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早期彝族史学
第一节 彝族历史与文字
一、彝族历史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人口871万（2010），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六位。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近百万。现在四川、云南有凉山、楚雄、红河三个彝族自治州，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有19个彝族自治县、241个彝族乡。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方国瑜先生认为，彝族源自古羌人。四五千年前居住于祖国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中的一部分向南迁移至西南地区，与当地土著部落结合，在汉文史书中被称为僰或濮。先秦至西汉，活动于云南滇池、邛都两地的滇僰，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战国时，僰人曾建“僰侯国”于今四川宜宾一带，后来被秦蜀郡太守李冰破灭。西汉时，“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后来，汉武帝派“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44]。爨文文献记载，东汉光武帝时，彝人建立了罗罗语称为“慕俄格”的王国。蜀汉时，慕俄格君主妥阿哲（又称“济火”）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封为罗甸王。汉晋间的汉文文献称彝族先民为濮或叟，南北朝至隋时称为爨，又泛称为夷。唐宋时期，云南彝族与白族的先民相继建立了南诏和大理政权。[45]有学者认为，彝族本属于西南夷，其主要源流是唐代滇西乌蛮中的顺蛮、南诏、磨弥、罗仵及仲牟由。在元明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将诸多彝族支系称为“罗罗”、“倮倮”、“儸儸”等，或统称“夷”。清代以“彝”与“夷”相通混用，泛指周边族类。民国时期，夷与苗常常连用，泛指西南地区的非汉族族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工作中，经毛泽东提议，含有“米”（有粮吃）、“丝”（有衣穿）且较尊贵的礼器之“彝”才成为固定的族称。彝族支系众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也有传世的彝文文献。彝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有诺苏、聂苏、山苏、阿哲、诺苏濮、阿西濮、格濮、聂苏濮、罗武、倮倮、所都、撒苏、六米、堂郎让、希期、罗罗濮、撒尼、纳罗、罗武、阿细、里泼、葛泼、阿罗、阿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腊罗等上百个支系。
二、彝族文字产生的研究
彝文是彝族人民世代使用的本民族文字，用于记载彝族及周边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灾害、生态环境等状况。
彝族世代使用的本民族文字彝文，在历史上被称为“爨文”、“韪书”、“夷经”、“婴文”、“蛾鲜文”、“倮倮文”等。学术界对彝文创制的时间颇有异见。有学者根据民间传说，认为彝文创制于四五千年以前。据说古彝族哎哺时代布赞全奢哲就编撰有史籍，而古彝文的创造者是古彝族六祖时期的吐实楚、伊阿伍和恒本阿鲁。[46]有人认为彝文创于汉代，清代师范编撰的《滇系》称：“汉时有纳垢之后阿畸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爨字就是彝文。有人则主张彝文创始于唐代，至明代开始集各支系彝文之大成。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九称：“唐阿奇，纳垢酋之裔，有道，隐居半筒山修行，有道，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字，号曰韪书，爨人至今习之，占天时人事，亦多应验。”《中国少数民族·彝族》则认为，彝文“大约形成于十三世纪”。
但上述诸说依据资料的成书时间，都比较靠后，《华阳国志》的一条材料或许能对各种说法予以判定证实。其卷四记载：“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所谓耆老，就是彝族的酋长或宗教经师；所谓夷经，就是彝族的经典。既然夷经可以拿来引用，说明它应该是用文字固定（书写）于某种载体，如竹、木、纸上。《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约291—约361），长期生活于蜀地，任十六国之成汉的著作官，一定接触过很多彝人，并了解夷经的内容，才能做出上述记载。常璩所谓的“今”时，上距汉朝不过数十年至百余年，故而后人说创制或规范了彝文的阿畸为汉朝时人，是可以采信的。当然，任何文字的产生不是一人一时的事，故而说彝族文字创始于先秦是可以成立的。
另外，在贵州大方县发现一块彝文残碑，名为《妥阿哲记功碑》，又名《济水受寺碑》，残高55厘米，宽60厘米。碑文内容为彝族首领妥阿哲与汉丞相诸葛孔明结盟出征，取得胜利，而被封为罗甸国国王的事迹，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和水西彝族世袭首领安氏源流的重要史传。碑末写道：“到了建兴丙午年（226），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47]该碑是有确切年代的已知最早的彝文文献，而且所用彝文已十分成熟，有力地推翻了彝文创制于唐代甚至更迟的判断。
彝文经历了长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从象形文字，演变到表形、表意又可表音的音节文字。古代使用的彝文，人称老彝文。民国时云南使用的彝文有一千八百四十字。现在老彝文大约一万个，最常用的基本字只有五百多个。彝族学者马黑木呷编纂《彝文规范字表》，据称是“四川彝区近万字彝文单字中选定的”。作为音节文字的彝文，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而各彝区的方言是有差别的，故而各地传世的古代彝族文献和目前云、贵、川等地彝族使用的彝文并不完全相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于1975年整理出了一套“彝文规范方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推行。虽然其他地区的彝族似乎对此不太认可，但目前规范彝文的使用及推广正在受到重视，一些地区举办了彝文培训班。
各地彝族用彝文记载了众多彝族历史文化的古籍，彝文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医药、卫生、天文、地理、语言文字、农业技术和宗教典籍等方面。最有影响的史籍是享有“彝族百科全书”之誉的《西南彝志》，轰动国内外文坛的云南叙事长诗《阿诗玛》，四川的《阿嫫尼惹》（意为“妈妈的女儿”）和云南的《吾查门查》（意为“公书母书”）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碑刻，如贵州的《千岁衢碑》、云南武定的《凤昭碑》和禄劝的彝汉对照的《镌字崖》等等。这些古籍不仅是研究彝族古代文化尤其是彝族史学史研究中的宝贵资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第二节 彝族史学特点及先秦彝族史学
一、独特的彝族古代史学
我们现在见到的彝文古籍，大体是长期流传于彝族民间，或经明清时期的彝族学者进行续修整理，收藏于云、贵、川、黔彝族各支，从十九世纪末以后，被陆续发掘、公布、研究或予以出版的作品。可以从中分析古代彝族史学的主要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独特的彝族古代史学。
时至今日，云、贵、川、黔彝族各支传承下来，不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彝文典籍，约在一万册以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及西南其他相关民族几千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现存于国内的62个单位，以及法国、英国、日本等七个国家及组织。存书最多的是贵州毕节地区，藏书四千多册。国内的彝文古籍，有相当一部分散藏于储存条件不佳的民间。现存的上万册彝文古籍，从广义上讲都是历史著述，即使从狭义的角度，其中也有约四千册属于专门讲述历史的著作。以《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为例，总共收录1270册彝文古籍，其中历史的279册，传说的67册，谱牒20册，军事4册，祭祀82册中相当部分都是历史专著。[48]
彝文古籍的行文，一般都采用诗歌的形式，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乃至更长的句式，但多数为五言。注重修辞，采用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手法。经孔子整理的《诗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史诗。许多民族最早的历史都是用史诗形式记载下来的，彝族也采用诗歌的形式记史和表达情感。目前整理出版的早期彝族文献，就是用史诗的方式记述彝族早期迁徙、游牧的历史，因此，彝族史学具有“诗即史”的特点。
彝文古籍文献的记录及传承，具有著述、续补而不留姓名的传统，更多的古籍虽有姓名，记录者的生卒年代甚至所处时代却不详。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代彝文书籍，是由若干位作者相继持续地完成的，第一位作者记述完了若干年以后，另一位作者对其增补至他所处的时代，再过若干年后，后人又继续进行增补，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述时间越来越长。故而，一般传世的彝文古籍，其断代较难确定。
但彝文古籍自有其记述年代的方法，就是以所记某支父子代系连名，子名中必须包括父名中的一两个字或音节，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从而达到世系清楚、祖孙不乱的准确的作用，还可以据此区分和识别不同支脉的彝族族群。如水西彝族《安氏谱》一世至十世的系名为“一世慕齐齐，二世齐齐火，三世火阿得，四世得乌沙，五世沙乌穆，六世乌穆菊，七世菊阿糯，八世糯阿罗，九世罗阿杓，十世杓阿脉”[49]。有的系谱从远古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连起来达700代，这是让一些研究者觉得不可思议或妄议彝族古籍不可全信的原因。现当代彝族史学研究者则可以据其世系，推算和考证出某代某辈某人大体生活于相当中原王朝的某个朝代或某个皇帝的时代。
从一些彝文古籍中可以看出，古代彝族史家已经有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的做法，例如有所谓“哎哺”时代、“六祖”时代等。
彝文古籍的作者，多是彝族古代被称为布摩、摩史的人。布摩，或写作毕摩、贝髦，是彝族中负责记载与编纂本支系历史或汇编各支系历史的史官，并负责宣讲家支历史，传承家支历史，同时承担或主持民族内部的宗教、祭祀等活动。摩史或摩师是地位低于布摩的专职史官，负责保管、整理历史典籍，并以对唱或对话的形式宣讲和传授各种知识。分散在川、滇、黔、桂各彝族地区的布摩、摩史们，千百年来为记载本民族的历史，探索本民族的历史观，创新本民族历史的撰述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彝族历史的传承，主要是世世代代通过家内传授谱牒与家支内讲授《指路经》的方式，使历史知识家喻户晓。谱牒是彝族以先人代系为线索的家支历史，每一个彝族支系中，都世代流传着本家支的谱牒，以实现对家支成员进行家支历史教育的目的。《指路经》或被称为《开阴经》、《阴路指明》、《教路书》、《指路篇》等，其内容是记载本家支先人迁徙经过的山川、河流、地名等。每逢家支内有人去世，布摩或摩史就要在祭奠活动中宣讲本支系的《指路经》，据说是为了引导死者的灵魂依照此路线返回祖先的发祥地。本族成员都必须认真聆听宣讲祖先们历尽千辛万苦、团结族人进行迁徙和生产活动的事例，成为对家族成员最实际的历史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二、彝族史学萌芽的标志
在古代，彝族先民都相信，宇宙万物都是由“天”或神灵创造的。这无论在《西南彝志》、《阿细的先基》、《洪水泛滥史》、《勒俄特依》等彝族历史题材的记载中，还是在诸如《宇宙人文论》等哲学题材的史籍里，或是民间传说中的创世神话、英雄史诗中，都有体现[50]。古代彝族先民都不同程度地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着世间万物的兴废存亡，万物演替自有其规律，这就是“天”和神灵的意志。在已知的关于彝族或是人类起源的历史解释中，从现存的彝文史籍记载和英雄史诗以及民间传说，不难看出古代彝族先民对“天”、“地”和各种神灵的敬畏、崇拜之情，也不难看出他们将“天”和神灵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51]。这些是彝族史学萌芽的标志。
三、文献所述彝族史学的产生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文字的产生使本民族的记忆得以很好的保存和传承。彝文的产生及传承，对于彝族史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举奢哲毕摩所著《彝族源流》载：“哎哺传十代，到则咪两阿莫，……贤父收集华丽知识，良母论述美好的历史，秩序很完美。”[52]清朝康雍年间最后成书的一位布摩所作的《西南彝志》载：“哎哺传十代，到则咪阿莫，……男整理书文，巧男打铜；女整理历史，经反复整理，天地史完善。”[53]这些文献记载的都是早在四五千年前，彝族中就出现了专门整理历史的人，最早出现的史家是女性，其职位是布摩（毕摩）。这一时期，大量的彝族历史典籍已经出现了，数量还很大。哎哺时代就“有成千书文，有上万史籍”[54]，有所谓“文如密布的繁星，史如聚拢的羊群”[55]之说。据说，实勺部还有“《勺史》篇”[56]。据研究尼能、实勺世代相当于汉文古籍记载的五帝、唐虞、夏、商时期[57]，则《勺史》篇或许出现于这一时期。
无论哎哺时代布赞全奢哲编撰史籍的传说是否属实，也不管“六祖”之前各支系就已经编写了很多族谱形式的史书的说法是否可靠，但至少可以说明的一点是，彝族很早就产生了记述本民族历史的史家，他们被称为“奢哲”、“举奢哲”。在彝文里，“奢哲”指知识渊博的圣人，“举奢哲”即对拥有渊博学识的某些著名布摩的尊称。“哎哺有布摩，布摩推崇云；目确有布摩，布摩推崇石；则咪布推崇鸟，武侯布推崇地。”可知，从彝族远古哎哺时代，就产生了布摩（毕摩）。从这几位布摩“推崇”之物看，他是以“云”、“石”、“鸟”、“地”等为图腾的几个不同氏族部落的布摩。“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从职能上看，布摩最早可能是部落的经师，其主要职责是担任沟通人神的中介。从“布摩有威势”的叙述可见，这些布摩在氏族部落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六祖布摩二十代”时，布摩的职能更加多样化，“布摩根由是，在麻列哦噶，为天作战，为地办事，战争用布摩；在列米妥冲，农牧用布摩，天地尊布摩，就是这样的”[58]。“战争用布摩”表明布摩具备军事指挥职能，“农牧用布摩”表明布摩具有管理指导农牧业生产的职能。布摩能涉及的事务几乎包括了古代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医药各个方面。
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发展到六祖时代，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权体制，布摩取得了“师”的显要位置。布摩作为彝族地方政权的史官，担任叙谱修史的重要职责，“历史谁来写，历史布摩写”。“古时的布摩，他们用纸笔，先写君家史，后记臣的事，智慧的布摩，就用纸和笔，写下人间事”[59]。古时的布摩记录上层的历史，智慧的布摩则记录下层的历史。除布摩外，地位低于布摩的史官—摩史也是知识丰富的彝族知识分子，他们负责保管和整理历史典籍，常用对话或对唱的形式宣讲历史。此外，彝族古代还有呗瓦、果蒙、突穆呗、斗娄呗等史官。
总之，彝族早期社会拥有一支以布摩为核心的庞大史官队伍，涌现出了啻赫哲、舍娄斗、布举奢哲、恒颖阿买妮等优秀史家，撰写出了“六祖历史书，彝地记事书，……人类历史书，……讲盐史的书，奴仆来历书，人君史事书”[60]等诸多史著，为彝族历史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史家与史学
康健、王子尧考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学进入了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了几个著名的彝族史学记录者，“从（贵州威宁地区）彝族盐仓家谱得知，举奢哲与阿买妮为同时代人，即清康熙三年（1664）上推六十六代，粗略推算，约相当于南北朝时期”[61]。举奢哲、阿买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家中两个最为响亮的名字，他们的史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学的最高峰。
一、举奢哲的《彝族源流》及其史学思想
举奢哲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布摩，又写作毕摩，即经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彝族源流》，又名《能素恒说》，二十五卷。该书长期以手抄本传承，经历代彝族布摩增补，由贵州赫章县彝族世袭布摩王兴有收藏。1983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其中一至四卷198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整理翻译的《彝族源流》，所记本族历史从混沌初开的“哎哺”时代，到清雍正十五年（1737）间451代的历史。反映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及彝族古代的社会面貌，记述了彝族各部世系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了解和研究彝族历史和古代社会极重要的古籍。
举奢哲不仅是历史家，还是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除《彝族源流》外，他还著有《降妖捉怪》、《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侯塞与武琐》、《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等。《彝族诗文论》中从各种典籍中收录整理的举奢哲著《论历史和诗的写作》、《经书的写法》等，反映了其对治史原则与记史方法的认识。
举奢哲对文字在人类发展及历史传承方面的作用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说：“在这人世间，自从有文字，人们就用它，来记天下事。”但是，“每一个布摩，每一个学者，彼此不一样”，“个人有所短，个人有所长”，所以个人记录的历史从写法到记录重点都存在差异。“可是到如今，凡用文字写，写的这一切，却都不相似—写法有不同，传授各异趣，记录有分歧，纪事也不一。”
他提出“所有写史人，千万要记住”历史撰述原则，即“写法有五样”。其中“第一写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即对史学的基本要素人物和时间予以特别注意，而彝族史学中的时间又主要通过世系来体现，所以这三者实际上是密切关联的。举奢哲还要求，“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到”：“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这可以视为举奢哲对史德的认识，即记录彝族的历史，一定要遵循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原则。
举奢哲注意到通过名号来记录世系的不足，说：“比如我们要，要写六祖史；可是六祖呀，六祖的上辈，他又是谁呢？就要搞清楚。”接着又以续记六祖历史名号为例，“说到六祖呢，六祖的上辈，上辈是笃米。笃米的后代，武乍的长房；次于武与乍，再把喽、侯记，喽与侯写过，再来写下辈”。问题是，“照着这样写，往后人一多，又该怎么记？”因为氏族人口大量繁衍增长以后，可能会出现混杂、错乱。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分支别系，分别记录各支系的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后世出君长，君在群落中，他又有长房。这些长房呢，后来又成为，成为诸君长，统领各地方。他们在各方，各自都繁衍，各自都兴旺。”“在这时候呢，我们写史人，先要写君长。各个君长家，他们的家史，记在史书上。”
举奢哲主张布摩们要重视对上层的记载，同时还要关注并记录普通民众的历史。他说道：“必须要记下，记下当时呀，当时君长名。当时的君长，各管哪一方。”然后，“再来把他们，繁荣昌盛史，一一记周详”。详细记录“这些君长们，繁荣到怎样？牛羊有多少，家底强不强？马匹有多少，家声旺不旺？多少金和银？”不仅如此，还应该“记得要真实，写得要恰当”，认为“这才叫写史，千古凭传唱”[62]。举奢哲又写道：“还有的诗歌，它还能表现，牛羊的繁殖，金银的来因”，“禾苗的生长，庄稼的收成”。这些都与百姓和人民有直接关系。他还写了《谈工艺制作》篇，专门阐述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历史。
举奢哲十分强调记史的“真实”性。他认为史事撰述“不像写诗歌，不像写故事”，“可是历史呢，它就不一样，大大不相同，要把忠实讲”，“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他强调搜集史料要尽可能详尽、全面。他以阿着仇君长为例，提到“他家法令严，谁也不敢抗”的历史，认为“史家写史时，这些史事呀，一一要明详”。此外，他还要求真实记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君长和百姓，他们二者间，有着大关系”，对“百姓信服吗？君长残暴吗？”诸如此类，史家“都要记清楚”。只有“这样记下的，才算是真史”。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记录要全面，不能扬善掩恶：“看他做的事，善事有多少”，“看他做的事，恶事有多少”，“统统要记好”，将其“所有过往事，一一要讲清；过错也要讲，教育后世人”，以教育、警示后人“好事要多做，坏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恶事绝不行”，真正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所有写经人”还要注意，历史不能“任意去编造，把假写成真”[63]。其《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认为，史家的论著应该通过可以“唱来颂君长，唱来赞君长”、“唱来骂君长，唱来恨君长”的秉笔直书，反映出“当奴的痛苦，当君的骄横”。
举奢哲还特别强调彝族史书编写过程中应注意行文格式，即遵循特定的“韵律”。“大凡历史书，写书需注意，韵律要牢记”，“上句压下句，五言对五言，七言对七言，九言对九言，三言对三言”，这样写出来的史著，才能“念起既和谐，读起也顺畅”，使“文笔”显得“更流利”。举奢哲又进一步谈到当时诗文写作或运用中常见与不常见的韵律格式，认为史家的“史才”体现在史著行文的韵律格式中。
基于以上认识，举奢哲认为史家应注意对现实社会的全面观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优秀的历史论著。“每一个布摩，每一个史家，凡事多注意”，“才真能写出”“最好的历史”。只有综合了这一切，“才算是真正，真正的史笔”[64]。
举奢哲对文字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有认识，说：“自从有文字，人们就用它，来记天下事。”“从古到如今，凡是世间人，都用文字写，文字记事因”，人类用文字记录了从古至今人类的发展历程，而“文字传下来，文字记古今，记下一切事，记下人间情”，这就为后人认识、研究历史提供了文本资料。只是由于记录者各方面的差异，各种记录之间也存在差异。
二、阿买妮的史学
据彝文古籍记载，阿买妮曾与举奢哲合作，整理撰写了彝族先民尼能、实勺部的历史。她自己撰写有《人间怎样传知识》、《猿猴做斋记》、《奴主起源》、《独脚野人》、《横眼人与竖眼人》等历史作品。阿买妮与举奢哲被彝族人称为“天师”、“地师”、“知识之父”、“知识之母”，他们创建的彝族史学理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特别的地位。
整理出版的阿买妮作品《彝语诗律论》，反映了她对历史的认识。她认为，历史著述不同于文学创作，必须把握几个原则：第一，据实记述。说记史“叙事要明白，不能胡乱编”。“所写诗与文，后世都有用，有的作根据，有的当史传。写者不留意，胡乱写几本，后人不知底，拿当真史传，那么写作者，就有罪过了！”第二，对历史事件原因与曲折经过的记载要完整、清楚。说“那种记事诗，说来是这样：事情怎发生？当时啥变化？都要记清楚，事物要突出”。第三，审慎对待前人的记载。前人记述中有根、家、种、父、母、代世的“山妖精”、“水中怪”，她怀疑道：“人没见过妖，书中确有妖；人没见怪，书里确有怪。”但写史者的态度应该是疑以传疑，“古人说有妖，我才来写妖；古人说有怪，我才来写怪”[65]。其实前人所言妖、怪就是部落的图腾。正因为她的这种审慎态度，才使我们知道了古代彝族各部落信奉的图腾，以及这些有着不同图腾的部落是如何进化、纷争、融合、发展的。
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历史的研究，阿买妮深刻地认识到彝族社会的不平等，写道：“世人谁辛苦？贫民实在苦。”“谁个最勤劳？贫民最勤劳。”“谁个穿得好？君长穿得好。”“谁的牛羊多？君长牛羊多。”辛苦勤劳的农民、贫民的劳动产品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却被君长霸占，她已模糊地认识到阶级剥削的存在。她还注意到诸如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不均的社会现象，“谁的土地多？君长土地多。谁的土地少？贫民土地少”等。[66]在充分认识古代彝族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阿买妮满怀着朴素的贫民情怀，赞美“谁家女才美？贫民女才美”，强调“谁的力量大？贫民力量大”。充分肯定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历史功绩，对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提出了独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