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现代化中的乡村

一 成为问题的乡村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质。19世纪末西方学者明恩浦对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后，也坦言“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2]。梁漱溟先生更是直接指出“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社会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3]。晚清以来，作为传统农业文明典范的中国遭遇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后，传统的乡村社会日渐衰败，爆发了严重的“乡村危机”，乡村逐渐成为中国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之前“在帝制的传统中国，乡村从来就构成不了一个问题”[4]，因为在帝制时期，“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形态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长期处于凝固化之中”[5]。可见，中国的“乡村危机”，中国乡村之成为“问题”，只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或者说是在并不完全自主的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才出现的。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国社会也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带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面临着诸多的危机。对于乡村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随之打破，进而出现了乡村的衰败、农业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的破产。与此同时，清廷中央政府权威的日趋式微和迅速衰落，地方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使得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成为一个新难题。民国政府的成立也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组织、权力和影响并未真正渗入乡村社会，“对于中国基层社会而言，不仅没有发生朝向现代化的根本性变革和转型，而且，其传统结构和组织生态自晚清、民国以来还一直不停向更加恶劣的状况发展”[6]。

维新运动以来的变革思潮也力图通过打破传统旧制度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图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最后都归宿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历史大课题，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与影响”[7]。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向何处去”可谓是关键。20世纪之初，乡村经济已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随着乡村原有绅士阶层的退出，以豪强和地痞为代表的“劣绅”进入乡村政治中心，“‘绅治’这种传统的国家——社会模式遇到了严重挑战”[8]，也导致乡村社会陷入秩序危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乡村治理乏术，已难以从乡村有效汲取资源，进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和国家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改造实验自然受到各方的关注。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乡村社会残破和凋敝的加剧，各种乡村社会建设或重建的实验和运动也随之兴起，“截至二四年（民国）二月止，这种团体至少有1000多个，同时与这种团体有了不少的关系的农学会，就有一万多个”[9]。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努力，更是对乡村现代性改造的尝试和探索，诸多的乡村建设理论都力图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方案，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和实践探索。在众多的乡村建设运动派别之中，梁漱溟和晏阳初二人领导的乡建运动，无论是从组织规模、实践结果、社会影响还是指导其实践的思想理论来看，无疑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来改造中国社会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意图双管齐下将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复兴融为一体而合力解决，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更多是从增进民众主体性的现代思想意识着眼，从平民教育和文化关系入手，激发民众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以个体的改造促推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体来看，梁漱溟和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既有理念取向、实验内容及方法等诸多的差异性，又在建设路径和价值关怀层面呈现一定的相似性，目的都在于改造凋敝破败的乡村社会，以因应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总之，自中国社会进入不自主现代化转型起，乡村开始逐步凋敝和衰败，“成为问题的乡村”如何因应现代化转型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根据西方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当然，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和众多农民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与乡村命运的问题更是尤为突出。就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看来，儒家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主流，其文化、礼俗以及工商业等，都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他秉持乡村本位的思想，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乡村，而以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化为模板的现代化带来的是乡村的衰败，其本质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复制西方道路，唯有立足于传统文化，以乡村建设进一步改造传统文化和重构现代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与现代化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上中央政府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基本政策，更多依赖于农业剩余来推动城市化发展，通过剪刀差方式将农业资源转向工业和城市。改革开放后，尽管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农业剩余的分配方式依然延续原有模式，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取消以及城乡关系的调整，乡村治理模式也由资源汲取转向资源输入型，乡村也已不再是国家现代化的手段，乡村现代化也成为自身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城市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向，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2016年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4%[10]。尽管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当代中国现代化路径依然是以城市化为本位推进城镇化建设，内在诉求是削减乡村，可以说是离弃“乡土”的“现代化之路”。面对如何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避免乡村衰落，进一步处理好城乡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如何保持、发展乃至振兴，实现乡村自身现代化、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农耕文化为核、乡土社会为基构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乡村振兴中传承创新发展，显然都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乡村振兴战略”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从中国百年现代化建设历程来看，依然无法绕开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所面临的难题。

当然，必须看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传统共同体社会进行改造、重塑是必然，也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状态使得成功的乡村改造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如国家独立、拥有自主权且负责的政府，以及乡村经济的现代复苏和发展等，而梁漱溟和晏阳初在进行他们的乡村改造试验时，这些条件并不具备，这注定了其实验必然不完美的结果。但是，虽然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实践并未成功，其乡村改造和建设本身所面对或者说提出的问题却至今依旧存在。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从人身依附、个性束缚的传统共同体社会走向个体独立、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的进程。如马克思所述，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社会状况，向“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1]的社会状况迈进的过程。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基本发展历史进程来看，该进程大体都分为两个阶段过程：一是摆脱各种传统的社会制度（宗法制度）、阶级结构（身份等级）及社会组织（宗族等）的束缚而结束人身依附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的过程；二是在新的基础和前提下重建现代性意义下的社会，帮助个体克服从各种传统的制度、结构和组织中游离出来之后可能面临和出现的各种软弱和危机，促成其真正的独立和自主，也就是社会建设的过程[12]。

就此而言，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传统社会，包括传统的乡村社会的解体是必须且必然的。但是，如同马克思在1853年指出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意思：一是旧中国，包括旧的乡土社会，其解体是必然性的，当然也是值得欢迎的；二是旧中国，包括传统乡土社会的解体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暴力裹挟之下被迫地、不由自主地发生的，因而这个解体的过程是反常的、扭曲的且是病态的。而恰恰因为这个解体过程是反常、扭曲和病态的，也就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百病丛生，也造成了接下来作为社会现代转型的必然环节的社会改造、社会重建（包括乡村改造、乡村重建）之特别的中国困局，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造、社会重建（包括乡村改造、乡村重建）所需要的一些特殊条件或前提。

参照上述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历史进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扭曲、反常的社会转型来看梁、晏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认为，梁漱溟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反历史倾向，而晏阳初的取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条件缺乏充分体认的非历史性，这使他们虽然殊途但却同归于失败的基本症结所在，但如前所述，虽然他们的尝试未能奏功，但是他们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依旧存在。依旧存在着一个如何把乡村社会，进而将社会建立在个体独立、个性自由的基础上，并以社会的力量促进这种独立和自由的问题。因此，他们的尝试和探索依旧值得我们从这个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出发，来加以回顾和审视。

本研究宗旨，就是要在上述一般性社会历史进程之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不完全自主的社会转型（包括其中发生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来审视梁、晏乡村建设理论与具体实践，剖析二人现代化方案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与价值，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重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