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驭马而行

我骑马前往马赛人居留区。要到那里，先得穿越一条河流，继续骑大概一刻钟左右，就会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我在农场上那段时间，为了找可以骑马过河的地方，可花了不少工夫。河的这一边，下坡多石，河的对岸，上坡又相当陡峭，但“步入桃源——何其心旷神怡”。

在你面前，是几百里的路程，芳草萋萋，起起伏伏的原野一望无际，任你纵马飞奔；一无篱笆，也无沟渠，当然更不见道路。一无人烟，除了马赛人的村落，而自从这支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驱赶着畜群去了另一个草场，它们都已荒置半年。低矮的荆棘树规则地铺展在原野里。一条条幽深狭长的溪谷，谷底的河床早已干涸，裸露着一块块平坦的大石头，要找出一条鹿走过的小径，循着它才能穿过溪谷。只需片刻光阴，你就能意识到旷野间有多么幽静。我曾触景生情地写过一首诗：

高草在旷野起伏推进，

劲风一阵阵吹拂着；

在孤独与寂寞之中，

旷野、疾风与我的心徜徉游乐。

现在回望我的非洲生活，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被描述成：一个人，来自繁忙嘈杂的十丈红尘，进入一个沉寂的国度，从此成为一个宁静的存在。

每当雨季前几天，马赛人放火烧荒，大地一片漆黑，满目废物，是不适合漫游其间的：马蹄会扬起黑色的焦灰，落满你一身，迷了你的眼睛；被烧过的草茬像玻璃碴一样锋利，你的狗在上面会划伤脚。但雨季一来，大地上就长出新的草叶，如此幼嫩，骑马穿行其上，像马蹄下铺了一层弹簧，马儿也兴奋得有点儿小癫狂。各种各样的瞪羚都来到绿地上吃草，像摆在绿呢台球桌上的玩具动物。你也许会骑马误闯进大羚羊群。这些体形庞大、性情平和的动物，会容你靠得很近，才慢吞吞小步走开。它们长长的犄角向后弯曲，越过挺起的脖颈，前胸皮肤松垂，闲庭信步时不断晃荡，使它们整体看上去像个正方形。它们仿佛是从古老的埃及碑刻壁画走下来的，而在当时当地，是拿大羚羊来犁地的，这使得它们有一种亲切的家养气息。长颈鹿总待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远处。

有时，在雨季的第一个月里，保护区里会开满一种粉粉白、香喷喷的野花，铺天盖地，大地宛如被积雪覆盖。

从人类世界进入动物世界；我的心还因为昨夜的惨剧而沉重。聚坐在我屋外的老人令我不安；古时候，当人们觉得邻居中有个女巫在对他们作祟，或者在衣服下面藏着一个用他们名字命名的蜡娃娃，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在农场的法律事务上，我与原住民的关系非常奇特。既然我无比希望这块土地太太平平的，我就不能对他们袖手旁观。棚民之间的争执，但凡不被正式解决，就会像你在非洲染上的、当地人称之为“沙漠疮”的疥疮：如果你听任不管，表面上疮口合拢，但在底下，溃烂却一路发展，越来越深，直到你把它连根挖却，彻底清理。原住民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一旦真心想解决什么事务，就会请我来定夺。

我对他们的律法一无所知，所以在神圣的审判庭上，我显得格格不入，像一个一句台词也记不起的首席女主角，全靠其他配角的提词才能混下去。不过老人们很愿意自告奋勇，动员全部才智和耐心来配合我。有时他们惹毛了我，我作为首席女主角，觉得自己的角色像个笑话，拒绝再玩，步下舞台。逢其变生不测，我的观众们会将其视之为命运魔掌的一记痛击，是上帝出乎意料的所为。他们只沉默地注视着，吐着口水。

关于公正的概念在欧洲和非洲很不一致，而且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对非洲人来说，要平衡已经造成的灾害，别无他途，只有赔偿一种方式，行为的动机不被考虑。无论你是在黑夜中埋伏，等敌人经过时切断他的喉咙；抑或你只是砍了棵树，一个冒冒失失的过路人不慎经过被压死了——对原住民来说，都是一回事：同过则同罚。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必须补偿，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人。原住民无暇也无意去衡量是非功罪；也许是害怕会走得太远，也许是觉得事不关己。但他们愿意把全部心力投注于无止境的讨价还价中，争论哪种罪行或灾祸能用多少山羊和绵羊来衡量——时间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他们郑重地把你引入诡辩的汪洋迷沼。在当时，这有悖于我的是非观。

所有非洲人在这方面的礼俗都是一模一样的。索马里人气质与基库尤人迥异，根本看不起基库尤人，可是他们也会坐下来，以同样的方式对谋杀、强奸或者诈骗称斤算两，用故乡索马里兰的畜群当作计价单位——那些心爱母驼和骏马的名字及谱系，他们都历历在心，念念不忘。

有一次，不幸的消息传到内罗毕：法拉的一个10岁大的弟弟，在一个叫布拉穆尔的地方，捡起石头打伤了另一部落的一个男孩，那男孩的两颗门牙被打掉了。为了这事，两个部落的代表们在农场聚于一堂，坐在法拉屋内的地板上彻夜讨论这件事。瘦骨嶙峋的老人来了，他们曾去麦加朝过圣，裹着绿头巾；年轻气盛的索马里小伙子来了，当他们没有正经事要做的时候，就去给欧洲旅行家或猎手扛枪；黑眼圆脸的男孩们，腼腆地充当自家的代表，不发一言，只专注聆听学习。法拉告诉我：兹事体大，因为那个男孩完全破了相，当他到了男大当婚的年纪，会因此择偶困难，不得不降低对新娘外貌及出身的要求。最后，赔偿定为五十头骆驼。整个驼群为一百头，这就是半个驼群。五十头骆驼当时就从遥远的索马里兰买下，十年后，它将成为一个索马里少女的身价，令她对新郎两颗缺失的门牙视而不见；也许悲剧的基石就此铺下。法拉倒觉得这处理很轻省，免了之后的多少麻烦。

农场上的原住民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法律体系的不以为然，每当不幸发生，他们找我，首先就是为了赔偿。

有一回，在咖啡收获的季节，一个名叫瓦姆波依的基库尤少女在大宅门外被牛车撞倒轧死了。那时候，牛车正从地里往厂里运咖啡，我严禁任何人搭乘。否则，每一趟牛车，都会挤满收咖啡的姑娘和孩子们，一起穿过农场，成为一场慢悠悠的欢快旅程。这对牛来说，负载太重了。何况人人都走得比牛快。但是年轻的车夫们很难把这些眼神迷离如梦的女孩子赶开，她们总是追在车旁，一边跑，一边央求他们让她们开心一下；所以，他们往往就心软了，只是告诉她们，一旦道路拐进我视线范围内，就得立刻下车。但瓦姆波依跳车的时候摔了一跤，牛车轧过她小小的黑脑袋，头盖骨被碾碎；车辙里流过一痕细细的血。

我派人找来她的老父母，他们从采摘园里赶来，扑在她身上号啕大哭。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是一笔沉重的损失，因为这姑娘已到了成婚的年纪，她的身价钱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绵羊、山羊和一两头小母牛。这是从她呱呱坠地，他们就指望着的。我正在考虑应该如何救济他们，他们已经先发制人拦住我，把满腔愤恨发泄到我身上，要求高额赔偿。

不，我说，我不会赔。我已经通知过农场的姑娘们，不允许乘坐牛车，所有人都知道。两个老人点头称是，完全认可，但仍坚持赔偿。他们的观点就是：总得有人赔。他们只听从自己头脑里的原则，没什么比这片土地上的共生互补理论更大的了。我不想再废话，转身回家。并非贪婪或者恶毒让他们紧紧跟在我身后，仿佛我身上有磁性，他们是被自然法则吸引着。

他们就坐在我窗外，守株待兔。他们是穷苦人，个子瘦小，营养不良，看上去像一对我草坪上的小獾。太阳下山了，他们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几乎很难把他们和野草区分开来。他们深陷在悲痛中，骨肉分离，经济上蒙受损失，人财两空构成压垮一切的绝望。法拉那天外出了，因为他不在家，点灯的时候，我派人送了些钱给他们，让他们买头羊吃。这一举动很是糟糕，他们视之为困城中灯尽油干的第一个信号，索性坐到了夜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没打算离开，直到夜深时分，他们突然心生一念：年轻的车夫应该赔偿他们。这念头让他们从草丛中站起来，一言不发，突然离开，第二天一清早就奔向了达戈莱蒂，地区长官助理就住在那里。

这给农场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谋杀案官司，招来了很多趾高气扬的年轻原住民警察。但长官助理能为他们做的，就是要把车夫以谋杀罪名吊死；当他发现证据不足时，又放弃了。长官助理与我都置之不理，老人们也无法就这件事召开元老会议。到最后，两位老人认命了，屈服于共生互补的理论，虽然他们对此一窍不通，其他人也一样。

我渐渐对长老会议的元老们厌烦了，对他们直言不讳。“你们这些老家伙，”我说，“只会罚年轻人款，就是为了让他们攒不下钱。年轻人奈何不得你们，你们就能自己把姑娘们全买下来。”老人们听得很认真，他们干瘪枯皱的脸上，小小的黑眼珠闪闪发光，薄薄的嘴唇蠕动着，仿佛在重复我的话；他们听得很高兴，仿佛是第一次，有人用语言说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真理。

由于观念上的种种分歧，对基库尤人来说，我出任法官，实属大有可为。而对我来说，也是桩好事。我那时还年轻，经常在思索正义与非正义，但多半是站在被告的那一方，还不曾站在法官的角度考虑过。要裁决得当，也为了农场的安宁，我真是煞费苦心。有时，当问题十分棘手，我必须闭门谢客，反反复复绞尽脑汁。我满脑子都是各种思考，像披了一件隔绝一切的斗篷：谁也别来烦我，谁也别和我提这件事。农场中人都被我的这种表现深深打动了。很久之后，我还听他们饱含敬意地提起某案件：那么错综复杂，谁也不能在一星期之内断案。你永远能让原住民印象深刻，只须多耗费时间，超过解决一件事真正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只不过，这样操作起来很辛苦。

为什么原住民希望我替天行道，为什么他们如此尊重我的裁决，解释只怕要从他们的神话式或神学式的心态上来找。欧洲人早已丧失自创神话或者信条的天赋，需要时，我们就依赖过去为我们提供的资源。而在这条深不见底、阴影重重的小路上，非洲人的思想却走得自然而然、轻松自如。这一天赋在他们与白人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醒目。

你能从他们给欧洲人起的别名中领悟这一点，和原住民打过交道的欧洲人，多半没多久，就会被分配个别名。你非得知道这些名字不可，假设你想托信使给朋友送封信，或者坐在车上打听去朋友家的路，因为原住民世界只认识他的别名，其他名字一概不知。我有一位孤僻的邻居，从不在家里招待宾客，得名“沙哈尼·莫加”——单份餐具；我的瑞典朋友艾里克·奥特人称“里沙西·莫加”——一颗子弹——这是指他枪法绝佳，一头猎物从不需要第二颗子弹。这是个好名字，广为人知。我的熟人中，有一位狂热的赛车手，被称为“半人-半车”。当原住民用动物来命名白人——鱼、长颈鹿、大胖牛——他们的脑海里，一定流过古老的寓言故事。我相信，这些白人的形象，在原住民黑沉沉的意识深处，既是人也是兽。

语言自有其魔力：一个人，许多年来，在周围环境里，被喊作动物的名字，到最后，他习以为常，也认同了自己与这种动物的同一性，甚至感觉与之息息相关，有如一家人。当他返回欧洲时，让他诧异的是：再也没人把他与这种动物联系在一起了。

有一回，在伦敦动物园，我看到一位年老退休的政府官员，在非洲时，我只知道他是“博瓦纳·坦姆布”——大象先生。他独自站在大象馆面前，凝视着大象，陷入沉思。也许他经常去那儿。他的原住民仆人也会觉得他去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但很可能，除了在那偶尔逗留几天的我，全伦敦再没有人会真的理解他。

原住民的思维模式很是奇怪，与旧时代的人一脉相通。古人们很自然地想象奥丁大神是为了能一眼看透全世界，才交出他的另一只眼睛；他们视爱神为一个孩子，对爱一无所知。就像农场上的基库尤人对身为法官的我敬若神明，而老实说，我对我据以判案的任何律法都全然无知。

因为他们的神话天赋，原住民会对你做出一些使你防不胜防且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的行为。他们能把你当作一个象征。对此过程，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并且将其总结成自己用的专用词——在我心目中，我正在变成他们的“铜蛇”。与原住民长期相处过的欧洲人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既使这个词就《圣经》中它的本意来说，用得并不适当。我相信，无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拓过何等事业，科学和机械方面如何兴盛发达，我们怎样拥有大不列颠强权下的和平，“铜蛇”才是我们对原住民来说唯一实际的用处。

他们无法把所有白人都派上这用场，就是能用的，显然也不能有相同效果。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据可能成为“铜蛇”的程度，为我们按先后排序。我的许多朋友——丹尼斯·芬奇-哈顿、加尔布雷思和伯克利·科尔二人、诺思劳普·麦克米兰爵士——都在这个序列中名列前茅。

而德拉米尔勋爵在铜蛇榜上高居榜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高原上旅行，正值可怕的蝗灾泛滥。去年，蝗虫来袭过一次，它们当时撒下的虫卵现在已经破土而出，田野里到处都是小小的黑色幼虫，大吃去年蝗虫过境时的残余，所过之处，不遗寸草片叶。对原住民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在去年的浩劫后，这一次已经严酷到无以承受了。他们的心碎了，唉声叹气，或者像濒死的狗一样哀嚎，死命把头撞向面前空气中那堵无形的墙。我偶尔向他们说起我曾开车经过德拉米尔的农场，看见到处都是蝗虫，牧场上草场上，遍地皆是。我补充道，德拉米尔对蝗灾暴跳如雷却又束手无策。我话音未落，听的人就安静下来，几乎立刻放轻松了。他们问我德拉米尔对他的不幸有何说法，反复追问，一再要我复述，之后就不再抱怨了。

同为铜蛇，我倒没有德拉米尔勋爵那么举足轻重，但我对原住民来说，有些场合下仍然颇有用处。

一战期间，整个运输部队的安危完全仰赖原住民社会，农场棚民们经常聚坐在大宅附近，不说话，彼此之间也不攀谈，只是眼巴巴看着我，把我当作铜蛇。我不能干脆把他们赶开，既然他们对我无害，另外就算轰走了，他们也会坐到别的地方去。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全靠一件事渡过难关，我弟弟的兵团当时被派往薇米岭的最前线。我可以把注意力都搁在他身上，认他为我的铜蛇。

每当大灾大难罹临农场，基库尤人都视我为丧家之人：首席哀悼者或者沉浸在悲痛中的妇人。枪击事故中，也是如此。我出面担当孩子们的不幸，农场中的其他人就可以将此事搁置一边，任时间过去而不闻不问。该如何处理这事端，他们全看我。就像圣会中的教徒，一起仰望神父代表他们饮尽杯中的圣酒。

这几近巫术，一旦曾在你身上施行，就几乎不可能挣脱它。我认为被吊死在绞刑架上很痛苦，非常痛苦。我但愿我可以法外逃生。但是多年之后，某些状态下，你发现你在想：“我应该被如此对待吗？——我，曾经是铜蛇！”

我骑马返回农场，途中要穿过河流，马儿正在涉水，我遇到了卡尼努的几个儿子，三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扛着长矛，排成一列，快步走来。我叫住他们，打听他们兄弟卡贝罗的消息。他们停住脚步，站在深及小腿的河水中，脸色凝重，眼帘低垂，声音很低沉。他们说，卡贝罗还没回来。自从他昨晚跑掉之后，还没人听到他的一点儿消息。大家现在断定他已经死了。可能是因绝望而自杀——对所有原住民来说，自杀的念头都很普遍，甚至包括儿童——也可能是在灌木丛中迷路，被野兽吃了。兄弟们已经分头去各个方向搜寻他了，他们现在出发去野生动物保护区，试试看能不能发现他的下落。

骑到我这边的河岸后，我转身眺望旷野：我这边的地势要高过保护区。原野上，一无生命的迹象，除了很远的地方，斑马在吃草奔驰。搜索小分队的身影从河对岸的灌木丛中浮现出来，他们走得很急，一个跟着一个。这小小的队列，像草丛中疾速爬过的短短毛毛虫，轨迹曲曲折折。阳光在他们的武器上闪烁着。他们好像对前进的方向很有把握，但要去哪里找呢？搜索走失小孩的过程中，唯一的向导将是秃鹫。旷野间，它们总在尸体的上方盘旋，总能告诉你，狮子猎杀猎物的准确地点在哪里。

而这将只是一具很小的胴体，尚不足以成为这些空中饕餮的大餐，不会有很多秃鹫恰好在场，而它们也不会停留很长时间。

想起这些，满心忧伤。我策马回家。

注释

[1]沙漠疮：又称原疮、腐败疮、白喉疮，流行于中东、澳洲、非洲及缅甸沙漠地带的一种溃疡性疾病。

[2]达戈莱蒂：肯尼亚的一个省份，在内罗毕以西。

[3]奥丁大神：北欧神话中的主神，战争、诗歌、知识、智慧之神。曾以一人之力冒险闯入冥界，为人类取得古文字，从而拥有大量知识，因此失去一只眼睛。

[4]爱神为一个孩子：指爱神厄洛斯，是持弓箭飞翔的婴儿形象。

[5]铜蛇：典出《圣经·旧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铜蛇是“救世主”的隐喻。

[6]诺思劳普·麦克米兰爵士：肯尼亚早期殖民者，曾在非洲拥有大片土地，麦克米兰峰即以他名字命名。

[7]德拉米尔勋爵：英国贵族，为英国开发肯尼亚立下汗马功劳。

[8]吊死在绞刑架上：中世纪对女巫的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