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说散文

以前一些文学史著作对汉代散文多用“政论散文”作为一个分类，但考虑到“政论”的概念对我们要说的内容无法包容周全，故使用更为宽泛的“论说”作为分类名目。

秦与西汉的论说文 秦立国时短，唯有丞相李斯的 “上书”一类文章保存较多，其中《谏逐客书》最为有名。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主要通过选择一系列显著的事例来说明道理，文辞华丽而铺张，气势奔畅，有颇明显的纵横家辩说文辞的气息，可以作为那一阶段文章风格的代表来看。

西汉初邹阳以文章著名，也是战国纵横家的气息很浓。他的《狱中上梁王书》本意是为自己遭谗得祸作辩解，却并不细致分析跟自己直接相关的事实，而是大量征引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运用比喻，论“谗毁”之祸，借以表明自己“忠信”的心迹。这在后人看起来会觉得奇怪，但排比铺张，引前事为证，追求气势，大概就是那时文人所受的基本训练。这种文章带有抒情成分，但论辩的味道要更重一些。

随着社会变化的深入，从战国纵横家文脱化出西汉前期典型的政论文，代表性的作家为贾谊。贾谊年轻时在文帝朝中任太中大夫约十年，写下一系列政论，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充满热情，富于文采。在写法上，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但因为注重具体的实际的政策方针，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为著名，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汉文学史纲要》）。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也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文章善于用铺张手法，但却不是典型的纵横家文那种平列的重复的铺张，而是有一种迅疾向前推动的气势，如上篇的劈头一句：“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写秦人初盛的声势，令人读来一震。这固然是借修辞手段来影响读者的感情，但强悍的文句中蕴有作者年轻的生命力。又如《论治安策》讨论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样令人心惊的句子开头，而后逐一论之。也是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相结合。

稍后的景帝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晁错。代表作有《论贵粟疏》等。晁错的政论文，比贾谊的文章更细密严谨，切合实际，文采和情感则稍逊之。

到了西汉中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专制制度和君主权威的强化，以奏疏为主要形式存在的政论散文，无论热情还是大胆议论的态度都很少见了，来自战国纵横家的雄恣辩丽的风格也消退殆尽。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散文出现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如司马相如奉武帝之命安抚蜀中民众时所作《喻巴蜀檄》，把辞赋写作的修辞技巧用于散文，通过对偶获得一种美化效果，读来音节铿锵。之后像桓宽《盐铁论》这样一种经过整理的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的记录，也多用对偶工整的句子，说明这种文章风格在西汉中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后来这成为东汉散文的普遍特色，继而在六朝发展成骈文。

东汉的论说文 自西汉后期始，经学对社会思想的束缚日趋严重；到东汉前期，因统治者所倡导的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风行，思想界更被笼罩于一片荒诞迷信之中。此际值得注意的论说文，只有与上述风气相抗争的王充的《论衡》。

王充（27-约97）是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仅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他远离京师也远离政治上层，得以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论衡》八十五篇，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批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揭示天人感应之说及世俗迷信的荒谬。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分析，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文章以简朴明快见长，没有多少文学性可言，但它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与东汉文学复苏的思想背景有关。

东汉中期至后期，出现了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沿着王充的方向、具有批判性的论著，而批判的对象则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

王符出身寒门，终身不仕，《后汉书》本传说他：“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潜夫论》的批判，涉及东汉中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浮侈篇》批判了当时“京师贵戚”的奢靡之风，《论荣篇》中批判了当时的门阀制度。此外，在《潜夫论》中，王符还表达了他对于人性的一些新的思考，如《释难篇》说：“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用为他人兼为自身来解释“仁者”之心，反映了东汉中期文人个体意识的抬头。

仲长统（180-220）的《昌言》可以视为东汉后期批判性论著的代表。关于仲长统其人，《后汉书》本传说他“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可见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他的《昌言》著于汉王朝已全面瓦解的年代，所以思想更为解放，言辞也更为锋利。从《昌言》残存的篇章来看，仲长统或批判图谶迷信，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批判外戚宦官，或批判门阀制度，其锋芒几乎遍及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骈俪色彩很浓，具有工丽整齐的特色。此外，《后汉书》本传记载其自叙志向的一篇短文也很有名，文中表示以隐居田园为乐，又说：“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这种对理想人生的描述，清楚地体现了士人与政权的疏离、国家意识的淡薄和个人意识的强化。

随着文学作品的繁盛，论说散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再重要，后面我们一般也不再提及这一类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