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主义侵入、工商业发展与乡村经济破产

一 资本主义与乡土工业破产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西方势力影响之下的工业化过程[31]。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是将中国的农村吸纳到世界市场范围之内，嵌入于“乡村—城镇—通商口岸—世界”整个体系中，中国农村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底层部分。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存在着“核心—边陲”的结构，其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控制与受控制的关系。从这种视角来看，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然处于“边陲”地位，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的压迫和剥削下，致其传统经济衰退和崩溃。晚清社会传统经济结构仍然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实施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手段的经济侵略，传统手工业由于无法与扩张进入中国的西方工业竞争而走向崩溃，导致以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农业生产日趋衰败，农民生活陷入贫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商品输入，当时洋纱、洋布等货物在农民传统手工业的抵抗下，并未有效打开市场和销路。马克思对欧洲工业产品不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原因做出了准确判断：“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仍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2]这说明，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尽管西方工业品的入侵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但传统农村经济所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并由此带来的巨大节约和时间上的节省，有效抵抗了西方工业品的进入，此时的传统小农经济还能够抵御得住西方商品经济。然而，资本主义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西方工业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凸显，洋货开始全面占据中国市场，给农村自然经济以沉重打击，农村手工业走向破产边缘。倾销工业产品和收购农产品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重要牟利方式，“这一切大大增强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为其占领中国市场、摧毁和瓦解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创造了条件”[33]。机器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中国手工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如恩格斯所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34]西方商品经济的侵入，给乡村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性打击，使得农民收入越发微薄。

农村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当然农村经济并不意味着单纯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村经济，乡土工业更多以家庭手工业形式呈现，如纺纱和织布。近现代以来，乡土工业无法与扩张进入中国的西方工业竞争而逐步走向衰败。从农村手工纺织业来看，国外廉价的棉纱棉布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洋纱市场占有率迅速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扩张。郑观应记载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纺织品对国内手工纺纱业的冲击状况，“自洋纱洋布进口……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35]。我们从洋纱进口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其扩张速度，“清光绪二十一年，进口洋纱113.2万担，到民国二年（1913）达到268.5万担，增长了1.37倍”[36]。有价格和质量优势的洋纱大量进口，直接造成农民自织土布的滞销，对国内手工棉纺织业的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使得农民家庭手工业停产并解体，我们从表2-1也可以印证此种情况。

从该表的信息中可以看到，1840—1913年，洋（机）纱洋布供给量从无到有，且销量不断增加，土纱土布的销量日益减少，至1913年洋（机）布占供给量的34.83%，消用洋（机）纱占有量更是明显，占消用棉纱总量的72.33%。手工业织布者开始大量使用进口机制纱，农村家庭手工业受到进口洋纱洋布的巨大冲击，在西方工业快速扩张进入的过程中乡土工业逐步走向崩溃。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对江村的研究就认为，乡村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工业，手工业这种传统工业的衰落，完全“是由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37]。

表2-1 洋纱洋布与土纱土布销售供应情况（1840—1913）

西方列强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盘剥，使得乡土工业崩溃的同时，农业经济在西方金融资本进入后更是受到严重挤压，致使农村经济趋于破产。西方对华资本输出的表现主要有这几类：“第一，对清政府的借款。第二，对铁路和工矿业的投资。第三，帝国主义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38]19世纪下半叶，尽管洋人在华开办制造业未取得合法化权益，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依然在通商口岸开办制造业，涉及领域包括缫丝业、电灯电力事业和其他轻工制造业，大体投资规模和数量见（表2-2）。这一阶段为外资制造业的初期发展阶段。自《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华开办制造业的合法权，在华开办企业规模和数量呈现大幅度增长，“从1895—1913年，至少又有136家外资制造业和采矿企业建立，它们创办时的资本投资额都超过10万中国元。……136家企业的平均创办资本为75.8万中国元”[39]。这一时期，除兵工厂外，国外资本在华各个行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厂，采矿工程和造船等行业几乎被国外资本垄断。此外，我们从国外对华投资的资金规模增长变化也能说明该问题，“据统计，1894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19亿美元，1914年增加到22.56亿美元，1936年复增至42.85亿美元，1941年达91.62亿美元”[40]。到20世纪2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国内工业、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西方商品纷纷涌入，初级农产品市场几乎被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对国内依赖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为主要出口方式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国内面粉、丝、茶、棉花、土棉布等农副产品严重滞销，加之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后，加剧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剥削，使得乡村经济陷入破产边缘。

表2-2 1894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

续表

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侵入背景下，加入世界市场而仰人鼻息的中国农村，随着世界经济萧条及技术革命引起的原料价格的下跌，使得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破产，初级农产品滞销使得农业经济难以为继，农民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在世界市场体系下中国农村经济加速了破产和崩溃。如李紫翔所述“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榨取，是我国农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41]。

二 国内工商业发展与农业经济衰退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欲寻求工商业发展以强国，“重商”政策随之取代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辛亥革命后，尽管受到西方商品和金融资本的冲击和压迫，但国内工商业依然在夹缝中得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加速发展，获得了“黄金十年”高速增长机会，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然，中国商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让农村承受了巨大代价，都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地租经济的衰退促使农村进一步衰落，其后果就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基本要素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大幅流出农村，加剧了农村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

民国初期国内工商业发展迅猛，其直接后果是农业商品率不断提高，大量的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农民阶层分化严重，土地不断兼并。市镇里，通过贸易、放债富裕起来的少数人，积累资本后就在乡村购买贫者的土地，频繁的地权交易，让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失地，农村地权为城市或外来富有者所占据。匈牙利人马扎亚尔1929年的土地调查报告也能够体现，“操纵在地主手中之全部土地，华南各省约占60%—70%，华北各省约占50%—60%，河南和陕西约占50%，山东约占30%—40%”[42]。国内学者郭德宏对民国时期土地集中问题也有分析：“1924—1937年，地主占总农户的比例约为3.11%，土地占有量为41.47%。”[43]地主和商人大肆兼并土地，大批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农村经济呈现货币化，地主也逐步改变了地租收取方式，由传统的实物租转向货币租、分成租转向定额租，这能更快捷地将货币投入工商业中获利。地租剥削方式的改变是乡村社会土地租赁关系的质变，完全不顾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人情因素，极大降低了小农抵御风险的能力，导致乡村传统经济关系的改变。货币租也进一步催生了高利贷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仅1933年，全国22个省56%的农民需要借款，察哈尔一省的借款户就高达79%”[44]，高利贷的盘剥在经济上进一步打垮农民。此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让农民经济负担不断加重。1912—1935年华北四省的统计显示：田赋正附税占地价的百分比由1912年的1.81%，增至1935年的2.84%，20余年里增加了0.57倍[45]。例如，1927年，江苏省的附加税就有水利捐、自治捐和户籍捐等十数种，广东有军费、自治费、保安队费等不下30种[46]。温铁军认为，民国时期商业资本的“剪刀差”、金融资本的高利贷是造成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在农业的商业化进程中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农村自然经济日趋解体”[47]。

总之，乡土中国在不自主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经济结构的解体也是扭曲的。西方工业扩张、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的社会成本都是由乡村承担，农村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土地兼并、小农破产，社会动荡，农村原本乡土工业和农业相互配合维持的农工混合经济逐步解体，这也直接激化了围绕土地问题的农村社会矛盾，这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产生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