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心理上的雌雄同体与男性抗议[18]——神经疾病的基本问题

在治疗时，奥地利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9]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应该询问患者的想法。这个方法首先被应用在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is）的病例中，布洛伊尔会询问患者对疾病的看法以及病程的发展。他和弗洛伊德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询问患者，并证实了患者身上存在着显著的记忆缺失现象。这种缺失让患者和医生无法真正了解疾病的病因和病史。他们基于心理学知识、患者性格的病理学特征、患者的幻想和理想生活等方面，对被患者遗忘的记忆材料进行推理，并因此创立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和观点。凭借这种方法，弗洛伊德寻找神经疾病的根源，发现其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童年时期，并因此揭示了许多心理现象，比如压抑和移情。在治疗过程中，不同的研究人员独立工作，针对多种多样的神经症形态，用相同的方法将患者从前的那些潜意识的躁动与欲望反复地暴露出来。弗洛伊德在性本能的变化和具体构成中寻找神经疾病产生的原因，但他的理论却经常受到攻击，因为这一理论与心理学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想强调实践个体心理学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将个体身上出现的所有神经疾病的症状，追溯到它们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上。在患者的协助之下，这种简化的方式是正确的。事实表明，每个患者的心理图景（psychical picture）都与其童年早期的真实心理状况相吻合。换句话说，神经疾病的心理基础和症状从童年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变过。多年来，个体在童年时期的心理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体现了个体所有的发展趋势、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在上层建筑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情绪残余”（mood residues）这一因素，这一因素可以追溯到个体奋斗进程主线上的一次或多次失败上。这就是神经疾病出现的真正原因。从“情绪残余”出现的那一刻起，患者只会思考如何弥补自己的失败，以及如何贪婪地追求无用的胜利。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免新的失败和命运的考验。我们可以假设，他表现出来的神经症症状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患者的焦虑、疼痛、无力和多疑让他无法积极地生活。神经症让他产生强迫性的思维和行为，使他以为自己失去了活力，有理由保持消极状态，并认为自己身上产生的疾病是合乎情理的。

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打破患者这种幼稚的装病局面。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找到了家庭生活不和谐的根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家庭生活不和谐这一问题，那就是遗传性组织缺陷体质（familial organic constitution）。儿童遗传性组织缺陷体质让我注意到，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他们与生俱来的比较羸弱的器官、有机系统和内分泌腺，将他们原本正常的软弱感和无助感放大了。他们萌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由于器质性自卑的迟发性、缺陷性和不充分性，我们最初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以下症状：虚弱，容易生病，行动不协调，以及产生外貌缺陷（这通常是由外部退化症状[20]引起的）。他们还可能比较笨拙，有许多多发于婴幼儿时期的缺陷，比如眼睛抽动症、斜视、左利手、聋哑、口吃、言语障碍等。儿童常常因此受到羞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被霸凌，所以不善于社交。在儿童的心理图景中，某些正常的特征会被显著强化，比如婴儿的无助，对拥抱和被温柔对待的渴求，进而会发展成焦虑、害怕孤独、胆怯、害羞、对陌生人感到恐惧、对疼痛过度敏感、拘谨、对惩罚感到恐惧，以及对每个行为后果感到恐惧。简而言之，这些特征会赋予男孩一些无可置疑的女性特质。[21]

不久，这种被压抑的感觉就显现出来了，这在那些有神经症倾向的孩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儿童遗传性组织缺陷体质还会引发一种极度敏感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不断扰乱平静安宁的思绪。这类孩子渴望拥有美好的东西，想要满足自己感官的欲望，认识一切未知的事物。他们希望超越所有人，独自完成一切。他们幻想着各种伟大的目标。他们希望拯救别人，把自己想象成英雄，认为自己出身贵族，却像个阶下囚一样受到迫害和压迫。急迫的、永不满足的雄心壮志已经在他们身上初显。显然，我们可以预见到这种雄心壮志给他们带来的挫败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邪恶的本能也得到了发展和强化。他们等不及让愿望得到满足，因而助长了内心的贪婪和嫉妒。他们会贪婪而不安地追逐每一次胜利，变得不服管教、性情暴戾、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疑心重重。很明显，一个好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这种发展中的自我主义，一个坏老师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它的负面发展。在有利的环境下，极度敏感的情绪会转变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求知欲，或者让孩子变得比同龄人要成熟。而在不利的条件下，极度敏感的情绪会催生出犯罪倾向，或者让个体无力应对现实，使人试图用一种“准备好”的神经症症状来掩盖自己逃避生活要求的事实。

通过对孩子生活的直接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具有神经质性格的孩子身上，服从性的婴幼儿特质，即儿童身上的被动性（比如缺乏独立性和顺从性），很快会被违抗性和反叛性所取代。我们所提出的一种思路，准确地解释了儿童身上那种被动性和主动性混合的特征，女孩气质的服从会转变为男孩气质的叛逆。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叛逆的特征可以被解释为儿童的某种正常反应：在他人鼓励或强制儿童顺从的时候，儿童会进行反抗。此外，孩子反抗的目的是更快地满足自己的本能，获取自己想要的地位，引起他人的注意，获得自己的特权。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到达这一重要阶段时，他们会感觉自己受到强迫性服从的威胁，感觉自己一切的日常生活——吃饭、喝水、睡觉、洗漱、排便和排尿都受到了威胁。儿童群体性感受的需求被扼杀了。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在一种缺乏信心的“模拟演习”中，在他们对力量的幻想中体现了出来。

另一种具有神经症倾向的孩子也许是最危险的，他们会表现出顺从性和主动反叛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形成更加紧密的结合，顺从和反叛互为手段和目的。这样的孩子显然预料到了这种对立，并希望用最彻底的服从性（受虐狂）来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他们无法忍受被低估、失败、被强迫，也无法忍受等待以及延迟满足。[22]他们就像那些有着不同个性的儿童一样，会完全被行动、决定、未知或新奇的事物给吓坏。他们为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致命弱点找借口，这样就可以逃避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对于这种明显的双面生活，正常儿童会让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并且能让其促进个体成熟性格的形成。但是，这种明显的双面生活不允许神经质个体全力追求自己的理想，还会通过个体自己建立的体系，焦虑感和怀疑感干扰个体做出决定。

其他类型的人会在一种“强迫”（compulsion）中逃避焦虑感和怀疑感，不断地追求成功。他们总是怀疑别人会攻击自己，轻视自己，不公正地对待自己。他们拼命扮演救世主和英雄的角色，经常对不合适的对象施加他们的力量（堂吉诃德主义）。他们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寻求被爱的证据，却从来得不到满足（就像唐璜[23]和梅萨利娜[24]那样）。他们从未在奋斗的过程中感受到和谐与平静，因为他们的本质是“双面”的。神经质个体身上有明显的“双面性”，比如许多作家所说的“双重竞争”“人格分裂”等。这种“双面性”一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的：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具有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这两者似乎都在努力追求统一，而为了让个体逃避自我与现实的冲突，这两者会故意在统一的过程中失败。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可以进行干预，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内省的指导，对意识进行扩展，来确保个体的心智可以压制目前还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情感力量。

对“男性”“女性”等现象的评价和符号化，虽然看起来是武断、随意的，但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契合的。[25]这种渗透在传统文化深处，总是会唤起诗人和思想家兴趣的情感，很早就在儿童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孩子们虽然偶尔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仍会将力量、崇高、财富、知识、胜利、粗俗、残忍、暴力和活力看作男性化的，而将它们的对立面看作女性化的。

儿童身上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以下方面：对养育者的情感流露，林黛玉式的自卑敏感，对主观能动性的否定，对怀才不遇和生不逢时的抱怨，过于温顺而怯于反抗。相反，无论是在男孩还是女孩身上，那种积极奋斗、对自我满足的追求、本能和激情的迸发，都被认为是一种男性抗议的表现。这种错误的评价又被社会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儿童心理会出现一种“雌雄同体”现象。这种现象依赖于它内在的对立，是合乎逻辑的。然后，这种潜意识的冲动会从内部展开，频繁地、潜意识地向着一种强化的男性抗议的方向发展，从而解决这种冲突。

儿童对性的了解首先会加速其男性抗议发展的进程，性幻想和性冲动也会助长内心的冲突，进而导致儿童的性早熟。在错误的情境下，这种了解也可能导致性变态。对儿童来说，如果性别角色一直存在或者一直不清晰，那么心理上的“雌雄同体”现象就会加深，从而增加内在的心理张力。[26]

（完稿于一九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