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无论是怎样的出发点，抑或道路如何曲折，我们最终一定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根源。几乎所有心理学发现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真的算不上一个新发现。各个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那些沉着冷静、内心平衡的人从来不是精神障碍的受害者，但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是。用现代术语来说，无论症状如何表现，每一种神经症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和疗法方面的努力必须致力于对神经性格结构更好的理解。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拓性理论不断地向这一概念靠拢——尽管他的发生论没有将其清楚地表达出来。不过，其他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进行继承和发展的专家——尤其是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拓·兰克、威尔逊·莱克以及哈罗德·舒尔兹-亨克——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清晰的定义。然而，对于性格结构的准确性质和发生原因，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我本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弗洛伊德有关女性心理学的假设引起我对文化因素作用的思考。很明显，这些因素影响我们对男性或女性特质构成的看法，而且对我来说，显然弗洛伊德得出某些错误的结论，正是由于他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15年的过程中不断加深，而我与埃里克·弗洛姆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一兴趣得到了深化。埃里克·弗洛姆通过其社会学和精神分析领域广博的知识让我更清楚地明白了社会因素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心理学领域的应用，当1932年我来到美国时，这些感受得到了证实。当时我发现，美国人在态度和神经症方面，与我在欧洲国家观察过的人们相比有所不同，并且只有文明之间的差异才能对此进行解释。我最终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发表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观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加确切地说，人际关系的紊乱导致了神经症。

在我撰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几年里，我在另一条研究道路上也进行过摸索，它有逻辑地遵循了早期的一些假说，该研究以神经症的内驱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中心。弗洛伊德最先提出强迫性内驱力的观点，他将这些驱力视为天然的本能，旨在获得满足，不甘挫折。因此，他相信，这些驱力不仅仅局限于神经症患者，而是会作用于所有人的身上。然而，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副产物，这个假设将可能无法成立。简单说，我在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强迫性内驱力确切地说就是神经症，它们来源于孤独、无助、恐惧和敌对的感受，并且代表着尽管有这些感受却要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主要的目标是安全感而并非满足感，它们的强迫性特点是由于潜伏在其背后的焦虑。其中两种内驱力——对情感和权力的病态渴望——首先鲜明地脱颖而出，并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尽管保留了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那时我意识到为了获得更好的理解，我的研究已经带领我走向了与弗氏理论不同的方向。如果诸多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因素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如果诸多被弗洛伊德视为“力比多”的特质是对情感的病态需要，由焦虑引发并以与他人相处的安全感为目标，那么力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它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观点，其他的理论差异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因此，在我的脑海中构想出我的观点与弗氏理论的异同是很有必要的，而澄清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新方法》一书的诞生。

与此同时，我继续对神经症的内驱力进行探寻。我将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趋向，并在随后出版的论著中对其中的10种趋向进行了描述。那时，我也认识到神经症性格结构是具有核心意义的。那时，我将其视为一种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小世界组成的大宇宙，每个世界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趋向，这种神经症理论有实际的应用。假如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并非是将我们目前的困难与我们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依赖于理解存在于我们人格中各种驱力的相互作用，那么借助少量甚至不借助专家的帮助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身是完全可行的。在对精神分析疗法有着广泛需求而可提供的帮助又极为有限的状况下，自我分析似乎为填补这一迫切需要带来了希望。鉴于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我将其命名为《自我分析》。

但是，我对各个独特趋向的描述并不完全满意。这些趋向本身得到了精确的描述，但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感受是，如此简单的列举会让它们看起来彼此孤立。我看到了对于情感的病态需要、强迫性的谦卑和对“同伴”的需要都属于同一类。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融合在一起后，代表了对于他人和自身的基本态度和一种特别的生命哲学，这些趋向是我目前已经结合在一起称为“亲近他人”的核心。我也看到对权力、名望和病态的野心的强迫性渴望有着共同之处，它们大体成为我称之为“抗拒他人”类型的组成因素。但是，对赞美的需要和完美主义的驱动，尽管都带有神经症趋向并影响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似乎主要涉及患者与自身的关系。而且，与对情感和权力的需要比起来，对利用他人的需要似乎并非基本需求，也没有那么全面，好像这一需要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更大的整体中提取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质疑经证实是有道理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我的兴趣焦点转向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曾经提到神经症是不同神经症趋向相互碰撞而产生的结果。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也提到神经症趋向不仅会相互增强，同时也会产生冲突。但是，冲突一直被视为是次要问题。弗洛伊德已经逐渐地意识到内心冲突的重要性；不过，他将内心冲突视为压抑与被压抑两种力量的博弈。我着手研究的冲突与之完全不同，它们发生在矛盾的神经症倾向组合之间，而且尽管这些冲突最初只涉及患者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们还包括患者对自身的矛盾态度、矛盾品质及矛盾的价值观。

逐渐深入的观察，我明白了这类冲突的重要性。最开始，让我很惊讶的是，患者对于自身内在明显的矛盾的忽视。而当我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开始逃避，似乎毫无兴趣。有过多次这种经历之后，我意识到这种逃避正表达出他们对处理这种矛盾深深的厌恶。最终，他们在突然意识到冲突后而表现出惶惶不安的反应使我明白我正在从事一项极具危险性的工作。患者有充分的理由来回避这些冲突：他们担心自己的力量会将自己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病人将惊人的精力与智慧近乎不惜一切地投入到“解决”冲突的努力，更确切地说，去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创造和谐假象。我观察到患者用以解决问题时的四种主要尝试，并按其出现的顺序在书中进行了说明。最初的尝试是削弱部分冲突，并提升其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尝试是“疏远他人”。目前，对神经症性疏离的功能我们有了新的认识。疏离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就是，对待他人原始的矛盾态度之一；但是，它也代表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尝试，因为在自身和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情感距离使得冲突无法发生作用。第三种尝试在类别上完全不同。与疏远他人不同，神经症患者抗拒自己。对于他而言，整个实际的自我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不再是冲突，而是丰富人格的构成部分。这个概念有助于澄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仍超越我们理解的范畴，因而超越了疗法的范畴，它也将两种之前无法整合的神经症趋向放置在恰当的位置。这样一来，对完美的需要可以视为力图去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对赞美的渴望可以被视为患者对获得外界肯定的需要，即他就是他理想中的样子。而这种形象离现实越远，对赞美的需要自然也越是无法满足。在所有试图解决冲突的尝试中，理想化形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反过来它又产生出新的内心裂缝，并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缝合弥补。第四种解决问题的尝试主要是寻求消除这种裂缝，尽管它也有助于消除其他所有的冲突。通过我所谓的外化作用，患者经历的内在活动如同发生在自身之外。如果理想化的形象意味着逐渐脱离真实的自我，那么外化作用就意味着更加彻底的改变。外化作用也会产生新的冲突，或大大地加剧了原有的冲突——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冲突。

我将上述称为试图获得解决办法的四种主要尝试，部分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中发挥作用——尽管程度会有所不同，部分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深刻的变化。不过尝试并非仅限于此，也存在其他尝试，只是相比之下普遍重要性较弱，比如武断地自认正确，其主要功能是平息所有的内在疑问；严格的自我控制，其功能是完全通过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个体强凑在一起；以及犬儒主义，在蔑视一切价值观的同时，消除与理想相关的冲突。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未解决冲突的后果于我而言变得愈发清晰，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各种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节操的损害、因感受到无法解脱的纠缠而导致的深深的绝望。

仅仅在我理解了神经症性绝望的重要性之后，施虐趋向的含义才最终成形。现在我明白了，这些代表了当患者对成为自己感到绝望时，试图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在施虐趋向患者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的倾尽一切的激情源于患者对报复性的胜利贪得无厌的需求。我已经清楚地明白对破坏性利用的需求事实上不是独立的神经症趋向，而是对更加全面的整体最好的表达，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将其称为虐待狂。

因此，一种神经症理论演化而成，其动力核心是“亲近他人”“抗拒他人”和“疏远他人”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由于一方面害怕分裂，而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神经症患者们拼命地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尽管他可以成功地创造一种人为的平衡，但新的冲突持续地产生，并不断需要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平这些冲突。追求统一的每一步都会使神经症患者更加敌对、无助、恐惧、疏远自己和他人，结果是冲突引起的困难变得愈发严重，而真正消除这些冲突的办法更加难以实现。患者最终会变得绝望，企图在施虐中获得补偿，而这样反过来增加了他的绝望，并制造了新的冲突。

那么，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和其导致的性格结构非常令人难过的画面。但是，我为何认为这套理论更具建设性呢？首先，这个理论结束了那种认为我们能够通过非常简单的手段“治愈”各种神经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不过，这个理论并没有包括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将其称为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主要是因为它首次使我们能够探讨并解决神经症绝望，我将其称为建构主义理论，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这一理论认识到了神经症困扰的严重性，它仍然允许我们不仅能够缓和潜在的冲突，还能够实际解决这些冲突，进而使我们实现真正的人格整合。仅凭理性决定无法真正解决神经症冲突，神经症患者探寻解决方案的尝试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会有害处，不过，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促其形成的条件而得到解决。分析工作每一部分的圆满完成，都会改变这些条件，从而缓解患者的无助、恐惧、敌对，减少与自己、与他人疏远的程度。

弗洛伊德之所以对神经症和其治疗方法持悲观态度是因为他对人性善良和人的发展深深的不信任。他认为，人类注定要遭受折磨、毁灭，驱使人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至多“被升华”。我的信念是，人类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发展其自身的潜能并成为一个得体的人，而如果他与其他人进而与自己的关系持续地受到干扰，这些潜能就只会衰退。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够改变并会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也不断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