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步兴起了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不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传记、典型村落调查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国内学者重拾近代乡村建设话题不仅与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有关，更与中国“三农问题”或“三农危机”大背景密切相关，研究的动力更多来自对现实的关怀，力图通过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研究来反思和拓展当代农村治理和发展议题。总的来说，“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14]。

一 从“运动史”到“现代化”的转变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运动史”和“现代化”两大研究视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大多从“运动史”角度进行探讨乡村建设，基于思想史分析范式和论述框架，以乡建派代表人物思想入手来审视乡村建设运动，通过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来透视理论及成效。

鲁振祥和李善峰[15]较早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学术梳理，研究简要分析了邹平、定县等不同乡建派的实践内容、理论根源和社会影响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肯定了乡村建设理论的价值和积极意义。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国内最早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细致的概况介绍，也注意到乡村建设不同派别间的分歧、民国政府的态度等问题，总体上该书资料较为翔实，尽管今天看来略缺理论剖析深度，但对系统研究乡村建设运动而言仍具有开拓意义。祝彦的《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宏观审视了梁漱溟、晏阳初、高阳、黄炎培、陶行知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内容、模式以及成效等方面，该著作更多是对乡村建设运动总体状况的资料罗列和简单分析，并未有深入的问题意识和相关探讨。

王景新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对诸多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作者力图“将中共早期乡村建设思想史、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史、新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纳入到一个整体框架中，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名村纳入到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体系，将村落精英和草根人物的思想纳入研究范畴”[16]。虽然作者尝试摆脱传统思想史分析范式和论述框架，但依然侧重于统治者和领袖人物思想的表达框架，分类式地论述了各个乡建派理论思想与实践，缺乏对各个派别间思想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吴星云以思潮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乡村建设思潮及其不同乡建派群体的发展历程，着力探讨了“乡村建设思潮对民国社会所生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乡村社会改造问题上所具有的价值”[17]，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三个方面总结了乡建思潮的现代性意义和现实价值。总的来说，早期学界的著述更注重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全面的考察，从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代表性人物的基本理论、实践模式、价值以及性质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关注乡村建设思潮及其不同乡建团体间的具体内容，尽管研究成果大多注重挖掘文献资料、摆事实，分析评论较少，但对学界深入了解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对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当然也离不开对其性质评价，国内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态度：“大肯定、小否定”“大否定、小肯定”“成败不定论”[18]。学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认识与评价上，“效果论”评价仍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行动结果来推定成败。例如，郑大华[19]对乡建运动的评价依然沿袭着孙冶方、李紫翔、千家驹和薛暮桥等人的理解思路，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评判上仍然持改良主义，强调二人是在维护既有社会制度和秩序前提下，主张用和平方式实现民族再造或是民族自救。有学者就提出需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20]，其结果是忽略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的深刻洞见，这种对乡建运动历史作用的评价显然“缺乏应有的公允”[21]。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实践领域的“成败”来评判乡建运动，更要避免简单地从一个短时段内的“成败”来考量，这种二分法的简单评价有着“去脉络”危险，不利于我们深入探讨乡建运动背后的复杂脉络与丰富内容。有学者强调对乡村建设的认识“只有在时代的坐标中，才能确定其思想和所从事乡村建设的位置，以作出适当的评价”[22]。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对民国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23]、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24]、虞和平的《中国现代化历程》[25]等著作都对乡村建设运动中所体现的现代化思想给予了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的研究从现代化视野来审视乡村建设运动。王欣瑞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不同时期典型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剖析，以揭示其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所作的思考和产生的意义”[26]。王欣瑞的研究论述非常翔实，内容广而全，资料丰富，重点分析了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以及当时媒体对乡村建设理论的解读，并对共产党乡村改造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分析，从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宏观探讨了乡村建设理论的现代化意义，当然，追求面面俱到的同时就很难深入分析现代化价值意义部分。刘旺华剖析了乡村建设的现代化具体内涵，并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印度“民众科学运动”进行了比较分析，强调应该建立当代中国志愿者的再生机制，以推动乡村发展[27]。邢宇宙认为乡村建设派立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目标，试图通过乡村教育、卫生、文化与组织改造等重建社会，强调农村社会动员和农民组织化的作用，这对于1949年后国家乡村建设具体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8]。

有的学者还从历史纵向的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当代乡村改革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了纵向比较与分析。徐秀丽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探讨了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选取定县、邹平以及江宁作为研究案例，“试图通过对分别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以乡村自治或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农村治理的模式做出相应理论概括，并提出了解决农村民主治理中一般性难题的思路”[29]。该著对定县和邹平的乡村建设主要是从具体治理措施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的，寻求对当下农村建设的借鉴价值。

有的研究则主要是对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罗荣渠探讨了乡村建设派的共性问题，认为各地乡村建设实验都重视教育，是“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30]，总体而言各地乡村建设确实也都十分注重教育，但教育的方式以及内涵也有显著的差别，这种笼统的归纳无疑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取向。吴星云就对各地乡村建设的分歧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不同乡建派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动机不同，“大致存在着两种动机：政治上的动机和教育上的动机。一类基于改造中国政治的愿望从事乡村建设，一类则怀着改造中国教育的抱负走向乡村”[31]。这种将乡建派分歧划分为政治或教育两类动机，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简单二元化的偏颇。可以说，以往大量对不同乡村建设实验的比较研究成果，大多从实验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文化、教育视角着眼居多，因“个人/派别”的差异消解彼此间更深层次的有机联系与内在呼应[32]，对乡村建设模式在思想和实践的异同及彼此关系的分析还不尽全面和系统。

就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研究来看，各类成果依然大多采取对主要代表人物的“个案”式的研究，较少从整体的层面进行系统研究，未能很好地将个案与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相结合；另外，对各地乡村建设的研究也大多从文化、教育视角进行探讨，对乡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较少，也使得一些研究重复有余而创新稍显不足。再者就是乡村建设派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较为缺乏且有代表性的成果严重不足，尚需对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

二 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

梁漱溟作为新儒家思想及乡村建设运动的旗手性人物，其思想内容和理论视野十分宽广，涉及哲学、政治、文化、伦理、教育、儒学、心理和乡村建设等多个领域，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梁漱溟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研究重点评析学界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献。

（一）国外学界的探索

国外学界最早关于梁漱溟的研究更多是推介性的研究，在研究其文化哲学思想基础上，进而转向其乡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日本学界首先对该书关注，20—40年代陆续出版了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土田杏村的《日本支那现代思想研究》和神谷正男的《现代中国的思潮潮流》等，也都对梁漱溟思想做出简要介绍和评论。20世纪40年代，木村英一的《梁漱溟的思想——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小野川秀美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形成》两篇文章，“描绘出了梁漱溟思想的基本面貌，为日本的梁漱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3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研究的论著有20余篇，涉及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宗教观、伦理文化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对梁漱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也对梁漱溟学术思想进行了评价。日本学者土田正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归纳：“有的论文因政治、社会局势的变化，其论断难免不无‘过时’或者‘国语意识形态化’之嫌，且有的论文因新资料的出现已基本上丧失了学术价值，又有些论文从一开始似乎就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可言”[34]。可见，日本学界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具有长期性，且总体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

美国学术界较早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是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艾恺（Guy Salvatore·Alitto）教授，其学术生涯主要致力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研究。艾恺是较早将梁漱溟的研究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中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称梁漱溟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并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方案，“如果我们把梁漱溟作为对‘非保守’、‘非传统’现象——现代化——的世界性反应的一种，或许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义”[35]。艾恺敏锐地察觉了梁漱溟文化理念上的相对主义，研究更注重将分析视角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关注梁漱溟理论实践本身的复杂性与同时代其他思想主张的内在联系，与胡适和毛泽东等都一一对比，进而讨论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内在张力及其与“中国现代化两难”的呼应关系，摆脱了国内研究呈现类型化评价的模式。作为一本述评结合、中西合并的著作，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部分相当深入和透彻，如“梁漱溟将农村的弊病看成是西化的结果”“梁漱溟对抗的是以西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等观点。改革开放后，亲赴中国的艾恺和梁漱溟进行了多次的访谈，相继出版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等著作，艾恺的著作都基于现代化视角来考量梁漱溟理论与实践，对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学界加强了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关注，叶红玉（Hung-YOK IP）从历史视角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的积极态度和理解认知状况进行研究，对比分析了“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者与儒家文化捍卫者的梁漱溟的思想差异，在她看来梁漱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致力于中西文化的兼容性，彼此结合的可能性，整合了自由、平等和权利的概念，而形成一个普遍化的民主框架，作为中介可以实现伦理理性和自然理性领域的有机整合。作者也对梁漱溟思想做出了评价：“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梁漱溟从多重角度理解中西方文化以区别于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者，但与激进主义者相同的是，在探讨西方文化本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抛开了仅仅关注国家财富和权力范畴”[36]，叶红玉既客观地阐述了五四时代学人对中西方文化分析的理路，也深刻地剖析了梁漱溟与同时代人的区别。改革开放后，艾恺关注的山东邹平县也成为对最早美国学者开放的社会调查点。从1987年至1991年的五年时间里，大批美国学者对邹平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学者们返美后大多以演讲或发表文章等形式推介自己中国之行的研究成果。近五年的考察过程中，美国学者在重要媒体上发文20多篇，出版了4部专著，发表20多次演讲[37]。这些文章更多是关注邹平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变革图景。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一个农业大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也成为国内学界关心的重大议题之一。诸多的学者对梁漱溟文化哲学、伦理和乡村建设理论等都进行了大量探索，鉴于研究的需要，本书主要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这些研究成果总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研究类型在深入阐述梁漱溟乡村建设具体内容的同时，强调梁漱溟以道德伦理和文化改良来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复兴，但却缺乏实现的可能性，研究既肯定其价值也带着强烈的批判视角。韦政通在《儒家与现代中国》中分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他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是因为过分估计了人性之善，忽略了外在制度性措施对人性的硬约束。熊吕茂认为梁漱溟试图从文化思想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吸收和改造西方的近代思想，谋求乡土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诸方面的现实出路，其对西方现代模式的理性批判及其民族文化的维护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熊吕茂也辩证地看到：“梁漱溟等在山东展开的诸如兴办学校教育、改良农业等活动，是解决不了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也改变不了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带有很大空想性，在现实社会中，中国的伦理社会和儒家的‘人生态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共存于‘中体西用’的框架之中。”[38]夏利的《梁漱溟政治研究》深入阐述了梁漱溟政治思想的阶级实质，政治思想演变的根本原因及其影响，指出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39]周祥林[40]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道德实践运动，体现了其伦理道德思想，在道德结构序列上，政治伦理具有首要性，经济伦理具有主体性，文化伦理是根本性，教育伦理是现实道德理想的动力与根本途径。这些研究总体上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是置于传统道德伦理之下，通过道德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使得他的乡建理论也成为一个道德的乌托邦。

经观荣[41]对梁漱溟思想转变、乡村建设理论及其乡建实验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梁漱溟思想与社会实践工作是其人生态度的结果，更多肯定了梁漱溟积极投身实践的探索精神。朱汉国认为梁漱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调适于现代化问题，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既不人为地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又不能过分地依赖传统，这也是乡村建设在文化思想上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之一”[42]。作为较早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著作，朱汉国论著资料很翔实，对梁漱溟文化理论和乡村建设实践都进行深入分析，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一些主张和建议，但对梁漱溟的评价上依然归结为改良主义。

第二种研究类型多是从史料解读层面来探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文主要有潘培志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模式透视》、黄群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等，这些文章的都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模式的分析探讨，总结其经验和价值意义。崔慧姝的博士学位论文《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争议研究》[43]，关注的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的争议，将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对其的批评和批判进行了详细分析，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和围绕其生产的争议中发掘出适合于现时发展的积极因素，为当代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还有大量的硕士学位论文都以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主题，如刘爱景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现代价值》（2002）、李黎明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2006）、肖洲的《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运动》（2007）、许爱青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2008）、徐雷健的《梁漱溟与民国时期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2009）、胡丽娟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探析》（2010）、曹文君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当代意义》（2011）等。这些研究大都细致地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乡村改造内容、性质做出论述和分析，间或探讨梁漱溟乡建理论对当代乡村发展的借鉴意义，研究总体上视角相近，史料解读多而分析评论少，新意略显不足。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也从社会建设的视角探讨了梁漱溟乡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钱理群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基于梁漱溟的社会建设和人生探索两大目标与理想，详细分析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乡村建设的理论设计与乡建实验实践层面的主张，“人”（农民）精神的培育等内容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对于思考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44]。杨守森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主张及实践探索中“包含着人类社会建设应有原则的思考”，梁漱溟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位胸怀宇宙的人类思想家[45]。魏文一则详细地探讨了梁漱溟从乡治到乡村建设的思想演进过程，从“非行政—社会动员”、市场动员以及民众参与三个方面[46]，论证了梁漱溟的社会组织构造学说对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

此外，一些学者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教育思想和工业化思想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如李劼的《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探析》、汪海霞的《梁漱溟乡村教育研究》等研究，认为梁漱溟把教育置于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地位，探讨了教育体系设置、课程方案、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等思想，对于当前乡村教育发展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工农业思想进行具体探讨，如童星、崔效辉的《梁漱溟工业化思想研究——从〈乡村建设理论〉看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刘庭甫的《论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工业化思想》、何建华的《梁漱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实践》，这些研究从乡村建设的不同内容层面入手，进一步深化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范畴。

第三种研究类型是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放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袁洪亮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等著述都从现代化角度论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内容、性质，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作出了各自的评价，对其重视教育、改良农业，传统文化和现代关系的阐述等方面给予积极肯定，进一步拓展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善峰在翔实地阐述了梁漱溟社会改造方案的同时，认为梁漱溟最大的贡献是凸显了知识分子在考虑“现代化”问题时，力求克服西方社会业已出现的弊病和重视中国固有文化这一不可摆脱的背景因素[47]。

崔效辉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产生的，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理论，必须要把梁漱溟的思想放置于中国现代化甚至全球化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他的乡建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如果我们能够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会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48]。崔效辉结合现代化及参与式发展等理论，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在现代化实践部分，分析了梁漱溟和毛泽东对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分歧，以批判视角对中国农业集体化实践、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邹平当前发展，探讨了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走向，并从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做出了较为客观和中肯的定位。

一些学者还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农村问题及现代化的思想认识进行对比分析。郁建兴等认为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共同之处在于“把现代化概念意识形态化、价值化，但他们对用以衡量现代化实现目标的价值原则的理解，却是迥异的”[49]。时广东认为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乡土中国现代化的理念与主张不同，“二人目的是相同的，只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则有着根本不同。前者主张使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后者主张采用‘文化改造方式来拯救中国”[50]。基于革命与改良的分析视角，王武岭认为农村革命和乡村建设是毛泽东、梁漱溟在探讨救国之路上的两种不同结论，都是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和体察，都从农村入手采取革命或改良的手段来实现乡土重建，因而，“不能简单地以结果的成败来评价一种理论”[51]，革命与改良二者并不相悖，需要辩证地分析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乡土重建思想的区别。王宇雄对20世纪前半叶梁漱溟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行比较研究，从二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关联中找寻他们关于农民问题认知的异同，认为“毛泽东服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考量农民问题，梁漱溟基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再造考量农民问题，他们探索的思想和方案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52]。这些成果对本研究关于乡村建设缘何“失败”等章节的探索具有重要参考借鉴。

总体而言，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进行大量的探讨，不断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梁漱溟乡土重建的思想认识。近年来研究的关注点基本摆脱了从微观角度和史料解读层面的分析，强调全面系统地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开始注重从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层面进行探讨，一些研究也加强了对同时期乡村建设实践者的理论主张和思想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三 晏阳初乡村建设研究

（一）西方学者的视野

自20世纪20年代初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以来，他便通过新闻舆论积极寻求国内外的广泛支持。晏阳初于1926年撰写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展迅猛》一文发表于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出版的新闻公告上。该文介绍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平民教育的对象和范围，对中国北方农村平民教育实践的运作方式、农业推广实验站的做法、当前推进的青少年及成人的识字教育，以及后续将进行的公民教育、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方面的程序安排[53]，该文章翔实地介绍了晏阳初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推动了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在美国社会各界的影响。美国各界人士都对晏阳初平民教育事业颇为赞赏，此后，大批的政治家、教育家、作家、戏剧家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曾赴定县参观考察并撰写了相关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定县乡建实验在国外的影响力。

1928年，《太平洋事务》杂志社根据晏阳初寄给孔力菲（J.B.Condliffe）的信件，编辑了《平民教育在中国》（Mass Education in China）的文章，介绍晏阳初在中国推动平民教育的努力，在士兵中推行识字运动的成功，后续大批民众的基础教育任务等内容情况。[54]在20世纪40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赛珍珠结合晏阳初的访谈及相关报告，撰写了《告人民语》[55]最初发表在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公告手册上。报告中一系列的长篇谈话涉及晏阳初为何开始从事平民教育、定县实验的发起及平民教育的成效等话题，两人也认同任何地方那些受压迫和无知的人都可以通过平民教育的方式而受益[56]。可以看出，国外早期对于晏阳初的研究大都是肯定的、推介式的评论文章。

1951年，美国学者盖瑞德·斯沃平（Gerard Swope）和理查德·J.威尔森（Richard J.Walsh）的《平民教育与JCRR》文章，两人都是JCRR的执行委员，该文是对孟利文·康纳德（Melvin Conant）质疑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57]（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简称JCRR）以及中国平民教育事业的回应，文章肯定了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强调定县政府改革对平民教育的促进作用，回顾了抗战时期整个平民教育工作的成绩，对四川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也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文章反驳了康纳德关于平民教育的主要资助都来源于其他国家的观点，认为资金支持主要是国内自愿募捐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主要是美国的慷慨捐助，还描述了晏阳初赴美寻求资金援助时面见国务卿马歇尔、总统杜鲁门的情况。另外，该文也反映了作者反对中共的政治取向，“乡村建设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花费七百万美元却能够为六千万中国农民提供发展，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乡村重建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它行动的太迟以至于不能有效阻止共产主义征服中国”[58]。

西德尼·甘布尔曾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并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多次社会调查，他曾与平教会合作对定县进行了社会调查，撰写的相关调查报告直到1954年才由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陆续发表，196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59]为题出版，晏阳初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该书更多是对定县农村进行资料性的调查研究，田野调查的时间跨度为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定县农村的人口、家庭、集市、经济生产等方面进行细致调查，是一部定县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集，书中还收录了一百余幅关于定县调查的照片。1967年，美国学者哈利·布里亚德·普利斯（Harry Bayard Price）编辑出版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与发展：工作者手册》[60]，全书22个章节，首先宏观概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国家农村面临的问题，并认为平民教育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民教育、医疗和公民权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具体介绍了菲律宾乡村建设的组织建设、整体计划和成效，同时作为一部平民教育工作手册，本书后部分详细罗列了提高农村种植业、动物繁育、合作社建设和发展乡村工业的具体方法，也分析了文学戏剧对社区精神的改善作用、如何提高居民健康状况、乡村自治管理等方面，最后探讨乡村社区的发展模式问题。这本给乡建人员的工作手册，晏阳初及图书编辑者的部分意图在于，满足乡建者对这种自下而上工作方法的学习需求[61]。

美国学者海福德（Charles W.Hayford）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对晏阳初平民教育实验进行研究，根据自己对晏阳初和其他参与者的广泛访谈以及参考不同时期的文献研究资料，完成了以中国平民教育为主题的博士论文，1990年，最终冠以《走向民间：晏阳初和乡村中国》出版[62]。该书阐述晏阳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及中国乡村艰难的转变过程，该书特别推崇了晏阳初的基督精神，阐述了晏阳初领导的基督青年会在平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前四章主要讲述平民教育总体情况，中间三个章节论述了定县实验，最后两章介绍了抗战时期和战后平民教育的开展情况，本书还探讨了晏阳初与毛泽东关于农村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区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洪长泰[63]（Chang-tai Hung）的著作基于思想史的视角，阐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与推广，在“歌谣”部分探讨了定县实验时期收集、编印的《定县歌谣集》的歌谣内容。

此外，日本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进行了关注，以大久保庄太郎、小林善文等学者为代表人物，研究维度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对平民教育的介绍，也有探讨乡村建设对抗战力量的影响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则更趋于对晏阳初思想价值的探讨，例如，镰田文彦对晏阳初的研究：“第一，晏阳初提出了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晏阳初进行的活动是当时农村复兴运动的先导；第三，‘定县实验’表明，晏阳初提出的问题不但存在于中国农村，而且存在于世界农村。”[64]此外，镰田文彦为日本学界推动晏阳初研究也作出了积极贡献，翻译了晏阳初的一些著作[65]。

（二）国内学者的探讨

国内关于晏阳初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是从平民教育活动和乡村建设理论两大方面展开的。有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对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进行总体的梳理和评价，一些研究也从中观角度对晏阳初思想与实践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还有的研究从微观角度对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中的细小问题进行剖析，总体来说，“对晏阳初的研究多从思想、实践两个层面入手，研究聚焦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理论、乡村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价值等三类”[66]。

对晏阳初关注较早的当数台湾地区学者。吴相湘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67]一书对晏阳初的生平及其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资料新颖，大多是根据20世纪40年代以来存留于美国的文件，以及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历史档案，虽然作者的一些政治倾向和部分学术观点值得商榷，但是著作中引用的丰富史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韦政通认为晏阳初的价值在于思想和人格两方面的创造性，突出表现为思想上的“创造转化”和心理上的“自我实现”，认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在引入西学以完成中国化改造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文化传统的认同[6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更多注重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进行探究，如宋恩荣、熊贤君1988年出版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该著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晏阳初教育思想及其70年从事平民教育实践活动历程，对其历史贡献进行了客观地评价。此外研究者也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对平民教育思想中一些具体方面进行研究，如师德的研究、家庭教育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农民工培训的研究、职业教育和教育改革研究等多个方面，还有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陶行知、梁漱溟进行比较研究。总体来看，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宏观整体性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方面，也对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本源、东西方文化思想与后来从事平民教育活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研究拓展了关于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研究视野，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故不一一列举。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较多。李文珊探讨了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认为有三大特色“一是以社会系统方法论为指导，二是科学的实践观，三是‘科学简单化’思想”[69]。孙诗锦对晏阳初乡村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研究，结合定县实验探讨戏剧与乡土文化的改造、卫生实验等具体内容，“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启蒙和社会重建背景下考察，并由此对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乃至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70]。张颖夫[71]基于社会转型视角对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社会及新农村建设的意义进行了探讨。钱理群[72]先生对晏阳初的研究非常深刻，对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哲理基础与目标、基本任务与内容、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乡建运动的世界性等层面做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了研究。例如，周逸先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的思想内涵，深入民间、实证调查、注重实验、教育与社会改造结合，具有实践性、创造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特点[73]。宣朝庆的研究从定县实验中士绅阶层与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冲突入手，对定县实验中的组织重构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详细描述了新旧社会精英的冲突和对抗，由于士绅在传统社会中的强势地位，致使定县实验仅仅是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致力于改善生产、推动合作技术，提高生产力，“反映了弱国家之下，中央、地方、民间三方力量难以相互协调推动农村社会重建的困境”[74]。此外，大量硕博士论文也聚焦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内容大都是对其思想发展、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等方面的阐述和分析，也都对其乡建思想作出评价[75]。这些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并未有太多新意，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且更多是停留在史料罗列，对四大教育的重复解读。

总的来看，关于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注重于当代热点问题相结合，体现服务时代意识；第二，注重转变研究视角和创新研究方法；第三，注重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启示当今现实。”[76]尽管关于晏阳初的研究成果总体较多，但也存在史料的平铺直叙，缺乏深度分析，话题重复，观点与论据复制等问题。因此，对于晏阳初的研究还需要我们突破史料解读层面，不断转换研究视角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性研究上要进一步突破，将其乡村改造运动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和社会重建的背景之下，既需要从历史、现实的视角，还需要从横向比较的视角对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进行更多深入研究。

四 梁漱溟与晏阳初比较研究

学术界曾对民国时期不同乡村建设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诸多学者在探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大都会对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模式给予一定的比较和分析。如美国学者艾恺曾对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了比较，“邹平与定县的区别在于，梁漱溟采取的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乡村建设方案，而晏阳初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对西洋文化无条件崇拜，一味在中国实现科学化、现代化”[77]。郑大华对二人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了比较，认为相同之处在于社会改良而非采取暴力革命，以“本土派/西方派”或“传统派/科学派”加以区分，“这些差异源自于双方主要领导人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这种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必然要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对乡村改造方法、措施的选择，定县模式也就显得更现代或开放一些，邹平模式也就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78]。郑大华的研究更多从宏观层面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整体分析，对梁、晏的比较分析非常少。

吴飞的《乡村建设与现代中国文明》探讨了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和实践的区别，强调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于中国问题还是有着不同的认识，梁漱溟和晏阳初最根本的不同，“还是体现在他们的政教理念上，梁漱溟从伦理入手，以建立‘团体—个人’伦理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晏阳初从事教育根本的目标是提高平民的文化水平，既没有从基督教的理念出发，也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明确目标。如果说这种朴素的目标背后还有什么深层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79]。该研究主要立足于二人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比较研究，并未对其他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李文珊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认为梁漱溟的乡建理论“较为宏观化、系统化，是站在重塑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上来立论的；而晏阳初的乡建思想就缺乏理论思维的归纳与提升，从哲学层面的思考更为不足。但就实践的理论特点而言，则比梁漱溟鲜明且科学得多”[80]。张秉福认为“晏阳初创造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创造了‘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81]，认为不同乡建模式对当代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刘东霞和毛洪涛的研究更多探讨乡建实验的实践方式，具体建设路径等方面，“两位先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许多具体实施特色上存在共同点：乡村建设，教育先行；启发农民自觉、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农民相结合”[82]。刘勇的比较研究大体也沿袭了李文珊的观点，并无新意。[83]

张森的硕士论文从文化教育、社会组织、经济建设三个方面对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阐述，从教育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社会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进行乡建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梁漱溟、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不同，实践的内容也是有同有异，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是不同的，试图在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情况下，进行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下，梁漱溟、晏阳初具有一定的政治反动性，也导致他们的乡村建设缺乏生命力，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84]。张森的论文对二人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具体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进行论述，文献材料多而分析不足，共性分析多而差异性分析较少，并未分析二者思想理论的差异，对于二人乡村建设实验的评价也不尽中肯，持“对国情认识的失误，乡村建设团队本身的不足”等观点。

冯剑的硕士论文从实验的角度比较了邹平和定县实践的差异以及实验成效，从当时学者的观点、当代学者的看法、实验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存在很多的相同点的，可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在具体做法和实践内容上有所差异”[85]。冯剑的论文更多是努力地将实验主义与乡村建设运动挂钩，分析乡建实验的成效和时人的看法，对梁、晏二人的比较分析方面则非常薄弱，罗列同时期和当代学者的观点意见，缺乏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傅厚春在《晏阳初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一文中，对晏阳初和梁漱溟也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分析上也是采借了李文珊的观点。

此外，一些研究也从乡村教育视角对其思想差异进行探讨和分析。诸如马秋帆《梁漱溟、晏阳初教育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2009）、张学博《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新农村教育的启示》（2007）、翟广顺《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基础比论》（2008）、张金金《晏阳初、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比较》（2015）、石梦琪《乡村教育思想比较与启示——基于梁漱溟与晏阳初的思想视角》（2017）、任文杰等《中西之别：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差异的本质》（2018）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方法和视野上，对后续研究的开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些成果也存在研究同质化的趋势：一是研究成果大多是篇幅较短的专题硕士论文，对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分析不深刻，多是教育思想与实践内容层面的异同进行阐述，缺乏系统性的比较与差异本质的论述；二是分析视角趋同，缺乏新的视角和观点，研究尚待深入。

五 研究反思与小结

总的来看，众多的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典型人物的专题研究，还是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间或有对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比较分析，探讨他们理论与实践的差别之处，对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学界对于二人乡村建设比较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关于梁漱溟与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对比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系统，研究的观点尚未有新的突破。21世纪之初，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早期的批判者和一些传记作者并未对其父亲梁漱溟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原因是没有把‘特’字即‘个性’讲出来，没有深入讨论乡村建设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不同之处”[86]。温铁军曾细致地探讨了民国时期各地乡村建设的特点和差异，在论述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时就认为“以往的梁漱溟研究缺一块儿，就是梁先生创造的乡村自治经验与其他各家的比较研究”[87]。十余年来，尽管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梁漱溟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差别，但挖掘得还不够系统，阐述得不尽全面。

第二，当前关于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的研究明显存在一些类型化或单一化的趋向，且多聚焦于单个人物的探讨，对不同人物间的比较研究缺乏综合性分析。对于乡村建设研究而言，“如何在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来形成整体研究，以揭示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下层社会的整体关注等等”[88]，是需要给予重视的。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乡建代表人性思想的内在关系及其共性特征，由此揭示出隐含在乡村建设理论差异性背后的具有共通性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从现代化视角对梁漱溟与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也比较多，但大多是宏观地审视了其思想对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意义。晚清以来，在启蒙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化探索经历了从制度层面到文化与价值观念层面的转向，开始关注国民个体改造和教育启蒙，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可以看作此理念的实践。但总体上看，研究者们自身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特别是其规范性意义缺乏明确的自觉，从而在审视梁、晏的理论和实践时常缺乏清晰而一贯的参照。质言之，当前研究尚未有从个体独立和共同体建构的视角，来审视梁和晏的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从人身依附、个性束缚的传统共同体社会走向个体独立、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的进程。尽管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等，但从社会现代化所要走向的目标而言，今天我们依旧需要乡村社会的改造建设，依旧存在着一个如何把乡村社会、进而将社会建立在个体独立、个性自由的基础上，并以社会的力量促进这种独立和自由的问题，即梁、晏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如何向个体独立自由的现代社会转型是必须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来重新审视和解释梁、晏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本研究在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基础之上，对二者乡建理论和实验的异同，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同时，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不完全自主的社会转型（包括其中发生的革命和建设运动），说明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的视野下，乡村建设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尽管不同国家其各自具体传统、处境有所不同，现代化进程会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呈现为从摆脱各种传统束缚（人身依附）开始到培养、确立自由的各种社会条件的发展进程，或者表现为从“社会革命”到“社会建设”这一进程。从这个进程来看，乡村建设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无可回避的，进而在“不可回避的问题”的参照下审视探讨梁、晏的探索对于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乃至整个社会治理所具有的启示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