有称帝迁都之事。可见敬胤勘正史实之用功。这点已为余嘉锡先生的研究所采纳。由于史官文化的强劲惯性，即使魏晋时人，也还习惯以“真实”来看待当时的笔记小说，即使是干宝《搜神记》也概莫能外。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敬胤以史家征实的态度去看待《世说》，因而发谬叩问，也属自然之事。然正是这一驳问，见出了《世说》一书的真性质，它与当时的《语林》等旨趣相类，“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后来刘孝标作注就不这样胶着，而是或驳或申，旨在“映带文本，增其隽永”[2]。这一性质，已为后来用文学批评的眼光看待《世说》的批评家所自觉领悟，刘辰翁等批评《世说》就略其玄黄而取其神韵，不再执着于征实，而是评点人物与文章神采。在后来的史家眼里，即刘孝标也是文学家，而非史家[3]。由此可见，敬胤这位早期的《世说新语》研究家的贡献和其成果的价值。
其三，敬胤所录五十一事，实为专题研究，它们相对集中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是左右东晋王朝命运的几个势族和豪帅人物身上。刘琨、祖逖为一组，凡八则。祖逖、刘琨无论从北伐健将，还是从北来流民豪帅的角度说，都是东晋一朝颇具内涵，引人注目的专题。王敦一组，凡十六则；王导一组，凡二十三则。琅邪王氏是助成司马睿东晋政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势族之一，他们一方面要求巩固王权，另一方面又力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使得王权和世族利益平衡发展，对此，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无人能代替的。无论王敦的起兵威胁司马政权，还是王导以“网漏吞舟”之政维系江左政局，东晋享国百馀年，实非偶然。琅邪王氏的这两个人物，无疑都是东晋一朝最醒目的专题。不知敬胤是否如孝标全面注过《世说》，但仅就此五十一则看，就足以证明敬胤是以研究者的视角去面对《世说》的，并给我们留下了成果和启发[4]。
汪藻除了别具慧眼保留了敬胤注之《考异》一卷外，还对“凡《世说》人物可谱者”，做了谱牒。谱牒既是汪氏的研究成果，也是后人阅读《世说》的工具。它已经引起了当代史学家的重视和使用[5]。
最后，汪藻又对“无谱者二十六族”的人物在《世说》中出现的一人之不同称谓做了索引排列，甚便《世说》的阅读。后来，明代凌濛初刻本及一些校本，虽详列《世说》中一人之不同称谓及同姓名者、名与字同者，以期方便读者，但毫无疑问，论学术贡献汪氏的谱牒应记首功。
总之，董刻本所保留的汪藻《叙录》，可说是对《世说》文本及《世说》研究都进行了较难得的清理。仅就这一点看，董刻本的文献价值便为其他诸刻所无法代替。
[1] 见《宋史·文苑七》卷四百四十五。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敬胤是否全面注过《世说》，研究者也有不同意见，此点我们别有说。
[5] 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