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基督宗教与中外关系——从利玛窦到司徒雷登”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在大家的热情关心和努力及支持下，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出面组织主办的中国学者基督教研究年会已经坚持了十多年，现在又迎来了其第十四次会议的召开。在这一简短的开幕式上，我谨代表主办方向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支持我们会议的合作单位加拿大维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道风汉语神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以及基督教教育基金会等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研讨会以“基督宗教与中外关系”为主题，旨在梳理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到美国新教传教士司徒雷登（1876—1962年）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基督教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及对中外交流的影响。大家知道，今年是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四百周年的纪念年。利玛窦明末来华传教，是传教士中主动认同中国文化、积极融入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入乡随俗”、文化适应之举曾使当时的中欧关系有过积极的良性互动，带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然而好景不长，天主教内外反对“利玛窦规矩”的争论终于酿成“中国礼仪之争”，从而使中欧关系重新交恶，清朝的中国封建社会亦重新缩回闭关锁国的保守格局之中。而且，对利玛窦的臧否成为了历史敏感问题，天主教方面迟迟不敢或不愿给利玛窦这一有过积极贡献的传教士“封圣”，而中国方面也对利玛窦的评价慎之又慎。2001年为利玛窦进京传教四百周年纪念，当时海内外都对相关纪念活动极为敏感，其学术研讨亦不例外。

鉴于2001年的教训，我们研究中心“不敢为天下先”，在今年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上并没有率先的作为。但没想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先是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大使馆合作的“中外交流的使者——利玛窦图片展”在首都博物馆隆重而高调开展，并在上海世博会和南京连续展出，随之有复旦大学成立“利徐学社”的国际研讨会公开亮相。这样才打消我的顾忌，开始考虑相关学术研究的活动，但已错过最佳时机，拖到年底终于才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利玛窦”之名。而与此同时，在利玛窦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广东肇庆也正在名正言顺地举行纪念利玛窦的学术研讨会。对比之下，我自有“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之感，落后于时代之愧，不过毕竟还没有拖过具有这一历史意义的今年。

司徒雷登曾是1949年之前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象征性人物，也是美国传教士与外交官的奇特结合。司徒雷登自称“籍贯浙江，生长杭州，祖墓在西湖”，在华一生经历了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三个阶段，从而在基督教与中美关系中有着深深的影响，留下了历史烙印。最近燕大校友、著名革命家黄华先生的去世和隆重追悼，又使我想到司徒雷登的另一种经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都随国民党撤到了广州，但身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在时任解放军外办负责人黄华的联系下，他准备北上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据说都已准备好了专机；只因美国政府反对司徒雷登这一举措他才未能北上，只好随之返回美国，毛主席为此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于此，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在中美关系中则成了不可改变的负面人物了。

历史有时会因偶然的缘故而改变其发展轨迹，可以猜想，如果司徒雷登当时不去请示美国政府，而敢冒险先去见了中共领导人，再向美国政府汇报，或许中美关系的格局在那个时期会有戏剧性的变化！但历史就是历史，无法假设，没有猜想。今天的局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若没有当下的一搏，历史走向何方亦很难说。司徒雷登回国后被美国政府冷遇，从此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生活都无着落，如果不是受其中国秘书傅泾波一家的照顾，结局势必很惨。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于2002年得知杭州司徒雷登故居修复的消息后，决定把其家收藏的一批司徒雷登的遗物捐赠给杭州司徒雷登故居，这批遗物于2006年运抵杭州。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也迁回杭州安葬，这对当今中美关系发展亦意味深长。因此，我们现在讨论基督教与中外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尤其是结合这一主题，理应水到渠成。当然，我们研讨会的“神仙会”风格依旧，仍会以开放式之态向各种主题的研讨敞开。这次研讨会又有许多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和各界朋友踊跃参加或前来旁听。因会议条件有限，招待不到、照顾不足之处尚请大家多加原谅！

（本文为2010年北京“基督宗教与中外关系——从利玛窦到司徒雷登”学术研讨会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