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茶道概览——行止寄胸怀
茶道的发展历程
茶道是以修身养性为宗旨的饮茶艺术，中国古代茶道的含义较为广泛。它正式出现于我国的唐代中期，宋至明代则是我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
茶道源于中国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性文化，它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借品茗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
唐代茶道
“茶道”一词首见于中唐，这也是中国茶道开始走向成熟的时代。唐代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录》中提出的“茶道”概念主要是指陆羽倡导的饮茶之道，它包括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品饮等一系列程序、礼法和规则。陆羽茶道强调的是“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和方法，追求怡静舒适的雅趣。因此，陆羽也被称为中国茶道的鼻祖。
唐代文化昌盛，文人正是茶道的主要群体，许多文人都将茶作为修身的一种方式，并写出了传世的名作。皎然诗中的“茶道”是我国古代关于“茶道”的最早阐述：“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认为，饮茶能清神、得道、全真，神仙丹丘子就深谙其中之道。
此外，唐代佛门的茶道也很兴盛，佛家茶道以“茶禅一味”为主要特征。最为典型的就是“径山茶宴”，一群和尚以“茶宴”的形式待客，僧徒围坐，边品茗边论佛，边议事边叙景，意畅心清，清静无为，别有一番情趣。
宋代茶道
宋代是中国茶道走向多样化的时期。当时文人茶道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温盏、点茶等过程，同时借茶励志，颇有淡泊清尚的风气。许多文人笔下都有对饮茶之道的细腻描述，如黄庭坚《阮郎归》一词中的“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余清搅夜眼”，十分精细地表现了饮茶后怡情悦志的感受。陆游《北岩采新茶》：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把饮新茶的口感和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宫廷茶道非常奢侈，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对宫廷茶道的主要特征和精神追求做了经典的阐述，他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由此可见，宫廷茶道讲究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它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
明代茶道
明代的茶道中融入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冯可宾在《芥茶笺》一书中讲“茶宜”的十三个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茶忌”七条：“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这反映了中国茶道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茶人也主张“天人合一”，使生命行动和自然妙理一致，使生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使人融入到自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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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类茶道
修身类茶道是古今文人墨客熏陶自身与提高文化修养的一种途径。实践者通过饮活动修身养性，体悟大道，涵养情操，调和五行，心平气和，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一般而言，茶道场所需洁静雅致，一般是在室外，如风景秀美的山林野地、松石泉边、茂林修竹、月清风等等。修身类茶道把日常饮茶提升为富有文化气息的品饮艺术，从单纯的物质享受上升至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茶道的基本精神
“道”在汉语中有很多意思，所以对“茶道”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各执一端。林治在《中国茶道》中提出的“和、静、怡、真”，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茶道的基本精神。
中国虽然自古就有茶道，但是茶道并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这给人们留下了较大的发挥余地，各层次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道形式和思想内容。所以关于茶道的基本精神也没有明确的归纳标准，林治《中国茶道》把“和、静、怡、真”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很有代表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和
儒家从“太和”的哲学理念中推衍出“中庸之道”的思想。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的全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春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伦之礼；在饮茶的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仪等。
佛家提倡人们修习“中道妙理”。在茶道中，佛教的“和”最突出的表现是“茶禅一味”，这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和会”。
静
道家的清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佛家把“静”视为归根复命之学。
此外，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也离不开静。苏东坡“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首充满哲理的诗，合于诗道，也合于茶道。古往今来，无论是道士高僧还是文人，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可谓殊途同归。
怡
在中国茶道中，“怡”是人们从事茶事过程中的身心享受。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性。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历史上王公贵族讲茶道，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夸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意在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驱困提神，参禅悟道，见性成佛；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茗养生，保生尽年，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去腥除腻，涤烦解渴，享乐人生。
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真，原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在老庄哲学中，真与“天”、“自然”等概念相近，真即本性、本质，所以道家追求“返璞归真”。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真迹真品；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另外，还包含了待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总之，茶事活动的每一步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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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茶德
茶文化学家庄晚芳教授1990年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解释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廉——推行清廉，勤俭育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茶的本性符合中华民族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传统，弘扬中华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茶道的发展与佛教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佛门的饮茶、种茶、制茶不但推动了饮茶的普及，同时也奠定了茶道的基础，佛门茶礼更是丰富了茶道的内涵。
佛教对我国茶道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佛门中的僧人是中国较早的饮茶群体，魏晋以前，茶就已经成为佛门弟子修行时的饮品，甚至在江淮以南的一些寺庙中，饮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陆羽的《茶经》中就有两晋和南朝时僧人饮茶的记录。
佛教推动了茶道的传播
唐代开元年间，禅宗在各大寺院得到认可。禅宗讲究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由于茶的特殊属性，成为五调的必备之品。随着禅宗对茶的巨大需求，许多寺庙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有所反映。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吕岩的《大云寺茶诗》中的“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更是盛赞了僧人的制茶工艺。
中国寺庙是茶叶采制、生产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中结识茶，并对茶道产生兴趣的。此外，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之一皎然所创作的大量茶诗，也对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的制作工艺，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僧人对茶叶各项技术的改良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著名的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等等。
茶道的表现形式——佛门茶礼
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随之出现。还形成了适应禅僧集体生活的寺院茶礼，并作为佛教茶道的一部分融入寺院生活之中。
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也推动了中华茶道的发展。同时，中华茶道中的禅宗茶道对外影响巨大，传入了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
在佛教寺院中，茶道礼仪也是联络僧侣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寺院“大请职”期间举行的“鸣鼓讲茶礼”（住持请寺院的新首座饮茶时的一系列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寺院生活更加和谐。此外，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以茶汤沐浴佛身，称为“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江西奉新百丈山的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更是对佛门的各种礼仪作了详细的规定，也对佛门的茶事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等，都有一定的规范与制度。比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圆寂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再如议事茶，禅门议事也多采用茶会的形式来召集众僧。
《百丈清规》是中国第一部佛门茶事文书，它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其制度，从而使茶与禅门结缘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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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寺院茶堂
唐代的寺院中饮茶成为一种风尚。各大寺院纷纷建立茶堂，并设立知茶事一职专管茶事。茶堂是众僧人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的地方。茶堂中设有“茶鼓”，用来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坐至焚完一香开始饮茶。此外，还设置了“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集体饮茶形式。茶堂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礼仪和固定的饮流程。茶与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茶一味”的林法语。
道家“天人合一”的茶道思想
道家的学说为中国茶道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因此，茶道也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向往和渴望，以及对“真”的崇尚和追求。
中国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其中“天”代表了大自然以及自然规律。道家认为“道”出于“自然”，即“道法自然”，不能把人和自然割裂，物与精神、自然与人是互相包容的整体。古人也常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景物当作抒怀的载体。这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天人合一思想
在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著名茶人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传统的茶文化正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高度结合的文化形态，因为茶性的清纯、淡雅、质朴与人性的静、清、虚、淡“性之所近”，并在茶道中得到高度统一。茶的品格蕴含着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思想。此外，道家在发现茶的药用价值时，也注意到茶的平和特性，具有“致和”、“导和”的功能，可作为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于是道家之“道”与饮茶之“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丰富了中国茶道的内涵。
茶道对自然的追求
茶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最直接地体现在人对自然的融与法。《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这种观念也渗透到茶道中。朱权在《茶谱》说：“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马钰《长思仙·茶》中也体现出淡泊无为的思想与“自然”主义，讲究在大自然中品茗，并在其中寻求自然的回归，这也是道家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思想反映。此外，在茶事中，茶人主张用本地之水煎饮本地之茶，讲究茶与水的自然和谐。品茶时，茶人还强调“独啜曰神”，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茶人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而文人更钟情于在大自然中品茶，置身于幽谷深林，煮泉品茗，观云听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宋代苏轼喜欢烹茶，把茶事当作自我解脱的精神之物，他的《汲江煎茶》诗将茶道中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明代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指出：品茶适宜在精舍、云林、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等环境下进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茶人对自然的追求，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饮茶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
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够提高静修，所以茶是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道家把“静”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静虚则明，明则通。“无欲故静”，人无欲，则心虚自明，因此道家讲究去杂念而得内在之精微。《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老庄都认为致虚、守静达到极点，可以观察到世间万物成长之后，各自归其根底。
赖功欧《茶哲睿智》认为，在品饮过程中，“人们一旦发现它的‘性之所近’——近于人性中静、清、虚、淡的一面时，也就决定了茶的自然本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成为一种实然形态。”所以道家对中国品饮的艺术境界影响尤为深刻。“茶人需要的正是这种虚静醇和的境界，因为艺术的鉴赏不能杂以利欲之念，一切都要极其自然而真挚。因而必须先行‘入静’，洁净身心，纯而不杂，如此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品出茶的滋味，品出茶的精神，达到形神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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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吕温的自然之饮
唐代诗人吕温非常喜欢在大自然之中品。他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就描述了品饮时清幽、雅致的环境：红花、绿草、蓝天、白云、啼、鸟，杯中的茶水呈现出般色泽，在这样的环境品，实在是令人陶醉！当他置身于幽谷深林的自然之中，品泉煮，观云听，既寄情于山水，又合万物，可谓深得幽雅之妙。从更纯粹的意义而言，这体现了人类内心深处返归自然，与自然造化同流的一种。人们在幽雅环境中的品饮过程，就是与恬静的大自然交流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超越的舒畅和轻柔体贴的慰藉。
茶道中的“中和”思想
“中和”是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意味着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由此产生了茶道的和谐之美，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的独特风格。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和”就是恰到好处，可用于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和”尤其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和谐与和美。饮茶能令人头脑清醒，心境平和。因此，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和之道相契合，茶成为儒家用来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良药。中和也成为儒家茶人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和至上哲理。
儒家的中和思想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和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和”是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内涵极为丰富。中和从大的方面看是使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达到和谐；从小的方面看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恰到好处。正如儒家经典《中庸》中所讲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昔，天下之定理。
儒家的中和思想同样反映在茶道精神中。儒家不但将“和”的思想贯彻在道德境界中，而且也贯彻到艺术境界中，并且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儒家总是将道德摆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才能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茶具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求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中和风韵。
《茶经》中的中和之道
东方人多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指导，清醒、理智、平和、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时则强调“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儒家这些思想在中国茶俗中有充分体现。历史上，中国的茶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解纠纷。人与人之间产生分歧，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封建时代，往往通过当地有威望族长、士绅及德高望重文化人进行调解。调解的地点就在茶楼之中。有趣的是，通过各自陈述、争辩、最后输理者付茶钱，如果不分输赢，则各付一半茶钱。这种“吃茶评理”之俗延续很久，至今在四川一带犹有余俗。
《周易》认为，水火背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水火交融才是成功的条件。茶圣陆羽根据这个理论创制的风炉就运用了《易经》中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中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坎”代表水，“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在风炉三足间设三空，于炉内设三格，一格书“翟”（火鸟），绘“离”的卦形；一格书“鱼”（水虫），绘“坎”卦卦形；另一格书“彪”（风兽），绘“巽”卦的卦形。意为风能兴火，火能煮水，水能煮茶，并在炉足上写“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中国茶道在这里把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至。
此外，儒学认为“体用不二”，“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稼耕之中”，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人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切顺其自然，诚心诚意对待生活，不必超越时空去追求灵魂不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就是说，合于天性，合于自然，穷神达化，便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快乐，达到人生极至。中国茶文化中清新、自然、达观、热情、包容的精神，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充分、客观而实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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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心中的“中和”
很多历史上的著名茶人都精于“中和之道”。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讲到茶“擅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故可以“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也正是由于茶叶具有这些中和、恬淡、精清、高雅的品性，因此深得茶人的欣赏。朱则以理学入茶道，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朱在《朱子语类·杂说》中讲到：“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尚后和。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这里以茶喻理，巧妙地将中和的哲学理念与政治、伦理制度结合起来。
儒家人格和茶道精神
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们将茶视为正义、质朴、圣洁的象征，并借茶来表达自己对君子之道的敬仰和高尚人格的追求。
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因为茶“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品茶活动也能够促进人格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
修己成仁的人格思想
儒家的人格思想来源于孔子的“仁”，“仁”的特性就是强调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所树立的理想人格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理想人格经孟子得以极大的发扬，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其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因为茶道之中寄寓着儒家追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的《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借以赞美苏轼的品格和气节，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能洁身自好。
茶道中的“君子”性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华茶道的思想基础。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能表现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这是由茶本性决定的，喝茶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弊，茶自古就有君子之誉。同时，由于人们对君子之风的崇尚，使得茶的“君子性”在文人雅士的品饮活动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美妙的色、香、味的品赏之中，移情于物，托物寄情，从而受到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
关于茶的君子性，很多茶人都有论述。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宋代理学兴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茶人多受其思想熏陶。苏轼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茶性与人性的理解。
品茶修身的古代茶人
历史上很多文人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其中以怡养性，塑造人格精神是其第一要务。“茶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高尚人格的追求。苏轼也曾为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淳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由此可见，众多文人雅士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并以此来寄托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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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茶词《西江月》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
雪芽双井散神仙，
苗裔来从北苑。
汤发雪白，盏浮花乳轻圆。
人间谁敢更争。
斗取红窗粉面。
儒家“乐生观”和茶道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渗透到中国的茶道之中，使得茶道具有了“乐感”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具备抚慰心灵的作用。
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而孔子最得意的大弟子颜回却是最穷的一个，颜回的快乐是与贫穷联在一起的。他生活在陋巷中，箪食瓢饮以度日，但却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改其乐”。孔子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劣的饭菜，喝生水，枕着自己的胳膊而入睡，但贫穷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快乐。这其中的快乐，不是与物质环境挂钩的乐，而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可见，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重视现实人生，他们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
充满“乐感”的茶道
中国茶道产生之初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也蕴涵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儒家的乐感文化与茶事结合，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饮茶的乐感不仅体现在味觉上的满足，更体现在观赏中的审美情趣。
古代以茶为乐的人很多，唐代李约就以亲自煎茶、煮茶为乐，每日都是手持茶器，毫无倦意。有一次，他出使陕州，走到硖石县，发现一处清泉，水质上好，便整日蹲守此地，煮饮了十多天才离开。《茶录》作者蔡襄更是一位典型的乐茶者，他嗜茶如命，一刻也离不开茶，他与茶已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因病不能饮茶，但是，为了追求品饮乐趣，他照常每天煮茶，烹而玩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将茶喻为天公所造的灵品，其末尾几句写出自己嗜茶的感受：“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鲍君徽的《东亭茶宴》也反映了典型的儒家乐感文化，以山水之乐、弦管之乐烘托饮茶之乐。黄庭坚的一首《品令》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品饮之乐，把茶比做旧日好友万里归来，灯下对坐，悄然无言，心心相印，欢快之至。将品茗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感受化为鲜明可见的视觉形象，出神入化地表达了品饮时的快感。
“抚慰心灵”的茶道
儒家知识分子在失意时，也将茶作为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他们往往从品茶的境界中寻得心灵的安慰和人生的满足。白居易经历过宦海沉浮后，在《琴茶》诗中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与茶是白居易终身相伴的良友，以茶道品悟人生，乐天安命。韦应物也认为茶“为饮涤尘烦”，即饮茶可以消除人间的烦恼。
台湾的周渝先生说得好：“有的人心里很烦，你要他去面壁，去思考，那更烦，更可怕。如果你专心把茶泡好，你自然进去了，就静了……我们在享受一壶茶，我们在享受代表天地宇宙的茶，同时，我们又与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享受，多么快乐啊！”著名的茶学家庄晚芳先生在其所撰的文章中，也多次地提到茶文化中所体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古人品饮，还讲求环境的幽雅，主张饮茶可以伴明月、花香、琴韵、自然山水，以求得怡然雅兴。而民间的茶坊、茶楼、茶馆中更洋溢着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茶道呈现出欢快、积极、乐观的色调。
延伸阅读
孔子的“乐生观”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实现人生，而且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孔子曾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他将充满艰辛的学习过程看作一种趣事。孔子还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因为在孔子看来，这中间就有乐趣，也就是乐在苦中，苦中有乐，苦亦犹乐。还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去见叶公，叶公便问：“孔子为人如何？”子路告诉孔子，孔子说：“女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时孔子已老，但他仍发愤学习，探索人生大道，从中获得无比的喜悦。这其中的快乐，就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