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第一篇 神经症冲突及尝试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得强调一下：内心有冲突并非等同于患上了神经症。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仰或多或少都会与旁人发生碰撞。因此，如同易与周遭环境发生这类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幼、觅食和防卫等多少都受制于本能，而非由个体意志决定。相反，人类可以做出选择，也必须事事有所决断，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有时我们必须在两种对立的愿望之间做出取舍，举例来说，我们既希望独处，又想与友人相伴；我们既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我们的愿望和义务之间也存在冲突：比方说，有人身陷困境急需我们帮助，但此时我们却只想与恋人约会。我们可能会陷入两难，既想赞同他人，又觉得需要提出反对观点，最后，我们还可能会在两种价值观之间犹疑不决。例如，战争期间，我们坚信理应不惧危险，入伍杀敌，但又认为陪伴家人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冲突的种类、范围和强度主要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文明。如果文明稳定，恪守传统，那么可供人们选择的种类则极其有限，可能出现的个体冲突的范围也很小。但即便如此，冲突也始终存在。比如说，某种忠诚可能会与另一种相抵触，个人愿望可能会与对集体的义务相矛盾。但如果文明正处于快速转变的过渡期，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此时，人们面临的选择各式各样，难以抉择。一个人可以循规蹈矩，与旁人保持一致，也可以我行我素，做个人主义者；可以依附于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尊崇成功，也可以对此嗤之以鼻；可以对孩童严加管教，也可以不过多干预，听之任之；可以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遵循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二者应当一视同仁；可以将性关系视作感情亲密的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感情毫无瓜葛；可以有种族歧视，也可以坚信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形无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诚然，生活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必须常常做出诸如此类的选择，产生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出乎意料的是，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冲突的存在，所以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措施加以解决。他们通常都摇摆不定，任自己随事件摆布。他们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境况，一味做了妥协，却蒙在鼓里；卷入了矛盾，却毫不知情。此处我所提及的都是没有患上神经症的正常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必须要有先决条件。这些条件相当复杂，我们必须先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知晓自己的情感。我们是真心喜欢某人，还是认为应该喜欢他，就真以为自己喜欢他了？如果父母去世，我们是真的悲伤难抑，还是只依常理做做样子？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律师、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类职业备受尊敬，收入颇丰？我们是真心希望儿女幸福、独立，还是只是表面文章，心口不一？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难以回答。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明白自己的感受，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由于冲突与信仰、信念和道德观息息相关，因此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才能正确认识这些冲突。那些从别处习得且并未真正内化的信念，不足以引发冲突，也难以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出现新的影响因素时，这些信念很快就会被取而代之。如果我们一味接纳旁人珍视的价值观为己所用，那么关乎自身利益时本该出现的冲突便不再出现了。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儿子从未质疑过思想狭隘的父亲的想法，那么当父亲要求他从事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心中也不会出现冲突了。如果一名已婚男子爱上另一个女人，他便已然卷入了冲突之中。但当他未能建立对婚姻的信念时，他将得过且过，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不是正视冲突做出决断。

即便认识到了这种冲突，我们也必须情愿且能够放弃相互矛盾的二者之一。但是能够头脑清醒、果断取舍的人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的情感与信念往往混作一团，又或许归根结底，大多数人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不能舍弃任何东西。

最后，只有我们心甘情愿且能够为决策负责，才能做出决定。当然决策者也必须冒着决断错误的风险，并且愿意承担后果而不苛责他人。他应当这样想：“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的事。”先决条件是他必须具备更强大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能力，而现今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

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很多人深受冲突的禁锢，所以我们喜欢嫉妒和羡慕那些看起来悠闲自在、不受冲突影响的人。这种羡慕也情有可原，那些人很可能立场坚定，早已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或者随着时间的沉淀，冲突已然失去势不可当的威力，也再无需作任何决策，因而他们变得从容不迫，安静闲适，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外在表现可能具有迷惑性。我们羡慕的人只是因为缺乏热情、人云亦云或投机取巧，而无法真正面对冲突，或依靠自己的信念去彻底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能任由摆布，随波逐流，屈服于眼前的利益。

有意地去体验冲突，虽然可能会痛苦万分，但却也是无价之宝。我们越能勇敢正视自己的冲突，并积极探寻解决途径，就越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力量。我们只有愿意去承受压力，才有可能实现主宰自己人生的理想。扎根于内心愚钝的虚假宁静不值得羡慕，它势必会使我们变得虚弱不堪，任何打击都能轻易击垮。

如果冲突是围绕生活的基本问题时，那么要想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就难上加难了。但只要我们活下去，原则上我们就没有理由回避。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身，发展自己的信念。当我们明白了与选择相关的众多因素的意义时，便能够确立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方向。

当一个人患上神经症时，识别和解决冲突固有的困难就无限地增大了。不得不说，神经症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当我提到“一位神经症患者”，我一定指的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患有神经症的人”。对他来说，感受和欲望的意识在逐渐衰退。通常，唯一有意识地并清晰地体验到的感受就是当被击中弱点时表现出的恐惧和愤怒的反应。而即使是这些反应也可能被压抑下去，诸如此类真实存在的病例受强制性标准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他们被剥夺了决定方向的力量。在这些强迫性趋向的支配下，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完全丧失了。

神经症冲突也可以与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有关。但是，它们在类别上有所不同，那么用同一术语指代两种不同种类的事物是否恰当便成为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位工程师与他人合作共同进行机械研究，他经常会有阵发性的疲倦感和烦躁感。这些感受的某一次发作是由于这样一件事，在讨论某些技术问题时，他的观点没有像其同事的观点一样被接受。不久之后，在他缺席时大家又达成一个决定，而后他也没有机会来提出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认为这个程序不公平并提出异议，或者他也可能非常优雅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议。任何一种反应都是一致性反应，但是，他一种都没选。尽管他深深地感到被人轻视，他没有反抗，他只是清楚自己的愤怒，他内心无法抑制的怒火只出现在其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混合了他对其他人的恼怒及对自身软弱的恼怒——导致了他的疲倦感。

他无法做出一致性反应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他为自己树立了需要通过他人敬重来支撑的伟大形象。当时这一切都是毫无意识的：他只是依据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他的智慧和能力无人可比的前提来行事，任何的一点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个前提并激起愤怒。而且，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冲动来贬低和鄙视他人——他也感到厌恶的一种态度，于是他用过度的友好来掩饰。一种无意识的利用他人的内驱力被加入到这种冲动，迫使其在他人面前保持优雅。对认可和喜爱的强迫性需要，融合了其一如平常的顺从、妥协和避免发生冲突的态度，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因此，冲突产生了：一方面是破坏性的攻击行为——愤怒反应和施虐倾向；另一方面是对喜爱及认可的需要，以及自己眼中显得公正、理性的渴望。结果就是其内心动荡未被觉察，而其表现在外的疲惫使其所有行动陷入瘫痪。

看到冲突所涉及的各个因素，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它们绝对的不相容性。的确，很难想象比傲慢地要求别人尊重又要讨好顺从别人更加极端对立的例子了。其次，整个冲突都是无意识的。其中发生作用的矛盾趋向并没有被发现，而是被深深地压抑在内心，内心的激战只在表面激起一丝涟漪。情感因素被合理化：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轻视，我的想法才是更好的。再次，冲突两端的趋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需求或其依赖性的存在和属性有一些理智的感知，他也无法自发地改变这些因素，改变这些因素能力的得来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被两方面的强制力驱使，毫无控制的能力：他无法舍弃因内心迫切需要而获得的任何一种需要。然而，没有一种需要代表了他自身真正想要得到或寻求的东西。他既不想去利用他人，也不想就此屈服；事实上，他鄙视这些趋向。但是，如此的一种态势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不可行。

进一步的示例也呈现了相似的画面。一位自由撰稿的设计师正从好友那里窃取数额不多的现金。这种偷窃行为是外界因素无法解释的，他需要钱，但是这位朋友本来也会高兴地像过去一样慷慨解囊。他诉诸偷窃的行为方式让人吃惊，尤为令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珍重友谊且注重体面的人。

下面的冲突才是根源。这个人对喜爱有着病态的渴求，尤其渴望在所有实际问题中得到照顾。尽管这其中掺杂着一种无意识驱动来利用他人，他的做法是试图表现出既亲密无间，又居于主导。这些倾向本身会使他愿意并渴望接受帮助和支持。不过，他也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极度的傲慢，相应地也是脆弱的骄傲。别人应该以为他提供服务而感到荣幸：而对于他来说寻求帮助是一种耻辱。他对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求不断地强化了他对提出请求的厌恶，这使得他无法忍受去承认需要什么，或将自己置于义务之中。因此，他只会索取，却不能接受。

这个冲突涉及的内容与第一个例子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并且任何其他有关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会显示出一种冲突内驱力与其无意识的强迫性本性的类似不兼容的状况，这总是会导致无法在所涉及的矛盾问题之间做出决定。

如果允许有条模糊的分界线，那么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事实：与神经症患者相比，正常人的冲突问题对立面之间的差别并不那么悬殊。正常人是必须在两种行为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任何一种选择统一在完整的人格框架中都是可行的。形象地来说，正常人冲突的两端偏离的角度在90度甚至更小，而神经症患者面临的角度可能达到180度。

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差异。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真实的生活太过千差万别，不是仅仅通过展示诸如完全无意识和完全有意识的绝望这类的抽象对比就能够描绘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正常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的所有基本元素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对其内心冲突一无所知，不过一点点帮助就可以让他认识到这种冲突，而造成神经症冲突的基本趋向被深深地压抑住，并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其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关注的是两种可能性间的实际选择，而他会发现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其所渴求的，或是在他认为均有价值的两种信念之间的选择。因此，他有可能做出一个可行的决定，即使对他来说有些艰难并要有所取舍。被内心冲突吞没的神经症患者无法自由选择，他同时被相反方向的强迫力驱使，而任何一种都不是他想要的，因此，他不可能做出通常意义上的决定。他被困住，找不到出路。这种冲突只能通过处理所涉及的神经症趋向，进而改变他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来解决，最终他才能完全摆脱那些趋向。

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的强烈，这些冲突不仅让人难以发现，使人感到绝望，且它们还具有令神经症患者感到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特征并将其牢记于心，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寻求解决方案而不顾一切的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是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