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

第一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对史学的重视

一、北方十六国民族政权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自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刘渊称汉王，至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统一北方为止，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传统的皇朝统治区域内，先后有賨族的成汉（304—347），匈奴族的汉/前赵（304—329）、夏（407—431）、北凉（401—460），羯族的后赵（319—351），氐族的前秦（351—394）、后凉（386—403）、仇池国（296—552），羌族的后秦（384—417），鲜卑族的西秦（385—431）、南凉（397—414）、前燕（352—370）、后燕（386—407）、西燕（384—394）、南燕（398—410），鲜卑拓跋族的代国（338—376），丁零族的翟魏，汉族的北燕、前凉、西凉、冉魏、谯氏的西蜀等众多民族割据政权。因为崔鸿《十六国春秋》一书对这段历史有过较全面的撰述，所以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作十六国时期，又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上承先秦两汉魏西晋少数民族史学之优良传统，下启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大发展的广阔局面。它不以十六国政权为篡伪，而是作为正史来著述，开一代民族史观之先例，同时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史学撰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二、诸民族政权君主的汉文化修养

十六国诸民族政权存在的时间大多较为短暂，但民族政权君主多十分仰慕汉民族文化，具有或高或低的汉文化修养，大力提倡儒学，重视史学，促进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例如，成汉李寿“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故能征伐四克，辟国千里”[16]。前秦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性至孝，有气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17]。汉开国之君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子刘宣，熟悉《毛诗》、《左传》、《汉书》，曾叹息道：“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18]果然助其父建国。出身卑贱、曾被掠卖为奴的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在侍臣读到《汉书》中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之后时，他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19]认识到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南凉王秃发傉檀与后秦尚书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岂足为多也！’”[20]前燕慕容廆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慕容）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21]。后燕慕容宝“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22]。“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后秦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23]

三、诸民族政权对各民族士人的任用

在提倡儒学和重视史学的同时，各民族政权君主十分重用汉族士人。后赵石勒倚重股肱谋士张宾，当张宾去世时，“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24]。前燕慕容廆曾于永嘉初“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25]。南凉王秃发乌孤“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雋；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匹、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26]。

四、诸民族政权对贵胄子弟的历史教育

诸民族政权君主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甚至亲自撰写史书，为人臣做出榜样。石勒于前赵嘉平三年（313）“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27]。建平四年（333）“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述录时事”。前燕皇帝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28]。所撰《太上章》是一种蒙学字书，《典诫》当是杂述历代典型史事，以教训子弟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史官制度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政权君主对史学促进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有深切的认识，故而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学习汉晋等中原皇朝的史学传统，重视史官制度的建设，成为十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著作官的设置

负责撰修国史的著作一职，最早是在曹魏明帝太和中设置，称著作郎兼起居注之职，十六国时期的不少政权皆设有此职。后赵设著作佐郎，或称著作郎、佐著作郎。前燕、前凉、赫连夏设著作郎。后凉、前秦设著作郎，或称著作佐郎。总计诸国设有著作郎（或称大著作郎）十一人，著作佐郎（或称佐著作郎）十人（其中有五人姓名不可考）。担任著作的人选，多数是汉族人，但也有个别是少数民族人。三国吴时创设左国史之职，与右国史并掌修国史。汉国嘉平初，命“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29]。成“高祖（刘渊）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前秦苻坚有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注疏”。十六国诸民族政权设官修史，体现出其对史学著述在促进王朝统治的积极作用的认识，客观上也成为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起居注与祭酒

至迟到汉初，起居注已成为专记帝王言行的史体，属于编年体作品。有史可考的十六国起居注官或撰修的起居注有：后赵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三人曾充任起居注官，修撰《大将军起居注》；前燕有《起居注》；南燕著有《南燕起居注》一卷，南燕赵郡王景晖撰有《二主起居注》；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八月，“（苻）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可见，苻坚时有起居注官。

祭酒本是诸博士主官的名称，西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为其长，此后历代沿置。南凉置国纪祭酒，史称“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30]。后赵置史学祭酒，史载，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史学祭酒当为史学类最高长官。前凉置记室祭酒，秀才索绥撰有《凉国春秋》五十卷，在张玄靓时曾担任过前凉“记室祭酒”[31] 一职。

三、太史令

太史令，也称太史，三代已有，为朝廷重臣，掌管起草文书，册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秦汉太史令，职位渐低。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推算历法，其属官有灵台令等。十六国时期诸多民族政权均设有太史令一职。刘汉（前赵）宣于修、康相、弁广明、台产、任义都担任过太史令。后赵石虎时有“太史令赵揽”。前燕慕容俊时，黄泓曾任太史令。后燕梁延年于建始元年（407）任太史令的属官太史丞。南燕慕容超时成公绥曾担任太史令。后凉吕光时贾曜曾担任太史令。南凉秃发傉檀时景保曾担任太史令。北凉沮渠蒙逊时刘梁、张衍曾先后担任太史令。前秦康权、王彫、张孟、魏延、高鲁曾先后担任太史令。后秦姚兴时郭黁、任猗曾先后任太史令。成汉（蜀）时韩豹、韩皓曾担任太史令。赫连昌时张渊曾担任太史令。总计，十六国时至少有十二国曾经设置过太史令、太史丞之职。

四、他官兼领史职

十六国民族政权，除设置专门史官修史外，还有更多以他官兼领史职修史的情况。前赵刘曜时，以侍中封平舆子的和苞，曾兼领著作之职。后赵司空从事中郎荀绰，记室左明楷、程机，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大将军右司马傅畅，陆翙曾以他官兼任史官，撰《晋后书》、《晋后略记》、《晋百官表注》、《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晋诸公续赞》、《公卿故事》、《晋诸公续赞》、《邺中记》等史书。前燕左常侍黄泓仕曾“领史官”之职，申秀以散骑常侍兼史官，撰《燕书》。后燕封懿以中书令、民部尚书兼为史官撰写了《燕书》，范亨以尚书兼史官撰《燕书》，太傅长史田融兼史官撰《赵书》（又名《二石集》），董统兼任史官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南燕中书侍郎王景晖曾兼为史官撰《南燕录》，尚书张诠兼任史官撰《南燕书》。北凉秘书郎刘昞为专管注记的史官、尚书阚骃兼任史官撰《十三州志》。前凉刘庆以护军参军兼任史官，著有《凉记》十二卷。蜀李常璩以散骑常侍兼史官，后撰成《汉之书》十卷和《华阳国志》十二卷。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期有许多政权设置专门史官修史的事例，也有很多兼职史官修史的事例，表明十六国民族政权统治者多能认识到修史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十六国时期多民族史家积极参与修史的自觉性。

第三节　十六国民族政权史学成就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少数民族史学撰述的活跃和多样性。

一、十六国汉族史家的史学撰述

汉赵国有和苞撰《汉赵记》十卷[32]，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后赵有荀绰撰《晋后略记》五卷、《晋百官表注》十六卷，左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王度撰《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六卷，陆翙撰《邺中记》二卷，傅畅撰《晋诸公续赞》二十二卷、《公卿故事》九卷，佚名撰《赵记》十卷。前燕有盖泓撰《珠崖传》一卷，杜辅全撰《燕纪》，崔逞撰《燕记》。后燕有封懿撰《燕书》，董统撰《后燕书》三十卷，田融撰《赵书》十卷，范亨、申秀撰《燕书》二十卷。南燕有王景晖撰《南燕起居注》一卷，游览先生撰《南燕书》七卷，张诠撰《南燕书》五卷。前秦有赵整、车频、宋裴景仁撰《秦纪》十一篇，何仲熙撰《秦书》八卷，释道安撰《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王嘉撰《拾遗录》十卷，佚名撰《前秦起居注》，佚名撰《苻朝杂记》一卷。后秦有马僧虔、卫隆景撰《秦史》（卷帙不详）。后凉有段龟龙撰《凉州记》十卷，佚名撰《段业传》一卷。南凉有郭韶撰《托拔凉录》十卷。北凉有宗钦撰《蒙逊传》十卷，刘昞撰《敦煌实录》二十卷。夏国有赵逸、张渊撰《夏国书》。成汉有佚名撰《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常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其他有佚名撰《翟辽书》二卷，佚名撰《邺洛鼎峙记》十卷。

二、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家的史学撰述

后赵有佐著作郎五人撰后赵国史（卷帙不详）。前秦有梁谠、梁熙兄弟修撰前秦国史。后秦有姚和都撰《秦纪》十卷。

综上所述，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内的汉族史家有五十一位，撰述史著四十五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家有八位，撰述史著至少三部。总共有各族史家五十九位，史著四十八部，可以说十六国少数民族人才济济，史著丰富，无愧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花园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节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观和史学影响

一、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正统史观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政权建立之初，即为自己的封建家政权从五行德运上，寻找正统形象的依据。在封建统治者严密监督下的历代史学，尤其是所谓的历代正史，更加摆脱不了这一束缚。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因其出身，更重视从史学上寻找其“正统”的依据，其史学中正统史观贯穿始终。

正统论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发展，与“五行”说在中国的发展演化伴随始终。从原始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说，到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到尚书洪范吕氏春秋的“五行”说，到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到刘向、刘歆父子的新“三五相包”说，再到白虎通五行篇中的新五行说，中国传统五行说的演化总是和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需求变化相适应。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总是设法从法统和五行德运上，寻找其统治的正统性。处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中期的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也从许多方面体现了这一特点。

《晋书》载“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33]。匈奴人刘渊以刘为氏，自称自己是汉高祖宗女与冒顿单于的子孙，入主中原是继汉魏晋之正统。继前赵兴起的后赵，也竭力在华夏统治区竭力树立其正统地位。史载，石勒“乃以咸和五年（330），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34]。用五行相生说作为其代晋的合法依据。羯人石勒系“匈奴别部羌渠之胄”[35]，本名。参加了汲桑领导的队伍后，汲桑才为他改了汉族的姓名石勒。而且这一姓氏被他及其子孙一直沿用。说明后赵统治者不但要在其政权的正统性方面攫取合法地位，还要从姓氏、习俗等方面真正融入华夏社会。前燕也不例外。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号曰东胡……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36]。在此，慕容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且以汉字义命姓氏，从而为自己在中原统治的正统性找到了合理依据。建夏国的赫连勃勃系刘渊之后，他改为赫连氏，其实也是一种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史称赫连勃勃“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37]。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及汉室颠覆，复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南为岛夷。”[38]北方民族政权史家自认其为华夏正统，指斥偏安南方的晋南朝为“岛夷”，即非正统的闰位，将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摆在正史的地位，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正观史观的体现。

二、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处于先秦两汉史学和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史学的过渡期，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这一时期史家众多、史著丰富，其中也不乏史学大家，加上史著撰述体例众多、不乏创新，因此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第一，十六国时期诞生了大批少数民族史学著作和一些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史家，这些史著为后来的十六国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四十八部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著述中，有当代人撰述当代史，也有当代人追述前代史；既有国史、起居注的修撰，也有人物志、地理书的修撰；既有对民族政权统治者事迹的记述，也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沿袭和活动情况的撰述等，可谓大放异彩、颇为壮观。此外，这些史家的史著尤其是有关十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发展沿袭情况和边疆（河西、西南地区和大漠南北等）史地人文情况的史著，为后来的史家研究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和边疆区域发展史，都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十六国民族政权之下涌现出古代最早的少数民族史家群体。如后赵石勒时期“擢拜太学生五人（羯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39]，这应该是古代最早任用少数民族史官撰史的记录之一。此后，前秦委任氐人梁谠、梁熙兄弟二人为著作官撰修国史，他们两人的汉文化修养为当时人所称道。羌人姚和都，是后秦王姚泓从弟，在“扶风马僧虔、河东卫景隆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的情况下，为使后秦姚氏功业不至于失传，“追撰《秦纪》十卷” [40]。这可能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少数民族皇族史家所撰本朝的国史，至今尚有部分章节流传的史书。

第二，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有很多创新，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如北凉刘昞所撰有《敦煌实录》二十卷（或称十卷），是古代最早冠以“实录”之名的史著，此后，以“实录”命名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具重大影响的如《明实录》、《清实录》等，清时还有张澍仿《敦煌实录》十卷的《续敦煌实录》，可谓开一代史著冠以“实录”之先例。刘昞还以“三史文繁”，将《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删繁就简为《三史略记》一书。此书也是最早尝试钩玄提要的史钞类书之一，为后来史家撰述“史略”体史书做出了榜样。

成汉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十二卷，集地理学、历史学、人物志于一书，是古代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刘知幾将之称为“郡书”），开创了古代修撰地方志类史书的风气。

第三，“史学”这一名词的诞生和“史学祭酒”这一专门机构和官职的设置，标志着史学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元年，并设置“史学祭酒”。在设“史学祭酒”这一官职之前，史学仅仅是儒家经学的一个附庸。而后赵设立这一史学的专门机构之后，标志着“史学”已成为和经学、律学并列的、得到社会和官方认可的显学。同时，也表明了史学已踏上了它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成为它逐渐走向成熟的先声。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石勒等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对史学作用的高度重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采取了宽松的文化政策，儒、佛、道、玄等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不无联系。史学在这棵十六国时代大树上，得到儒、佛、道、玄等百家争鸣的有利催化，成长为丰硕的果实。

第四，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史学，身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承上启下期，并且已经打破了十六国割据政权之间、南北政权之间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双重禁锢。

首先在空间上，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交流活动已突破地域不同、民族差异的阻隔，努力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如史载，“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敕关尉曰：‘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41]。如果说姚兴不拘限诸儒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出入西秦关隘的行为，仅仅是打破了十六国政权之间空间上的疆域限制，而且多半是文化层面上的交流活动。那么发生在公元437年，北凉与宋之间的南北王朝文化交流活动，则更多体现的是史学文化的交流互动。北凉王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其子沮渠茂虔重视文化建设，派使者向南朝宋“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42]。北凉所献诸书，多为北方尤其是河西学者所撰，其中的《时务论》、《三国总略》、《十三州志》、《四科传》、《敦煌实录》、《凉书》、《汉皇德传》、《亡典》、《魏驳》、《皇帝王历三合纪》、《赵传》及《甲寅元历》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史部书。最后在时间上，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其亡国后仍在延续。如姚泓从弟姚和都，在北魏追撰《秦纪》十卷；段承根、阴仲达在北凉亡后，因“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43]；曾仕于后燕的范亨和曾仕于北凉的宗钦都在入魏后继续参撰前朝或北魏国史。

十六国少数民族史学上承先秦两汉魏西晋少数民族史学之优良传统，下启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大发展的广阔局面。它不以十六国政权为篡伪，而是作为正史来著述，开一代进步少数民族史观之先例，同时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史学撰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