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留学是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海外留学史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尤其是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更是其中的热点，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不过以往的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一般都偏重于考察分析中国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背景，留日热潮兴起的原因、过程，以及留日学生在日本的活动、经历，回国后的作用、影响等等。还有不少是对中国某地区或日本某学校留学状况的具体研究，或某个留学人物的个案研究。但是，我觉得似乎还缺少些“逆向思惟”，比如考察研究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接受国的日本方面的应对情况，特别是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及其实施实况。日本政府究竟制订了哪些接受、教育和管理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其政策又是如何随着留日运动和中日关系的起伏波动而变化？其目的与本质是什么？与日本政府的侵华国策与策略有什么关系？它又对留日学生和中日关系产生什么反作用？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似乎尚未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徐志民的这部专著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深化留日学生史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近代中日关系史尤其是中日教育交流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中日文原始资料，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和文部省的档案，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政策的产生、形成、演变的历史。从明冶末期（1896—1911）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接受、教育、管理政策的初步形成，到大正初期（1912—1917）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在“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之间的徘徊，再到大正中后期（1918—1926）日本采取所谓“改善”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原因、措施及效果。然后是昭和初期（1927—1931.9）日中围绕留日学生的补给制度、入学方案、留日军事学生招收等问题的交涉。接着是局部抗战时期（1931.9—1937.7）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挽留、接受、戒备、強化调查与监控的政策。最后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1937.7—1945.8）通过接受中国伪政权留日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和归国安置，培植亲日势力为其服务的政策。基本上比较清晰地勾画出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放在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和日本国内政冶及对外政策变化的视野下考察。不是单纯叙述历史事实与就事论事，而是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剖析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与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国策及其战略策略之间的关系，揭露批判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利己性、狭隘性、投机性、功利性，以及其政策如何体现日本侵华国策的目的野心，甚至直接成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例如对中国留日学生的严密调查、強化监控、拒入军校、教学保密等制度，加强亲日、崇日、恐日教育，培养亲日势力成为其侵华战争“协力者”的揩施。特别是侵华战争后期，对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汪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分别实施同化、分化、奴化教育的政策，更是赤裸裸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策略和对华殖民统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者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为：任何违背留学交流的基本规律和宗旨，幻想通过接受和培养留学生而谋求政治私利实现侵略扩张野心的企图，都只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留学教育，才能更好推动留学国和留学生母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才有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

该书作者徐志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日本史方向的博士。他在校学习期间就十分注意日本史和中国史的会通融合，曾上过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史课程，不但学习努力而且作业也很认真。课余还和我探讨留日学生史的问题。我也鼓励他利用掌握日本史实和史料的优势，研究日本对华教育政策，并利用赴东京大学交流的机会，广泛收集这方面原始资料，写好博士论文。直到博士毕业后，他到近代史所跟步平所长从事中日关系史博士后研究以及到西藏援藏工作期间，仍念念不忘思考和深化这个课题。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加工完成了这部专著。因此我欣然答应为他写序，并希望他继续努力，扩展研究战后和当代的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使研究更加全面丰富。

王晓秋

2019年10月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