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明德章
(一)
“明明德”跟“修身”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的功夫都是“诚意、正心”。“明明德”是在内的功夫和功德,“修身”具有之于内外的“功夫和功德”。就内言即“修身、身修”,就外言即“诚意、正心”,是“修身”功夫,“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功德。
功夫是下学,在下德层次,主要以成就论;功德是上达,在上德境界,主要以成色论。在中华文化传统核心观念之中,就人类的社会性言,功夫、功德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道德属性,是道德实践的言行和结果。功夫要落实在事事物物上,强调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具有阶段性、个别性等特点。功德不能落实在事事物物上,追求成贤成圣、尽善尽美,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等特点。功夫的成就、功德的成色,都必须以天理为皈依,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中华文化传统时时刻刻都在强调“人在干、天在看”,非常强调“公平、公正”,其根源就在此!
阳明《传习录》有言:“修己便是明明德!”修身即修己。《论语·宪问》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敬”即“以敬修己”,相当于“明明德而止至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相当于“明明德亲民而止至善”。中华文化之精髓,中心就是“修己”,“安人、安百姓、安天下”,都是为了“修己”,修身为“本”,其余的都是“末”。
(二)
明明德之“明”同“自知者明、自知之明”之“明”。“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明白、知道、晓得”等意思,而丰富一点的理解就如“耳聪目明”之类。“明”是眼睛看得很清楚,所谓“心明眼亮”,这是对“明”的最基本的解释,算是说文解字,属于训诂的范围。
《道德经》认为,通过“明”可以“知天道、见人道”,通过“明”可以“修身”、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道德经》中“明”字共出现13次,依次出现的经典名言主要有:“知常曰明、不自见故明、自见者不明、自知者明、见小曰明、不见而明、知人者智”等。如“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出自《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知人者智”是“胜人者有力”,“自知者明”是“强行者有志”。“有志者”能“强行”、“强行者”是“自知者”,“自知者明”,所以有志者事竟成!“知人者智”,可常常“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能够“自见自闻”才能算是“自知者明”。“知人者智”主要说的是一个人的洞察力,能够“知人好恶《河上公注》”,这只是“智”;“自知者明”,能够“自知贤与不肖《河上公注》”,能够“反听无声、内视无形《河上公注》”,这才是“明”。把“知人”与“自知”进行比较:“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王弼注》”。“知人”之所以不如“自知”,就是因为知人者“役用以知物《唐玄宗注》”而“有所不知《唐玄宗注》”,属于“下德”,不过“有为”而已;自知者“融照以鉴微《唐玄宗注》”而“无所不照《唐玄宗注》”,属于“上德”,已经到了“无为”的境界,无可无不可、无不可无可。
《道德经·第十六章》对“明”进行过递进式的解读,原文是:“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欲“明”必“知常”必“复命”必“知静”必“归根”,故而“知常曰明”。
“自知者明、知常曰明”,闲看“万物并作”,静观“万物其复”。自处超然、待人霭然,无事蔼然、有事决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有才气而性缓者,很可能有大才;有勇气而平和者,很可能有大勇。以和气待人,自然祸害消除;以正气接物,自然邪气退位;以浩气处世,自然疑畏冰释;以静气养身,自然心宽体胖。意粗性燥,必然一事无成;心平气和,常常万祥骈集。在发生利害关系的时候,最好观察一个人的操守;在出现喜怒哀乐的时候,最好观察一个人的肚量;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最好观察一个人的定力。遇到大事难事,看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担当;遇到逆境顺境,看一个人的心胸是不是广大;面对大喜大怒大悲,看一个人是不是有涵养;面对群行群止群情,看一个人是不是有自己的识见。对人无所不容,对事无所不包:能够包容一切,才能大公无私;能够大公无私,才能不偏不倚;能够不偏不倚,才能顺天应命。顺天应命者永垂不朽、祸福无妄。“自知者明、知常曰明”,万物归根在于静谧,静谧就能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生命的起点就是恒常,明白了恒常才能明察秋毫。“归根”则“静谧”;“归根”就是“复性、复德、复道”,“归根”就能“明性、明德、明道”;“静谧”则无此无彼,与道同一、与道同命,消解自我而融于大道,自然而恒常。静在于人、道在于天,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天涯咫尺、遥相呼应。“归根”就是“生必有死”,生死不可避免,所以老子追求的是“生死合一”,这仿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不生不灭,明心见性”,身德双修。由此可见,明是自觉、明觉,是性明、德明、道明,所以“明明德”之“明”是修炼、修养,此务必静观默察而心知其意。
(三)
周敦颐《通书·公明第二十一》说: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
“明”是因为“无疑”,不是因为“能疑”或“多疑”或“善疑”就自以为就是“明”。“公于己”而能“公于人”,这就是“明”,这就是“自明”。如《周敦颐·通书·圣学第二十》所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明明德、明明德亲民”或“修身、修身齐家、修身齐家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是“下学”,极其至则“止于至善”即“上达”。因此把“明明德”作为三纲的中心,而实际上也是把“修身”作为六目的中心,三纲为纲、六目为目,纲举目张,六证为层次、两条为规则,浑然一体,大学之道至也明也,至明则无疑,非能善疑为明,明矣!
明明德之“明”,不仅是作为动词的第一个“明”,还是作为概念“明德”中之字素的“明”,其含义都是很丰富的,精读者必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明明德”是“自知之明、自明其明德”,是“修身养性、穷理尽性”,是明“自我之理想或志向”,必须落实在格物、致知的“物和知”,“诚意、正心”的“意和心”之上,必须落实在时时处处的洗心革面上、必须落实在事事物物的如琢如磨上。阳明“格物是止至善之功”,难免蹈空之感,读者当明辨之。
(四)
“明德”之“明”既“明”,而后须明白何为“明德”。“明德”是《大学》的基本概念,相当于“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的“命、性、道、教”等,相当于“致良知”的“良知”,相当于“穷理尽性”的“理和性”,相当于“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性和教”。“明德”是良知、良能,是作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或社会规则。在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看来,这种本性是“只善无恶”的,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所以言“明德”不言“性、良知、理和性、性和教”等,是因为《大学》立论的角度不同所致。《大学》为“经世济民”之显学,旨在给人类确定修身之内容、次第、方法、境界,因必须承道统开道德,于是以“德”为中心且加“明”字以限制之,此所以言“明德”。“德”之“承道统开道德”,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自然而必然。“道生德畜、道体德用”,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儒释道、兵法墨,别看“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有关“道和德”的基本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
【朱熹说】
朱熹[26]认为:人之“明德”乃是“天之明命”,在道为道理、在德为德性。德为人之所得,人为主体而有客体,天地万物乃至人间的一切存在都是客体,于是乎有“在天为天理、在人为人性、在物为物理”等说。对“明德”诠释,历来分歧不大,有说得简约一点的,也有说得丰富一点的。
朱熹《大学章句》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27]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然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谨案】
朱熹认为:“明德”是人的天赋、是最初的混沌状态,具备万理而能应对万事。可人之“明德”有时候会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于是出现“明德不明”的情况即“有时而昏”,可“明德”还是“未尝息”,即始终存在于人,所以“有时而昏”者必须“明明德”而“复其初”。宇宙的究竟,在天曰“道”在人曰“德”,因此,按照“性本善”的观点,常人必须修炼德行而成贤成圣,因此“明德”是用来说明人性本善、人性该善等的核心概念。
【黎立武说】
黎立武《大学本旨》说:
明德者何?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曰道。德者得也,五常[28]具于人,其性得诸天、其道得诸己,虚灵内彻而辉光外者也。明明德者,缉熙光明之义,使内无间断而明益、彻外无壅蔽而明益者也。
【谨案】
黎立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明德”,即“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曰道”。“明德”即“命、性、道”,黎立武以《中庸》“三句教”言之。“德”是“其性得诸天、其道得诸己”而“虚灵内彻而辉光外者”,“明明德”是“缉熙光明之义”使“内无间断而明益”、使“彻外无壅蔽而明益者”,这是“德、明德、明明德”之间的关系。人之德,受自天、存于心、施于人。按照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观点,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天赋具备“五常”,因而此“德”必须也必然是“德或明德”,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德”或“明德”或“性、道、教”,本质上都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至美”。“性”虽然一样,而或“率性”而“明明德”,而或“修道”而“明明德”,因而功夫有“诚者”即“所诚者”,“思诚”即“诚之者”的不同,进而人有“生知、学知、困知”等之别。
【王阳明说】
(一)
在《王阳明全集》中,“三纲”出现情况如下:“明德”101次、“明明德”35次,共136次,亲民出现81次,“至善”87次、“止至善”16次、“止于至善”12次,共115次。
王阳明[29]《大学问》说:
问曰:《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阳明子答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30]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31]恻隐[32]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33],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34]而必有悯恤[35]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36]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37]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38]物圮[39]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然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谨案】
阳明五十六岁始同意刊刻《大学问》,其标志性的意义就是此前阳明主要强调从功夫从“诚意”入手,而此时强调功夫从“致知”即所谓从“致良知”入手。“致知”的“知”相当于“良知”,虽然有“增字为训”之嫌,可并无大误。“从诚意入手”相当于《中庸》的“修道之谓教”或“自明诚谓之教”,针对的是“学而知之”等所谓“习心之人”,“从致良知入手”相当于《中庸》的“率性之谓道”或“自诚明谓之性”,针对的是“生而知之”等所谓“利根之人”。
《大学问》认为:大人因跟“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间形骸而分尔我”的就是小人。此小人不是伦理上的小人即坏人,只是修炼没有达到圣贤境界的常人。“间形骸而分尔我”即有分别心即关注差异性,而不“间形骸而分尔我”即没有分别心即关注同一性。大人之所以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其心之仁”而自然如此。不仅仅大人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小人也能“与天地万物而为一”,只是小人“自小之耳”。《大学问》引用孟子例子说明:“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这说明小人“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孺子跟大人属于“同类”,而大人“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这说明人之仁“与鸟兽而为一体”。鸟兽属于“有知觉”的,而人“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这说明人之仁“与草木而为一体”。草木属于“有生意”的,而大人“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这说明大人之仁“与瓦石而为一体”。大人的所谓“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亦必有之”。“一体之仁”根植于“天命之性”,是属于“自然灵昭不昧”的,所以称之为“明德”。
《大学问》继续说:小人之心虽然已经“分隔隘陋”,可是他们的“一体之仁”还是“不昧若此”的,原因是在于“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即使是小人,他们的私欲未动的时候,“一体之仁”还是存在的。这是阳明心学自始至终笃信“性本善”观点的具体体现。其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就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等到小人“动于欲,蔽于私”,因为“利害相攻、忿怒相激”,于是乎就“戕物圮类”,乃至“无所不为其甚”,甚至“骨肉相残”,最终“一体之仁亡”。如果一个人“无私欲之蔽”,那么即使是“小人之心”也有像大人那样的“一体之仁”;如果一个人“有私欲之蔽”,那么即使是有“大人之心”也像小人那样“分隔隘陋”了。所以,“为大人之学”的,只不过“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恢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不是在“本然之外”而“有所增益之”。
《大学问》有关“大人”何以能够“明明德”的观点,下面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人见“孺子之入井”的“怵惕恻隐之心”、见“鸟兽之哀鸣觳觫”的“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的“悯恤之心”,见“瓦石之毁坏”的“顾惜之心”,此即“明德”。“明德”其实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物之情感投射或认知成果,这是按照“心物一体”或“心外无物”或“心即理、心即天、心即道”等观点在“明明德”之上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明德”相当于“四端、五常”。从人的个性言,“四端、五常”是人类教化的结果;从人的共性言,“四端、五常”是与生俱来的。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观点。
(二)
先生游南镇[40],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41]。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谨案】
这就是王阳明著名的“岩中花树”的故事。阳明认为,花树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存在于主体的认知之外,与“我心”没有任何关系,只作为毫无“意义”的自然而存在而已,因而阳明说“与汝心同归于寂”。而当“我心”看花树的时候,是主体的体验或认知的结果,此时此地的花树就与“我心”的生命体验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心”存在的对象,此时此地的花树便在“我心”之中。本段以“岩中花树”为题,是就“个性之心”言,阳明回答是就“共性之心”言。“个性之心”是个体之“心”,跟物理相对,是个体的认识;“共性之心”是整体之“心”,跟天理相对,是群体的认识。“天下无心外之物”本来是从“共性之心”言,可“朋友”从“个性之心”上去理解并提问阳明。既然“万物一体、万事一理”,因此“共性之心、个性之心”都是一个“心”,阳明回答问题向来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不无不可,也可算“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作为一个实践上的认知问题,这肯定是可以的,而作为哲学的认识问题,不能跟唯物论或唯心论扯在一起,只跟认识的主体、客体及认知成果发生关系。这是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心物高度契合,心物一体,物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心的认知而存在的。
(三)
研究阳明心学或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易学是基本功,否则必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阳明“龙场悟道”是在贵州修文龙场之“玩易窝”里“玩易”悟出“道”来的。当时他曾把自己所悟之道以“五经”等加以印证,其中用《易经》之《晋卦》来说明何以为“明明德”和“明德”,读者细读以领会之。
《王阳明全集·五经臆说十三条·一》记载: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42]。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故当宽裕雍容,安处于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盖初虽晋如,而终不失其吉者,以能独行其正也。虽不见信于上,然以宽裕自处,则可以无咎者,以其始进在下,而未尝受命当职任也。使其已当职任,不信于上,而优裕废弛,将不免于旷官之责,其能以无咎乎?
【谨案】
阳明以晋卦之《大象》“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作为话题说明“明明德”即“自昭明德”,其中思路和方法,值得细细品味。晋卦000·101下卦为经卦坤地000、上卦为经卦离火101,结合《大象》所言,阳明是这样解释的:上卦“离火”即“日之体本无不明”,所以“谓之大明”。“日之体”有时候“不明”,是因为在坤地之下就“不明矣”。“心之德”如“日之体”,“本无不明”,所以“心之德”称之为“明德”。而“明德”有的时候“不明”,这是因为“蔽于私也”,只要“去其私”,“心之德”即“明德”就“无不明矣”。离卦为“日之出地”,日是从地下自己出来的即“日自出也”,与“天”没有关系即“天无与焉”。因此“君子之明明德”是“自明之”,跟他人是没有关系的。“自明之”就是“自明明德”,就是“自去其私欲之蔽”。晋卦下卦的初爻在下即“初阴居下”,初六必求进而应九四即“上与四应”,所以有“晋如之象”。“晋如”即日出于地而跃跃欲试,象征初六求与九四相应。而九四阳爻也“方自求进”,无暇为初六施以援手即“与初为援”,所以晋卦爻辞有“摧如”即“见摧之象”之说。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初六当“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这是因为初六“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所以九四作为“上之人”不可能“遽相孚信”。在下之人,如果“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肯定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必然“悔咎之来必矣”。遇到这种情况,在下之人如能“宽裕雍容,安处于正”,那么就可能“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就不会出现“悔咎”的情况。晋卦初六虽急于求成而最终能“不失其吉”,就是因为能“独行其正”。晋卦初六虽然“不见信于上”,可却能“宽裕自处”而“无咎”的原因,就是阴爻初六求应九四,因初六在下而刚出道而“未尝受命当职任”。在下之人如已“当职任”而“不信于上”,那么必然“优裕废弛”“不免于旷官之责”,希望免除悔咎那就很难了。
【孙奇逢说】
孙奇逢《大学近指》说:
三个圣人,皆明明德于天下者,而曰皆自明,非论心而不论事、论已而不论民,盖毕世经纶,无一事一民不在洗涤之中,非为天下总是为己、人人有自而自不求明,是自绝也。三书克明顾諟等,俱就日用感应实际处言,非尸居静摄时如此。
【谨案】
孙奇逢认为:明明德就是“自明其德”,包括“论心论事、论已论民”两个内容。每个人,都应该“为己为人”,否则就是“自绝”。自明应该落实在时时处处、事事物物上,而不能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能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