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回首历史、展望未来得出的“坚定的结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那以来，中国道路也成为我国理论界热烈讨论、精心阐述的重要课题。
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就是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的推动下写出来的。那么，这本书到底要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呢？我觉得，要研究的，首先应是与中国道路相关的里里外外的一些关系，只有弄清楚了这些关系，才有助于把握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而研究的方法则是通过各种比较与分析，去伪存真、解疑释惑。
例如，在中国道路上迭现的奇迹及其根源问题上，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奇迹，现今在大家的心目中几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是在造成奇迹的根源上却众说纷纭：有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它归因于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有的把它归因于中国人在传统上就勤劳俭朴、有较高的储蓄率和积累率；有的把它归因于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了大赢家，等等。这些说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又都有不足的地方。我觉得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高度，从对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进行总体把握的高度，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理念和道路途径层面的高度，去把握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造成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造成科技创新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归结起来，中国道路上奇迹迭现，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中国道路的由来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道路来之不易，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志士仁人，从农民阶级，到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到搞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前仆后继地提出和实践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方案，然而却一个又一个地相继遭到了失败。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生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使探索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才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清楚地说明，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然而，可供选择的毕竟只是方向，适合本国情况的具体道路，还得靠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开辟和创建。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时期，还是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还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尽艰辛，自己开辟和创建出来的。
在内涵和特征问题上，中国道路的灵魂是社会主义。然而，在西方，当一些人因为中国摒弃了资本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而感到无限“惋惜”时，又有一些人却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说成就是资本主义。但无论他们怎样论证，这种说法总是站不住脚、经不起检验的。例如，借口中国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东西，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那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相混淆，因而是典型的混淆视听；又如，借口在中国，国家“扮演经济角色并为争取政治上的好处而利用市场”，就把中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行列之中，那显然是一种由于概念混乱而造成的严重错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是截然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还有人因为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质疑，说我国搞的是“同资本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既然中国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原则，那就理所当然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社会主义同20世纪50—80年代一些非洲国家搞的“非洲社会主义”
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并不具备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相反，中国道路性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原先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只有产生途径、发展程度上的区别，而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中国道路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而且还由于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之所以会奇迹迭现，应当说，正是由于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道路和模式问题上，争议聚焦在模式上。有人说，“‘中国模式’首先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却是：外国人热议“中国模式”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后，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模式”了，他还揭示了模式具有多样性、特殊性、自主性等特征，使有些人所谓模式的形成要以具有可以复制的样板性为前提的议论，成为杞人之忧。模式与道路原本两者一体，道路侧重从纵断面综述发展历程，模式则侧重从横断面描绘行为方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因而把两者割裂开来是没有根据的。也正因这样，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原则区别，又具体地表现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在关键问题上的鲜明对照。
中国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是指中国道路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实现现代化的所有方式，就是说，既超越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又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道路超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和平发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和掠夺；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监管，来抗衡“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以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方针，来对抗美国输出民主的“颜色革命”。中国道路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突出地表现在中国道路在总结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一是以和平发展超越苏联模式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二是以改革开放超越苏联模式的僵化封闭；三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四是以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模式的低标准社会主义；五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超越苏联模式的“超越发展阶段”思想；六是以统筹兼顾超越苏联模式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七是以依法治国论超越苏联模式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中国道路的功能还在与时俱进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道路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之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快速崛起和发展的奇迹，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经历着内外不断变化的环境，如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具体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在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因而当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逐步放缓，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发生变化；而当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时，也必定会倒逼着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这些变化推动着中国道路的功能也与时俱进地变动着：首先是科技创新，我们党历来重视科技创新，但现在，科技创新战略更要承担起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所转移过来的重任；其次，是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作为战略指引去适应、把握、引领这种新常态；再次，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道路要发展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功能；最后，以在“两个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道路，还要在世界上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与时俱进地发展出的这些新功能，更进一步彰显出中国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在中国人民的实践把中国道路作为一条奇迹迭现的道路推到前台之后，再从理论上厘清道路问题上的诸多关联，这就既凸显了中国道路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意义的缘由，又在实践中有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更加勇往直前地去夺取“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胜利。应该说，这正是本书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初衷，如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裨益，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徐崇温
2017年2月于养心园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
[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所作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