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汉的辞赋
东汉辞赋总体成就似不如西汉,但却酝酿着一系列的变化。体物大赋虽然还占着优势,但随着王朝的衰落,正渐渐失去生机,而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中心的抒情小赋逐渐兴盛起来。
东汉前期的辞赋 东汉前期重要的辞赋家首先有班固(32-92)。他和父亲班彪一样,都是史学家兼辞赋家。其代表作为《两都赋》。
“两都”指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两都赋》也是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合成。东汉建都洛阳,但也一度发生过两都孰为优的争议。班固的赋作表示赞成以洛阳为都。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建都是重大的政治决定,要说文人辞赋在其中能起多大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实际班固的赋是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其依据则是儒家的政治学说。故《西都赋》主要赞美长安的繁华富丽,包括统治阶层的享乐生活;《东都赋》则更多地歌颂了东汉统治集团所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如何恰当,以及王朝的威势、洛阳风俗的淳厚,这样就显出东汉的统治比西汉的统治更符合儒家理想。这种比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辞赋中很深的渗透。
但《两都赋》还是有一定的特色。它的夸张建立在写实基础上,不像司马相如那样近乎虚诞;它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景象也颇为壮丽。在结构上考虑严谨,对文字的锻炼也相当精心。京都赋是辞赋的一个重要类型,它的基本格式是由《两都赋》奠定的。
冯衍的《显志赋》在另一种意义上显示了某些新的迹象。冯衍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显志赋》是一篇表达对现实不满、宣泄内心郁闷的抒情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复到屈原、贾谊的系统上去了,但它的结构却是借用了纪行赋的写法,通过一次虚拟的游历对自己的遭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表感想。篇中屡屡显示出对老庄思想的兴趣,如开首附《自论》即说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赋中又赞美“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包括对一切鼓动或助长战争、实施严刑苛法的人表示出极大的憎厌,认为追求功业常常造成罪孽,也是以老庄为旨归的。在儒学势力还十分盛大的当时,这显得颇为特别。
东汉中期的辞赋 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首推张衡(78-139)的《二京赋》。此篇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由“凭虚公子”称颂西京的富丽,而“安处先生”则赞美东京的德化。但《二京赋》包含着许多批判性的内容,如指斥秦始皇的豪奢实以虐民为代价,批评对方:“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些实际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所以它并不像班固之作完全以歌颂当世的统治者为目的。在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方面,由于《二京赋》篇幅更为巨大,因此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反映世俗生活,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等,《西京赋》中还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总之,《二京赋》既是汉代体物大赋的殿军,又有若干变化。
张衡更有特色的创作是抒情性的赋。如《思玄赋》既吸收了冯衍《显志赋》那种虚拟的纪行,又学习屈原的手法将这种纪行染上神话色彩,借以表现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厌倦和逃脱,在文字的想象世界中追求慰解。《思玄赋》的篇幅仍相当长,具有同样旨趣而以写实为主的《归田赋》则完全摆脱了汉赋的铺陈手法,标志了抒情小赋的成立。篇中“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两句点明了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归田赋》全篇仅二百余字,在写作态度上,堪称是对传统大赋的一种反拨吧。在张衡或许只是兴到而作,但却代表了辞赋文学的变化趋势。
属于汉赋传统题材的,另有马融(79-166)的《长笛赋》、王延寿(约124-约148)的《鲁灵光殿赋》等。《长笛赋》中抒情成分显较前人同类之作为浓,开头一节描绘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以渲染笛声之哀,而实际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情怀。此篇及上述张衡《思玄赋》均用七言诗句结束,为汉赋之创格,而为后人所经常袭用。《鲁灵光殿赋》就题材而言应是传统的体物大赋,但写得却并不长,这也是可以注意的。赋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颇为出色,如写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状若悲愁于危处,憯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这些地方表现出追奇求新的意欲。王延寿又有《梦赋》,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王孙赋》写猴子的各种情状,都很奇特。这些特点同样与东汉中期辞赋的转变趋势有关。
东汉后期的辞赋 东汉后期辞赋的创作依然不衰,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不可能没有传统赋颂的创作,但却没有像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只有新体的抒情小赋,闪耀特异的光芒。
生活于灵帝时期的赵壹所作《刺世疾邪赋》表现出汉代辞赋从未有过的尖锐的批判锋芒。作者否定德政也否定法治,将春秋、战国、秦汉说成是政治日益恶化的进程,而“于兹迄今,情伪万方”,更把最激烈的批判指向当代社会。这样彻底的否定表明了彻底的失望,正是社会瓦解时代的思维特征;同时这也是对汉赋歌颂性主流的彻底的背叛。此赋篇末缀以两首五言诗,以起到强化抒情的作用,可见诗赋结合的写作方法在不断延续。
《刺世疾邪赋》那种尖锐激烈的写法难免造成抒情的粗糙。要说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仍当数蔡邕(139-192)。其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
《述行赋》作于蔡邕二十七岁那年,那时正是桓帝朝宦官擅权、政治极度混乱之际,他却被迫应召入京去给当政者鼓琴,幸而以病半途而归。作为纪行赋,本篇在写作方法上并无特异之处,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表达就显得集中有力。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如“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之句,更将锋芒无所掩饰地直指“皇家”、“贵宠”;由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个人遭遇的愤慨结合在一起,他的感受就写得较赵壹为具体。
《青衣赋》写与一奴婢的情缘和别后对她的怀念。这即使有虚构成分,也应该与作者的某种实际经历有关系。这种不合道德传统的题材的出现,既体现了作者的大胆,也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瓦解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表现渐趋自由。赋的文字生动清丽,末一节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
蔡邕是东汉末最著名的文人,他的一些创作特点体现了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之间的关联。而且,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因而他对后一时期文学的影响有很直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