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志民转来其书稿，即《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内容包括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以及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部分成果。其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1896—1931年）》原本可单独成书，但他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留日学生政策与战时留日学生政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需要贯通研究和系统探讨；同时也意识到博士阶段时间有限，搜集和研究相关史料不足，需要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另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学术训练、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研究水平均有待加强与提高。当志民博士提出自己的想法后，作为导师的我自然同意，并鼓励和希望他在博士毕业后不管从事何种工作、经历何种困难、研究方向有无转变，都能坚守初心。

博士毕业以来，至今已过12年，志民未忘承诺。我时常看到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有关近代日本的留日学生政策研究的学术成果。他转来这部书稿的同时，也解释之所以仅仅选取原博士学位论文部分内容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目前其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包括时间上贯通近代和当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研究，以及日本对地域范围更广的近代世界范围内留日学生政策的研究，还从专题上研究留日学生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文化交流、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等。志民博士似乎不知疲倦，对自己喜爱的研究题目非常上心、用心和专心。一个专题坚持研究近20年，但我并不太担心其学术视野问题，毕竟他在研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同时，根据工作需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中国革命史，甚至西藏地方史的学习与研究，出版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西藏史话》等著作，发表了几十篇相关学术论文。

看着这部史料扎实、论证翔实的书稿，想到志民博士的其他成果，我亦是颇多感慨。初入北大的志民，上课、作业非常认真，非常勤奋。据我所知，他提交的论文作业，后来大多陆续发表，其中《清末留日学生报刊与中日关系》一文就是经我审读、修改后投到《日本学》第13辑发表的。他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也颇有想法，几次与我详谈研究设想，我原则上同意他继续从事留日学生相关研究，但必须站在中日关系史全局的高度、站在博士生应有的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上设计选题，即不管题目大小，一定要反映真切的社会问题，得出具有启发性、普遍性意义的结论，或者至少要验证一个结论与观点。为此，我不仅推荐他阅读史学理论方面的图书，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搜集和研读中日文相关史料，而且推荐他选修王晓秋教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日语系刘金才教授的日本文化课程，以拓宽其学术视野与研究思路。

无论专业课堂还是课下交流，我常言从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选题，而选题源自对社会现实问题及相关学术史的了解与掌握。选题要选择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选题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而不是无病呻吟或纯粹抒发“思古幽情”。那么，真问题从哪里来？自然是从实践中来，从对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思考中来。志民就是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留日学生热潮出发，思考与探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中国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互动因应，历经百年轮回，在两个世纪之交依旧激荡澎湃，引人深思。中日学界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成果，数以千计，志民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研读和思考，历经近二十年。他在《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中日学界的留日学生研究述评，反映其较好地掌握了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也从中找到了研究中国留日学生史的一条路径，即避开既有成果往往侧重从中方视角、利用中文资料研究中国留日学生“出国史”“回国史”的局限，重点从日方视角、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及其与中日关系互动中，探寻真正意义上的“留日史”。

在选题之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我虽不完全赞同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史料确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志民进入博士课程后，除了尽力搜集中文史料与文献外，还跟我随堂研读日文文献、翻译日文资料，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2006年4月，我赴东京大学讲学之际，志民同时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学习半年。在此期间，我不仅向他推荐日本学界有关留日学生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且带他一起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等校的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等处查阅图书资料和档案文献，从而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史料基础。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都需要实证研究，需要“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志民那时白天在东京大学上课或搜集史料，晚上开始日文史料的翻译与研究，正是在中文、日文、英文史料与文献的互证中，于东京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这是我比较欣慰的。

另外，我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从个人学习和研究体验而言，还是从教育和培养学生而言，既要“读书破万卷”，又要勤于用手、用心、用脑，否则没有灵魂的思考，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勤写苦练，仍难以“下笔如有神”；既要“踏行万里路”，又要“甘坐冷板凳”，俯下身、沉下心、扎下根，将人生阅历和人间关怀化作笔下无尽的源泉和动力，才能“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才能做出学问、做好学问。我常常以此自省，常常与学生共勉。与志民同在东京期间，几乎每个周末都相约到日本各地游历。同到东京的皇居、东京车站、代代木公园等处游览，体验明治维新的历史痕迹；同到横滨探寻美国佩里舰队的登陆地和参观登陆纪念馆，感悟日本人在西力东渐背景下的“攘夷”与“开国”；同到具有寺庙文化特色和镰仓时代的重镇——镰仓古城考察等，思考东亚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重回历史遗址遗迹，不是历史穿越，而是与历史对话，与古人交流，如此才能写出更加真实、更有人情味与历史感的时代作品，才能体会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远涉重洋、求学日本的理想、学习与日常生活，才能写出更加鲜活的中国留日学生史，才能写出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既拉拢又防备、既教育又限制、既管理又利用的非常矛盾的政策史。

《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较好地写出了这一复杂性和矛盾性。志民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明治维新对中国留日热潮兴起的示范和启示，考察了日本从明治末期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初步形成，到大正时期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调整与改善，再到昭和初期中日围绕留日学生政策的交涉，以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接受、教育、管理、安置政策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观感与情怀，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走向。这也是日本将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置于对华政策“重要一环”的主要原因，即培养“日中亲善”感情和“亲日”分子，服务于日本侵华扩张的根本目的。但是，近代日本过于功利性和包藏阴谋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违背留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规律与宗旨，结果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不仅为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留学运动和文化交流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也为如何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提出了作为对比的新时代命题。

志民嘱我为其新著作序，理不应辞，故结合自身从事学术研究的心得，以及与志民交往近十六年的师生情缘，不知不觉谈了上述体会，权且为序。

王新生

2020年1月13日书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