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奇迹及其根源
第一章 中国道路：奇迹跌现之路
本章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奇迹迭现，较引人注目的有：经济增长方面的奇迹、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奇迹、科技创新方面的奇迹。弄清楚和深刻认识这些奇迹，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中国道路并不是这些奇迹的外在、偶然的载体，相反地，这些奇迹是内在于中国道路的中国精神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要把这些奇迹作为深入中国道路堂奥的“迹象”和“征兆”，由此去追寻和探索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它的丰富内涵，它与其他发展道路的区别和联系，它的发展规律性等等，以便更好地把这条道路坚持下去、发扬光大，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自从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重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以来，国外舆论就逐渐把“中国道路”放到同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比较之中，尽管不时有“棒杀”和“唱衰”中国的声音的种种干扰，人们还是愈来愈频繁地用“奇迹”两字来标示中国道路的特征，因为这条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难以想象”“超越想象”。
从字义上讲，“奇迹”是指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在国外舆论中较早出现的一则把中国道路同经济奇迹联系在一起的报道，是1992年埃菲社的一篇年终专稿。这篇文章说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出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其后，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非凡成就，“中国道路”更成了奇迹迭现之路。到了2012年我们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人们所关注的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问题或许如“俄罗斯报纸网”2012年11月8日文章所说，“当年，邓小平放飞了‘中国奇迹’，如今，北京该如何证明这一奇迹颠扑不破？”或者如2012年11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的加文？戴维斯的文章所说，“中国的经济奇迹能否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年得以延续？”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9月11日在大连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响亮地回答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的经济成就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从其连续性上来说“中国奇迹刚刚翻开新的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显示“这个奇迹还将继续”。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到底迭现了哪些奇迹，又根据什么把这些成就说成是“奇迹”？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无疑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迭现的奇迹，可以说数不胜数，但相比较而言，较引人瞩目的，主要有三类：一是经济增长方面的奇迹；二是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奇迹；三是科技创新方面的奇迹。
一、经济增长方面的奇迹
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到2011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其持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大家知道，在20世纪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曾经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其中的日本，更造就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奇迹”。但根据核对过的数据，“日本奇迹”是发生在1950—1973年的23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3%的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奇迹，却是持续了33年，年均增速接近10%的发展。无论在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在增长的速度方面，都超过了“日本奇迹”。
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的规模不仅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而且在短短4年之后的2014年，又突破了10万亿美元的大关。相比之下，日本的经济规模还只达到4.8万亿美元，不足中国的一半。与此相适应，中国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份额也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5年的15.5%。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在快速地超越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处在美、日、德、英、法、意等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居世界第7位。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就以高速度的发展在经济总量上于2002年超过意大利，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2位。中、美之间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有较大差距，但力量对比也在不断改变着。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普在《帝国的衰落》一文中指出：“在2000年，美国的计算机销量相当于中国的3倍，网民的数量相当于中国的5倍，宽带接入量相当于中国的40倍；但到了2008
年，从整体看来，中国在以上每个方面都赶上或几乎赶上美国人。”[1]从宏观层面来说，1980 年时，美国的GDP为27689 亿美元，中国的GDP为3065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9倍还多；到了2015年，美国的GDP为1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为11.4 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57倍。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有趣插曲是：2014年国际上热炒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而中国却不仅没有为之欢呼，还坚拒“头号经济体”的头衔。事情的经过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将达到17.632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7.416万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在2014年4月30日也公布报告，中国将于2014年底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然而，中国对此的反应却不是欢呼，而是坚拒。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披露，“中国曾努力阻止一份表明其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报告的起草”，并“为阻挠这些数据的出台抗争了一年”。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这套计算方法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态度”，“不赞成把这些统计结果作为官方数据”。中国的新华通讯社则在2014年5月4日发布一则新闻分析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几十年的经济差距。”应该说，这个插曲充分反映了中国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求真务实态度。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左右。2010年，我国更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的产量占世界第一。“中国制造”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在《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我国在参评的2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与中国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相联系的，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超过13亿，因此尽管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但在人均GDP方面却还远远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后面。
即使如此，从我国人均GDP在1978年时的381元算起，到1998年真正解决温饱，人均GDP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再到2010年人均GDP又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达到53817元，比1978年时增加了140多倍。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幅跃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据统计，在2007年至2012年间，按汇率法计算，美国的贡献为10.20，中国的贡献为31.73，是美国的三倍；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美国的贡献为13.32，中国的贡献为29.7，是美国的两倍。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首次迈上2万亿美元台阶；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2005年的7.3%提高到9.6%；201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在外汇储备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缓慢；21世纪初，我国的外汇储备才达2000亿美元；但此后就开始加快发展，到2006年2月，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6月，又突破2
万亿美元；不到两年之后，再增加到3万亿美元；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曾达到3.89万亿美元，到2014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
二、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奇迹
在广受世界关注的中国道路上迭现的种种奇迹中，在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当数脱贫扶贫的成就和社会保障网在短时期内的全覆盖。
2005年3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
迪亚布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讲演指出，在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时，有必要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在2015年前将贫困人口减半计划方面加以评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就相继实施了4个“发展十年规划”，但都未达到预期目标。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联合国在2000年9月又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其首要目标就是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到2015年将每日私人消费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然而，到2005年时，形势却极不乐观，在总人口达4.6亿人的18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在2003年比1990年还低。以欧盟为例，在2000年，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承诺到2010年消除贫困。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仍有17%的人口缺乏基本生活资料，希腊和拉脱维亚的贫困人口比例为21%和23%，西班牙的贫困人口比例为20%。在这种背景下，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代表中国强调了自己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提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五项承诺，包括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商品零关税待遇；免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的债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等。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国内消除贫困落后的状况。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81—2005年，世界贫困人口从18.98亿人减少到13.73亿人，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如果将中国的减贫成果排除在外，那么，1981—2005年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10.63亿人增加到11.65亿人，实际上还增加了1亿多人。1981—2008年，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由8.35亿人减少到1.73亿人，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为此，世界银行行长金镛表示，中国在过去30年已使6亿多人脱贫，发展中国家对借鉴中国经验的期盼与日俱增。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在扶贫脱贫方面创造奇迹，是和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一直把消灭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分不开的：邓小平确立了开发性扶贫的方针；江泽民制定了两个中长期减贫规划；胡锦涛从专项扶贫为主转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从政府为主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习近平提出科学、精准、内源扶贫，建立“专属档案”，登记名字，分析致贫原因，逐户制定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扶持，由“漫灌”到精准到户的“滴灌”。我们不仅先后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而且还随着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不断提高国家扶贫标准，从1986年的人均收入206元，提高到2008年的1196元，再提高到2011年的2300元，不仅满足扶贫对象的生存需要，而且部分地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截至2016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还剩4335万人。
我国在扶贫脱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各方面的交口称赞。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谈到中国成功减贫给世界带来的启示时说：“中国的努力是使全球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少的最大因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世界银行把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称作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脱贫”。这样的奇迹何以能够发生，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比尔？盖茨则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为此，我国在2014年获得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少饥饿发展目标的证书；在2015年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减少饥饿目标的表彰证书。20世纪以来，全球减少饥饿的目标具体有两个：一个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另一个是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首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即到2015年使全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减半。2009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在2015年之前使全球饥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使饥饿人口数量减半这一目标实现难度更大。根据粮农组织统计，迄今已有72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减少饥饿的目标，其中29个国家还实现了难度更大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粮农组织报告显示，我国是东亚地区减少饥饿人口的主力，并且在全球反饥饿进程中，我国饥饿人口下降数量占整个发展中世界的2/3，为全球反饥饿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也面临着世界上最为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特别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头10年内，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使社会保障从国有企业扩展到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从单位职工扩展到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从城镇扩展到农村，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在医疗保险方面，2003年，中央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到2008 年实现全面覆盖，到2011 年参合人口达到8.32 亿，参合率在95%以上；同时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启动，宣告了新社保体系核心之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入建设阶段。2009年底，全国所有地级城市已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实行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11年，覆盖人数在10年中增加了10多倍，扩大到13亿多人。美国投资家库恩认为，2009年中国启动医保改革，3年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5%，而且中国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为农民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将最大利益带给最多的人民这一点上，医保改革是过往10年中最大的成就”。美国《新闻周刊》则发表文章盛赞我国新农保试点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普惠式养老金计划，是“针对世界贫困人口的2.0版福利”，它“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提供了借鉴经验”。
在养老保险方面，2009年我国启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201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填补了我国社保立法的空白；2011年，我国启动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填补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最后的空白；2012年，我国提出了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到年底实现制度全覆盖的目标，实际上在2012年8月就已实现。这标志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制度的全部建立。全国有4.31亿人参保，1.17亿老年居民领取养老金。单就覆盖的人口规模而言，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快速膨胀，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给每个公民生活水平带来的提高，相对地讲，还不算太高。然而，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3年的26955元，增长了78倍。这种增长给中国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却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迹。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在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当时大约40岁）提高了大约50%，而在今天的亚洲，主要是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大约要上涨100倍！中国人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三、科技创新方面的奇迹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科技创新更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中国道路上迭现的奇迹也突出地表现在科技创新方面。
首先是在航空航天领域，我国在10年的时间内以“五连跳”的方式完成了从载人航天飞行器的首发到对接的繁复过程：先是在2003
年10月1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并于16日安全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中国首位航天英雄，我国继美、俄之后跻身太空俱乐部。2003年10月15日的《今日美国报》认为中国这次的载人航天飞行，将为其他国家目前进行的太空活动注入活力，同时也将淘汰旧有的太空伙伴关系模式。中国的崛起使一直由美、俄组成的航天联盟中出现了一个羽翼丰满的第三方。同日的俄罗斯新闻社发表评论说，航天员系列中出现中国“太空人”身影，象征着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威信和分量急剧提升。
2005年10月12—17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我国仅用两年时间实现了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航天飞行，到“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重大跨越。2005年10月1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文章说，这“比美国航天飞机实现这一目标的速度还要快得多”，它“标志着中国航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5年10月14日的西班牙《国家报》则发表文章评论说，这“再次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天俱乐部中的地位”，“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它的航天计划正在拉近与美国在这方面的距离。中国的高科技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取得进展”。
2007年10月24日，我国在西昌成功发射了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11月26日，“嫦娥一号”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环月轨道传回第一张月面图片。2007年11月6日，俄罗斯《晨报》报道说：“新的太空竞赛开始了，其目标至少是建立月球基地。在这场竞赛中，中国已经满有把握地超过印度和巴西，直取俄罗斯。”路透社北京2007年12月12日电则指出：“这成为中国30年改革的又一座里程碑，中国政府再次宣布其太空探索之旅纯粹出于和平目的。”
2008年9月25日晚，载有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员的“神舟”七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27日16时41分至17时，翟志刚进行了中国航天员首次太空漫步，并在太空中展示五星红旗。美联社北京2008年9月27日电说：“太空行走的成功为建立太空站铺平了道路，而建立太空站是中国载人航天计划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路透社北京2008年9月27日电则说：“中国这个飞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希望确保在如何利用太空及其潜在资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011年11月1日报道，中国是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开发出载人航天器的国家。路透社北京2011年11月17日电则指出：“这艘飞船的返回是中国日益增强的航天技术的最新展示，而美国的载人航天发射正由于预算限制和重点的变化而受到阻挡。”
中国道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又一个奇迹，出现在高速铁路建设中。
2004年1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国进入高铁时代的历程由此肇始。高铁动力组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共涉及9大关键技术和10项配套技术，有5万多个部件。只有各项技术、各个部件的协同运行，才能保障高速列车的启动。2004—2005年，中国制造高铁的北车和南车等企业，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铁路动车组。随后，他们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面积实行“去日本化”“去阿尔斯通化”，乃至“去西门子化”。通过这些，他们掌握了高铁的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车辆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成套技术，拥有了制造高铁动车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一直到承载“中国创造”牵引电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中国北车CRH5A动车组进入“5000公里正线试验”的最后阶段。这标志着“高铁之心”和“高铁之脑”两大系统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意味着我国高铁列车最核心的部件已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创造”。
相比之下，欧洲人也苦心经营、发展高铁多年。他们技术实力雄厚，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的高铁建设就已步入高峰，我国则到21世纪初才迎来高峰，但我们奋力追赶。如今，欧洲几乎已不再铺设新线路，而中国的高铁建设则不仅没有止步，还闯入了国际市场。发达国家现在只是在琢磨如何进一步提速，而中国则将铁路速度的提升与铁路网络的未来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2004—2014年的短短10年间，我国铺设高铁的里程突破1.6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总运行里程的一半。截至2016年底，我国的高铁已经通达中国大陆除宁夏、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以高速铁路为骨架，包括国际快速铁路、城际铁路等构成的快速铁路网已基本建成，总规模达4万公里以上，基本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京沪、武广、沪宁、沪杭、京津城际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三大经济圈之间以及经济圈内部的高速循环系统，缩短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距离。高速沿线出现了不少新城区和新工业区，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高铁同时创造了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推动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形成合理布局，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了相邻城市的“同城效应”。
中国的高铁建设一再得到世界银行的点赞。2014年7月，世界银行发表报告，称赞中国高铁建设费用低廉，排名世界第三。中国高铁每公里造价0.87亿～1.29亿元人民币；欧洲国家是每公里造价1.5亿～2.4亿元人民币，日本高铁的建造成本也差不多。而且我国高铁建设的工期还只有发达国家的3/4。2014年12月，世界银行再次发表报告，称赞中国高铁发送旅客数量2013年达6.72亿人次，自2008年以来增加了4倍。2007年4月至2014年10月，有超过29亿人次乘坐了高铁。2013年，中国高铁线路的旅客周转量达2140亿人次，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是日本的2.5倍，法国的4倍。
现在，中国高铁还成了我国的形象代表和外交新名片，彰显出中国在技术集成、产业配套、重大设备、国际融资、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协调等方面的综合实力。2014年我国参与境外铁路建设项目348个，铁路装备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大陆到非洲大漠，处处都有中国高铁的身影。这首先得益于我国拥有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强劲的技术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我国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中国高铁的整机整车、系统、部件三级产品技术平台已经基本完善，有充分能力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个性化的轨道交通装备产品，实现了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提升的历史性突破。而且我国具有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建设和运营高速铁路的经验，具有集成世界先进高速铁路技术能力的经验，具有在国外成功建设铁路的经验。中国高铁在高温高湿、高寒多风沙、高原、喀斯特地形等不同环境中积累的运营经验，对世界各国高铁都有广泛的适应性。
高科技创新发展和“走出去”的另一个典型是核电。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自行建设的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并网成功；1994年，我国又引进国外技术建设中国内地第二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至今，我国核电站在建机组已有26台，规模2800万千瓦，这使我国成为世界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核电走出去战略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国内外也将分别落地，在创新发展中谱写核工业的新篇章，被人们称作科技创新的又一个奇迹。
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暴露了二代核电技术在预防和缓解堆芯熔化设计上的缺陷以后，中国国务院就从中汲取教训，要求停建所有建设中的二代技术核电站，改用三代核电技术，并决定立足于自有力量来实现；而世界核电第三代技术的关键，在于解决突发灾难情况下的安全保障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决定将中核集团的ACP1000（1000兆瓦先进中国压水堆）和中广核集团的ACPR1000＋技术进行融合，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技术品牌“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采用ACP1000技术和177堆芯燃料，采用中核集团开发的CF自主品牌。在设计创新上，“华龙一号”采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结合”安全设计理念，采用了177反应堆堆芯，单堆布置，双层安全壳，多样化多重冗余安全系统，安全和性能指标达到了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一旦发生事故，既可以通过电力驱动等方式循环冷却，保证堆芯安全，带出堆芯热量，又可以在电源等动力源丧失时，依靠自然循环达到冷却效果，从而保证堆芯安全，实现“双保险”。
为给“华龙一号”贴上“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标签，中核集团先后开展了54项科研课题，与64家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开展了117项合作，并在海外市场开发的目标国进行专利布局。国内自主研制的核电设备能满足国内外工程所需，国产化水平高，至少在85%以上。2014年8月，国家能源局组织我国43位院士专家，对“华龙一号”总体技术方案进行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华龙一号”以177组燃料组件堆芯和三个实体隔离的安全系列为主要技术特征，采用世界最高要求和最新技术标准，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要求，实现了集成创新。2014 年12 月，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ACP1000又在维也纳接受并通过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反应堆通用设计审查。从此，中国核电开启了“造船出海”的新时代。我国和巴基斯坦核电合作目前已承建6台，总装机容量340万千瓦，还与其他多国进行相关的初期探讨。
除此之外，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迭现的奇迹还有：架设在高原上的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蝉联世界冠军的“神威之光”超级计算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四、中国道路本身就是一大奇迹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道路上迭现的奇迹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以上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仅要找到、探究这种种奇迹，而且还要从这种种迭现的奇迹中看到它们同中国道路的关系：这些奇迹在中国道路上的频密迭现，清楚地说明了中国道路并不是它们外在的、偶然的载体。相反地，这些奇迹是内在于中国道路的中国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因而，不仅中国道路上在迭现着种种奇迹，而且中国道路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中国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而是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也打破了苏联模式，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崛起。葡萄牙前驻华大使若泽？塔德乌？苏亚雷斯曾就中国道路的崛起说过：“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发展历程。”[2]我们要把中国道路上迭现的种种奇迹当作“迹象”和“征兆”，去探寻这条道路的来龙去脉，它的丰富内涵，它同其他发展道路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它的发展规律性，以便把这条道路更好地坚持下去，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