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仕途渐顺升司寇
孔子因为政绩突出，担任中都宰一年便升任小司空，仅过了三个月又由司空升任了司寇。
春秋时期司空掌管土木营建，主要包括水利、道路修建工程，以及王室宫殿建设等，好比是国家的建设部长。有的诸侯国还分别设立大司空、小司空，晋国就设有大司空。鲁国的司空由孟孙家族世袭，当时孟懿子担任司空，因此便任命孔子担任小司空。
从孔子的从政轨迹来看，他这段时间升迁得异常迅速。孔子五十一岁开始正式出山，一年就完成了中都宰——小司空——司寇的三级跳。小司空是大司空的副手，中大夫品级，司寇则是主管司法的长官。而孔子此前担任的中都宰应该是从大夫的品级。
孔子为什么能升迁如此之快呢？一则孔子经过之前长期的积累，品德才能和影响力在鲁国达到很高的境界，二则和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鲁定公的政治需要有关。
鲁定公从他兄长那里接手鲁国国君时，局势已经发生了进一步变化，鲁昭公拼死一博，不但没能扳倒三桓，自己反而流亡他国，并身死异乡。从此国家大部分权力落入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个家族之手，鲁定公这个国君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他不甘心政权旁落，在等待时机，找准机会消灭三大家族、夺回政权。
要改变当时的局势，鲁定公迫切需要人帮助，而孔子就是最适合的人选。鲁定公大力提拔孔子完全是因为他二人的目标一致，孔子能帮他夺回政权、治理国家。
孔子是主张“正名”之道的，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臣子要服从群主，儿子要服从父亲。他的主张正是鲁定公需要的，他的智谋也是鲁定公需要的，孔子在当时列国之中声望已经很高，他的名声也是鲁定公需要的。鲁定公认为孔子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政治目标。
如果仅有鲁定公的赏识，还是照样行不通的，要知道当时三桓的权力很大。因为孔子在阳虎事件中的政治站队出奇地准确，所以各个实权派对其赞赏有加。
孔子曾遭阳虎羞辱，后来，孔子名气大了，阳虎想拉拢孔子，孔子不肯与阳虎合作。阳虎的同谋公山不狃又请孔子出山，孔子再一次拒绝了。现在，阳虎和公山不狃的叛乱平定，孔子“政治正确”的先见之明立马凸现了出来。
孔子一直主张遵从上下有序的治理关系，按照孔子的主张，像阳虎这样的家臣，不宜权力太大。鲁定公和季氏这时都明白，若早听从孔子的建议，阳虎叛乱也许就不会发生。因此，大家劫后思痛，都同意请孔子出山。孔子早有贤名，现在国家有难了，请其出山就成为人心所向。
孔子的学生孟懿子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孔子能够做小司空，自然离不开当时担任大司空的孟懿子的同意与支持。是时，孔子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季氏对孔子一向就比较认可，能够出任中都宰里面就有季氏的支持。孟懿子作为孔子的学生，在支持孔子上当然不甘示弱，当得知鲁定公想提拔孔子，又缺少合适的职位时，就说，让他到我这里来吧，当我的副手！于是孔子得以担任小司空。学生提拔老师，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
鲁国的政治斗争形势选择了孔子，把他推到了台前。孔子得以顺利地从中都宰到小司空，接着又升到司寇。
在提拔孔子之初，鲁定公与孔子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展示出孔子与高层人物沟通对话的智慧。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鲁定公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孔子借着鲁定公的问话，在回答过程中很自然地把鲁定公的思维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逻辑中去。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
孔子答道：“虽然没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孔子在回答中强调做国君之难，表示出强烈理解鲁定公。这是为鲁定公预热，引起鲁定公的共鸣。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
孔子回答说：“虽然没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所高兴的只在于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后面的回答是核心也是目的，孔子在说明哲理的同时，也在暗示鲁定公：您虽然是国君，但说的话没有人听，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您要坚决斗争，把权利从三桓手中夺回来，这个我可以帮你的。
如此说来，鲁定公想不重用孔子都难。
孔子做小司空仅几个月，鲁国的司寇臧会死了，臧会的儿子还小，于是鲁定公提拔孔子接任司寇。司寇是鲁国最高的司法长官，地位已经同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差不多了。
上任司寇以后，孔子对罪大恶极的人绳之以法，以仁德、礼教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对错荣耻。孔子说：“以政令规范人民，以刑罚惩戒人民，人民暂时不犯罪，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来加以引导人民，以礼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人民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心也会归服。”德治加法治，是良治社会的不二选择，孔子的治国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孔子从治国之本——人心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以刑罚治国的局限性，刑罚只能使人民害怕而尽量避免犯罪，但这样治标不治本，不能像道德教化那样，使人民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从而自觉避免犯罪。这反映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在他的治理下，诉讼渐少，鲁国出现了少有的稳定局面。
彼时，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到来的客人不必向官府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里。当时有个叫沈犹氏的羊贩，常常在早上用水把羊灌得饱饱的然后去卖，孔子当政后，沈犹氏不敢这么做了。
孔子负责国家司法时也有引起争议的案子。当时有位父亲状告儿子不孝，孔子将二人关了两个多月也不判决，在父亲请求撤诉后将两人释放，也没治儿子的不孝之罪。季氏听说后直接说，孔子欺骗自己，与之前告诉自己“国家一定要先提倡孝道”相悖。其实这也是孔子贯彻轻刑罚、重德治的思想，因为他们没犯什么大罪，孔子采取让父子两人自己醒悟的办法，达到不刑而治的目的。
孔子在任司寇期间，鲁国的实际执政者是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要办成事情都需要得到他的首肯。
一次，孔子为了“有司之治”去见季桓子，季桓子当时不高兴，事情没批准。过了几天，孔子又去见季桓子，但季桓子还是傲慢地对待他。弟子宰予对此非常不满，他当着孔子的面抱怨道：“以前我听老师说过，王公不来聘请我，我不会积极出面。现在老师多次向王公屈节，难道不应该停止这样做吗？”
孔子耐心地解释：“鲁国以众相凌、以兵相暴的混乱局面由来已久，倘若有责任的人不去治理，必将大乱。这一局面需要我来处理，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能耽误呢？”
这从侧面说明，孔子在担当重任后是非常敬业与负责的。为了应对危乱的局面，不得不厚着脸皮三番五次去请示季桓子，而季桓子却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