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七年”翻译诗歌的解殖民化
20世纪中期亚非拉大量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宣告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政治干涉、经济剥削或军事侵略的殖民手段不再适合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控制，世界开始进入后殖民主义时期。据希德尔斯顿所言，“后殖民主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上对殖民主义做出的多样化的反应，是一个广义的术语，用来指紧随殖民统治而来的影响”，[1]因此“二战”之后英美列强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政治强权均属后殖民主义时期采用的新殖民手段。从民族发展的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在于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状态。然而，中国文学的半殖民地属性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不仅因为半殖民文化有自身的发展惯性，而且新的文化殖民形态和霸权主义政治又会乘势入侵。因此，中国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肩负着解殖民化的重任，而翻译诗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它在文化地位、文化身份和文本选择中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故而“十七年”翻译诗歌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显示出较强的解殖民化特征。
一
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外殖民的兴起与衰落，解殖民化这股力量也经历了由“潜”到“显”的发展过程。解殖民化最初诞生于社会政治学领域，比较集中地使用在非洲及部分亚洲殖民地国家的主权斗争上，后来才逐渐被挪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成为后殖民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
解殖民化译自英文“Decolonization”，也有人将之译为“非殖民化”或“去殖民化”，它是后殖民语境下人们立意解构帝国主义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话语权力而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寻求昔日的殖民地文学与宗主国文学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进而推进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对殖民的解构主要依靠被殖民国家的努力，任何强势文化都不会从支配地位上主动撤离，因此对弱势文化而言，消除殖民化是一项主动争取而非被动受益的文化活动。在西方后殖民文学理论中，人们常采用主动的“Decolonizing”而非被动的“Decolonized”去做“Decolonization”的形容词性修辞格，表明该词更多地具有主动的色彩。所以，与非殖民化或去殖民化相比，解殖民化更能突出弱势文化抗争强权的主动性，故本书采用“解殖民化”这一术语。根据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罗宾逊的理解，“解殖民化是一个解除殖民化有害影响的渐进过程，尤其是消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亦即与先前帝国力量相比欠现代、欠教育、欠理智、欠文明和欠开化的殖民地意识”。[2]贝茨曾以“解殖民化”为题撰写了一本专著，他认为：“解殖民化最先是由政治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观察民族或国际问题、政党的形成、群众的抗议、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大国的竞争等问题后提出的话题。虽然解殖民化仍然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主题，但它最近在文学批评中却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在语言和文化语境的讨论过程中，其自身便是文化人类学的预示，被频繁地描绘成殖民或后殖民过程中新的混合体。”[3]贝茨对解殖民化的认识具有历时性眼光，把握住了解殖民化的复杂性与跨学科性特征。
解殖民化最初是政治和社会学术语。西方最早专门探讨解殖民化的专著是1962年布雷顿的《尼日利亚的权力与稳定：解殖民化的政治》[4]，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解殖民化在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中的作用。殖民化与解殖民化并非单纯的二项对立模式，它从开始就糅合了殖民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以及解殖民化等夹缠不清的复杂因素。比如1968年巴斯丁和本达合著的《现代东南亚史：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解殖民化》[5]认为，解殖民化、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几乎是三位一体地参与并建构了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解殖民化理论的发展历程中，贝茨做出了承上启下的特殊贡献，他1998年出版的专著《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内容包括“帝国的黄昏”“帝国的海洋变迁”“不稳定与不确定”“乡村与城市”等10个方面的内容，首次带着世界性的眼光来打量欧洲殖民文化的衰败以及解殖民的诸多可能性。解殖民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将解殖民化用于文学研究的成果应该首推1980年钦维祖和麦杜布克等人编撰的《朝向非洲文学的解殖民化》[6]，此书于1983年和1985年分别在美国哈沃德大学出版社及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文学中的“解殖民化”概念和解殖民主题随即受到重视。随后，人们开始从解殖民化的角度去探讨女性文学，史密斯和沃特森编选的《殖民与解殖民主题：女性自传中的性别政治》[7]，注重在后殖民语境下挖掘女性生活经历中的解殖民趋势。也有人认为，不只是亚非拉国家的文学具有解殖民化特质，包括像英国那样的宗主国文学同样含有解殖民的因素，比如劳伦斯在《解殖的传统：20世纪英国文学经典新论》[8]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殖民文学和反殖民文学盛行的情况下，“解殖民”是与“殖民”并行不悖的20世纪英国文学传统。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化状态，因此所有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解殖民化讨论都很难波及于此。但实际上，中国社会文化自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遭遇中，自身的主体性不断地被削弱。西方思想、词汇以及表达不断地侵入文学的内部肌理，中国文学的殖民化已成为事实，翻译文学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中扮演着殖民化与解殖民化的复杂角色。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解殖民化研究最早兴起于西方学术界和海外华人学术圈。西方国家对中国解殖民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葛纳撰写的《英属香港：从重新占领到解殖民化》[9]，是对香港社会解殖民化进程的全面剖析；克拉克撰写的《艺术香港：文化与解殖民化》[10]，分析了香港艺术所承载的多元文化特征与解殖民化的特殊性。海外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研究主要以华人学者为代表。比如叶维廉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含翻译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主题遮蔽了其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特征。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11]中认为，殖民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完整性”特点，处于半殖民社会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吸纳西方文化时具有分层的特点，即她所谓的“分岔策略”（the Bifurcation Strategy），这其中包含着部分学人的解殖民化努力。但海外汉学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立场，缺乏充分且深入地对大陆半殖民化社会状态中的解殖民化研究，当然更没有将解殖民化推延到现代翻译文学领域。
中国文学界对解殖民化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到具体研究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解殖民化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中兴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界。香港自近代以来的殖民地身份让它成为中国接受和研究解殖民化问题的前沿阵地，许宝强等人选编的《解殖与民族主义》于1998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选译了国外解殖民化研究的前沿成果，是中国最早专门翻译介绍解殖民化问题的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对解殖民化的研究出现在21世纪初叶，且常夹缠在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中。比如王东风的《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在探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解殖民化与翻译策略的相关问题。[12]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的解殖民化特质的成果极稀，目前主要有两篇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涉及此题：一是《解殖民化与文学翻译：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新视角》（刘小玲，新疆大学，2006年）；二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中国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李峥，天津大学，2012年）。此二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颇具创新性，但对解殖民因素的挖掘还欠深入，很多论述停留在个别文本或译者身上，难以勾勒出研究对象的复杂面貌。目前国内解殖民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翻译文学领域的解殖民化研究更显滞后。特殊时代使然，“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化特征尤为明显，鉴于它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主体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其解殖民化的研究应该成为亟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据后殖民理论家罗宾逊的理解，从资本主义殖民到后殖民的演进过程中，翻译曾作为殖民统治的手段，帮助殖民主义者向亚非拉国家输入殖民理念；在后殖民时期，翻译又成为殖民者掩盖文化不平等现象的手段，帮助殖民国家对落后国家实施隐形的文化殖民；但与此同时，每个时期的翻译亦是一种解殖民化的手段。[13]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先生所言：“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掌握了外语可以把我们中国的革命经验介绍出去，扩大我们的革命影响，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打击。”[14]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无疑具有对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文化可以借助翻译提高自己，然后再借助翻译去“打击”帝国主义强势文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半殖民化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东西方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并没有因此而缩小，英美发达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控制欲望也没有消失，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依然面临着政治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危险。因此，“十七年”的诗歌翻译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价值取向，其借助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来形成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对抗之势。
“十七年”翻译诗歌通过与苏联和亚非拉文学的结盟，寻求对抗英美文化殖民的协助力量；通过对美国黑人诗歌及左翼文学的翻译，寻求从内部解构英美文化殖民的反抗力量，进而凸显出自身在捍卫民族文学和民主政权的过程中独特的解殖民化特征。
二
面对半殖民社会遗留的殖民文化因素和后殖民时期强权政治的压力，“十七年”翻译诗歌只能借助翻译弱小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诗歌来增强自身对抗欧美文化霸权的力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殖民化的重要文学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以英美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制裁，为瓦解强权政治下的外交孤立和文化渗透，“十七年”翻译文学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寻求解构强权的支援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英美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民族与民主战争带来的经济破坏，我们亟待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和有建设经验的国家，无疑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因此，反映苏联社会建设的作品成为“十七年”翻译的重点对象。苏联建国之初，要求文艺工作者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建设展开创作，比如卫国战争结束后的诗人“是被他们人民的利益所鼓动的——他们的人民正在热心地工作着，为了使苏联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执行伟大的斯大林计划”。[15]这样的文艺倡导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人们的心声，那就是充满热情地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国际友好交往以及表达人们在新社会里的内心情感。《凯尔巴巴耶夫诗选》为什么会被翻译到中国，译者后记如是说：“我们中国人民，如毛主席所说，原来是‘一穷二白’，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也正在以翻江倒海之势向大自然进军，迅速而胜利地改变着大自然的面貌。我们读着凯尔巴巴耶夫这些歌颂劳动，歌颂建设的诗篇，会特别感到亲切。”[16]凯尔巴巴耶夫的诗歌表现了苏联人民战山斗水的激情，比如《阿姆—达利亚河》一诗表现的就是在沙漠中修建运河以改善土库曼人用水的困难，这种建设激情比较符合1958年前后中国的“大跃进”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这恰好成为“冷战”时期欧美强权国家锐意斗争和瓦解的对象。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对抗强权政治，“十七年”翻译文学注重对亚非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长诗《苏赫·巴托尔之歌》的翻译就体现了出版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革命意识，该长诗重点描写了草原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启动革命的步伐，苏赫·巴托尔于1920年到莫斯科会见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之后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苏联的支持而很快获得了革命的成功，从此蒙古人民“从一片漆黑的封建主义/绕过了资本主义，/我们前进着，/战斗着，就是为了要/实现我们的理想”。[17]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内部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语境下两个国家的革命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奋斗，并且两个国家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外部来讲，两个国家的革命都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历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聂鲁达是“十七年”拉美文学译介的重点作家，1959年邹绛和袁水拍等人翻译的《葡萄园和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具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反映了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所作的不懈努力与抗争。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始终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政治追求作为主要观照对象，他大学毕业后被派往亚洲、拉美和欧洲的很多国家从事外事工作，1936年在马德里任职期间恰逢西班牙爆发内战，他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后来智利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聂鲁达于1945年7月加入智利共产党，因为智利政局的变化不得不于1949年2月流亡国外，被吸纳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会员并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聂鲁达的作品“描写了拉丁美洲的锦绣山川，也叙述了拉丁美洲人们反抗殖民主义奴役的历史”，[18]对其作品的翻译介绍顺应了当时中国人在文学审美上的阶级情感取向。因为“同属第三世界，我国亚非拉文学的翻译倾注了特别的关注；同样因为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我国对亚非拉各国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对他们的独立斗争给予支持，对于他们建设国家的热情给予赞扬，这些感情都反映在文学翻译的选材和译介过程中”。[19]当时翻译界对拉美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和平民主阵营的无比的优越性，劳动人民对幸福的热爱，对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愤怒控诉，以及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强信念”。[20]翻译聂鲁达的诗歌与原作高度的人民性及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有关，聂鲁达创作诗篇的唯一目的是让智利人民在“尊严的领土上自立”。比如《铜的颂歌》一诗就是号召矿工们摆脱先前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摆脱外国的殖民掠夺和控制而投入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此诗中的“铜”既为智利历史的见证者，又为智利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21]聂鲁达为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敢于在“残酷的国家里”创作具有抗争精神的诗篇的行为，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将其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文坛，无疑也会促发作家的创作责任感，满怀热情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人民生活而歌唱。
面对帝国主义不死的“亡我”之心，“十七年”翻译诗歌一方面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弱小国家结盟，另一方面也要从民族文学内部生发出强大的爱国热情，才能在增强自身解殖民化力量的同时，借助他力来对抗强权政治和后殖民扩张。因此，“十七年”翻译诗歌对亚非拉民族主义诗歌倾注了浓厚的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是一个民族激情高涨且“劳工神圣”的时期，表现政治“中心”题材的作品成为国内创作的主导，作家多抒发对新社会、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之情。在一元化审美和政治意识空前浓厚的语境下，势必要求翻译文学同样具备“颂歌”的品格。以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吉檀迦利》的翻译为例，作品抒发了诗人对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祖国、爱和平的劳动人民和雄伟美丽的山川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显示出诗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构想。泰戈尔无疑“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朴素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22]由此可以看出，泰戈尔被描述成当时中国理想的作家形象，其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诗作也被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的赞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会大量翻译泰戈尔的作品，除泰氏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外，也与他对中国特殊的情感密不可分。据悉早在1881年，泰戈尔便创作了《死亡的贸易》来谴责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在日本公开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山东的侵略行为；1937年多次发表公开信和诗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支持正义的斗争。[23]泰戈尔的这些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翻译介绍其作品自然成为首选。非洲文学的翻译也在这一时期拉开了序幕，且选译的作品同样具有较强的民族情感。比如冰心曾翻译了加纳诗人以色列·卡甫·侯的《无题》、波斯曼·拉伊亚的《科门达山》、约瑟夫·加代的《哈曼坦》和玛提·马奎的《我们村里的生活》等，这4首译诗以《加纳诗选》为题于1962年12月发表在《世界文学》上，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发表加纳文学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其中，《无题》中有这样的诗句：“如果我被迫去恨/那曾经哺育过我的祖国，/去讨普通异邦人的喜欢——/那么就让船开走吧，/我步行走去。”因为要讨殖民国家的喜欢而让诗人去憎恨自己的国家，那他宁愿舍弃物质上的便利而选择“步行”，该诗不仅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而且包含着诗人内心与殖民国家对抗到底的强大力量。
为什么“十七年”会翻译大量亚非拉国家的诗歌呢？因为亚非拉文学作品蕴含着强大的解殖民化力量，“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24]20世纪50年代以后，亚非国家因为万隆会议的召开而空前团结起来，客观上强化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学交流。冰心在1956年重版纪伯伦的《先知》时说：“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25]冰心曾多次表明她不敢轻易翻译西方国家的文学，但对亚非拉文学作品“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作品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26]很显然，冰心在这里传达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国家情感立场，那就是中国人的情感与西方国家相隔而与亚非拉相通。同时，由于国际地位和政治立场，中国对拉美文学的翻译具超前性，即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去关注并翻译拉美文学。恰如台湾学者所言：“由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拉丁美洲各国的文学已引起世界的注意。但在大陆，基于‘第三世界’的政治观点，从五十年代就重视拉美文学。近年来由于‘拉美’热的刺激，翻译工作更是有增无减。”[27]由此可推导出中国20世纪50年代翻译文学选材的政治主导性，文学价值反而居于选材标准的次席，因此才会在魔幻现实主义兴起之前就对拉美文学的译介发生兴趣。
“十七年”翻译诗歌除大量翻译苏联和亚非拉国家的诗歌外，也会翻译欧洲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诗歌或小说，比如对阿尔巴尼亚作家帕拉希米讲述德国法西斯侵略行径的小说《巡逻》的翻译，同样具有很强的同盟色彩，构成了对后殖民时期霸权主义的解构。
三
从表面上看，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将很多译者打成“右派”，失去了发表和出版译作的权利，加上政治思想统治的进一步强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不相吻合的英美诗歌翻译遭到禁止，导致英美诗歌翻译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倒退之势。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批评出发，“十七年”英美诗歌翻译的锐减与其解殖民化努力有关，翻译界人为地压制英美诗歌的翻译以削减其强势文化的地位，同时尽量翻译英美强势文化内部包含的具有反抗性的作品，从而获得解构殖民文化的双重效果。
相较于亚非拉诗歌翻译的热潮，“十七年”对英美诗歌的翻译出现了滞后状态。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比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同时也在文艺领域掀起了系列的批判运动，“对扫除文艺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糟粕，破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桎梏，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美文学翻译出版的停滞不前”。[28]据台湾学者统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反右”运动兴起期间，大陆“总共翻译了五千三百六十种左右的外国文学作品”，[29]而据孙致礼先生的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间，“先后出版了245种英国文学译作和215种美国文学译作”，英美文学翻译的总数量460余种，相对于台湾学者统计的1949年至1958年间的5360余种之说，且不论195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数量，其所占比重不到十分之一。而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在文化交流领域，英美国家所处的强势地位均不可动摇，那为何中国对英美文学的翻译数量如此稀少？这就不能不涉及当时中国的对外政治策略。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亚非拉等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结成政治同盟，以对抗欧美国家的殖民政治和霸权主义外交。与此相应，文学翻译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手段，开始人为地压制对英美文学的翻译，转而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出现了“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的缺失，以及亚非拉文学翻译的兴盛。
从英美诗歌内部寻找对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界解构后殖民时期强权的手段之一。实际上，不只是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才具有解殖民化特质，包括像英国那样的宗主国文学同样含有解殖民的因素，比如劳伦斯在《解殖的传统：20世纪英国文学经典新论》[30]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殖民文学和反殖民文学盛行的情况下，“解殖民”是与“殖民”并行不悖的20世纪英国文学传统。英美文学中的解殖民化主要体现为对殖民制度的批判，或者国内有关人士对来自主流社会压力的反抗，因此翻译富于反抗精神的黑人作品成为“十七年”翻译文学的一大特色。“十七年”间，先后有如下关于黑人生活的作品以及黑人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1951年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董秋斯翻译的斯坦贝克等人撰写的《美国黑人生活纪实》；1951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绮翻译的赖特撰写的《黑孩子》；1952年6月，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了邹绛翻译的休士等人创作的《黑人诗选》；1953年4月，中央电影局出版了黄鸣野等人翻译的季洛姆创作的《黑人》；1954年7月，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施咸荣翻译的休士等人创作的《黑人短篇小说选》；1955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黄钟翻译的休士等人创作的《黑人短篇小说集》；1957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张奇翻译的休士等人创作的《黑人诗选》；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维群翻译的杜波依斯撰写的《黑人的灵魂》等8部作品。
对黑人诗歌的翻译意在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现象，消解其强大的政治形象，达到解殖民化的目的。“十七年”对黑人作品的翻译具有明显的阶级立场，目的就是要突出生活在美国底层的人民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求得自我解放，如同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一样。黑人是美国的合法公民，他们长期在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榨下过着艰难的生活，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一样对美帝国主义充满了愤恨。有色人种在西方国家一直受到排挤和压制，早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也不例外[31]，他们“需要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以维持学业和生计。同时，他们还要忍受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面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震荡和远离亲人的痛苦，他们心灵上承受的压力可能远远超过了体力上所承受的压力”。[32]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怀有敌对情绪，与当地受压迫的黑人在心灵上构成了同盟关系。通过翻译黑人文学作品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自然会满足同处“被压迫民族”地位的中国人的阅读期待，在美国内部寻找到了解殖民的力量和“盟友”。
“十七年”翻译诗歌往往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偏重于对被压迫民族或被奴役人民诗歌的翻译，黑人诗歌的译介就是要将美国置于敌对阵营加以批判和“暴露”。美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它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美国是极想征服整个地球的帝国主义豺狼的美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美国’，劳动人民的美国，人民大众的美国，这些人民一想到战争，一想到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为了那一撮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巨大剩余价值而被杀死的这件事，就充满了憎恨”。[33]这段话出自苏联作家笔下，但同样反映出那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抛开劳动人民相通的情感，中国与美国之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处于敌对状态，对之加以批判和暴露也正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立场。
除黑人诗歌作品具有反抗性外，美国左翼作家的作品同样充满了对美国当局的控诉之音，这也成为中国文学对抗强权政治的倚重力量。因此，在诗歌翻译之外，“十七年”翻译文学对美国左翼作家的重点译介彰显出该时期翻译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的，具有浓厚的解殖民化特色。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霍华德·法斯特等成为重点译介的作家，尽管杰克·伦敦曾发表过大量的辱华小说如《黄祸》、《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等，但因为其作品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受到中国译者的重视，成为“十七年”美国文学翻译的重点。霍华德·法斯特曾是美国共产党员，他绝非美国文坛的一流作家，但他的主要作品被翻译到中国，甚至连一些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共计翻译出版了法斯特的作品20种，仅次于吐温和伦敦位列第三，[34]对于一个文学成就并不突出的作家而言，其在中国的礼遇可谓非同凡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法斯特作品的翻译集中在1950年至1957年，此外十七年间再没有出版他的任何作品。对于法斯特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共产党作家，为什么中国会在1957年之后停止对他作品的翻译出版呢？1957年2月1日，法斯特在美国头号大报《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他的脱党声明，同时在文学刊物《主流》以及《工人日报》“星期周刊”上散布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一片哗然，法斯特也被树为共产党的死敌。因为政治身份的转变，中国旋即将法斯特的作品列入禁止翻译出版的行列，并迅速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位美国作家在中国翻译界的命运就经历了多舛的变化。究其原因，实乃与中国“十七年”翻译文学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大凡外国左翼作家或共产党人士的作品均会受到青睐，而那些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意志对立的作家作品，必然遭遇无情的批判和禁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十七年”翻译诗歌借助美国黑人作品和被压迫阶层作品中的反抗力量来增强自身的解殖民化，但却不能将它们视为解殖民化的等效物。二者在表象上都是对美国政治的反抗，但被压迫阶层对美国主流政治的反抗属于阶级或种族对抗，而中国文学对美国强权政治的反抗属于后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化努力。
四
“十七年”翻译诗歌的解殖民化不仅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和亚非拉文学的交流，缓和了国际、国内紧张的政治氛围，而且捍卫了新生政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但与此同时，“十七年”翻译诗歌对解殖民化的诉求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削弱、翻译选材的政治性目的以及英美经典文学翻译的缺失等。
“十七年”翻译诗歌在与苏联和亚非拉文学结盟以增强解殖民化力量的同时，也有被同盟国文化牵制而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危险。尤其是面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强国苏联时，“十七年”翻译文学的主体性更有可能遭到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面临着英美强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封锁，在它们大力推行后殖民政策的语境下，新生政权必须加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意识。而要在结盟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学的独立性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要“谈论中国化，必须充分假设中国自信其文明相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具有绝对的中心性（Centrality）”，[35]“十七年”文学在与苏联文学的交流中难有“中心性”可言，因此落入其英美文学接受视域也就不可避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年”间对英美文学的接受和翻译，受制于苏联的外国文学接受视野，也就是说中国对英美文学的接受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甄别标准，而是跟随苏联的脚步去选译一些现实主义作品。这样一来，“十七年”翻译文学中的所谓英美文学部分，某种意义上也可归入苏联文学的翻译，中国英美文学接受的苏联立场可以从几本文学史的翻译得到印证。当时中国从苏联翻译出版了《英国文学史纲》、《英美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西欧文学简论》等文学史著作，为什么要选用苏联人撰写的英美文学史著作，而不直接从英美国家翻译呢？众所周知，文学史的书写不光涉及作品和文学事件，它还贯穿着作者的述史立场和问题意识。苏联人书写的英美文学史必然烙上他们文学理念的印迹，从而有意识地遮蔽他们并不认同的文学作品，因此中国人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英美文学史就是苏联文化过滤后的产物，必然是苏联接受视野中的英美文学史。从具体的作品翻译来看，中国对英美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受到了苏联接受视野的限制。根据1958年《苏联大量翻译外国作品》一文的介绍，英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在苏联翻译文学史上居第三位，被翻译最多的作家是莎士比亚、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和高尔斯华绥等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36]就中国“十七年”间对英国文学的翻译而言，戏剧翻译主要集中在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作品，小说翻译主要集中在狄更斯和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诗歌翻译主要集中在雪莱和拜伦的作品，以上六位作家作品的翻译几乎占了“十七年”英国文学翻译的三分之一，[37]比较符合苏联人对英国作家作品的选择范围。“十七年”英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再次表明，苏联的审美立场和标准制约着中国对英国文学的接受。
“十七年”美国文学的翻译同样折射出苏联审美视域的影响。苏联对美国文学的接受主要停留在底层描写和民族革命方面，恰如美国文学史专家斯比勒在评价苏联人对美国小说的接受时所说：“如果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幽默的或英雄主义的、反映民主思想的，讲述的是关于大城市生活的（关于边疆冒险的就更好）或者刻画的角色是代表美国劳动大众的，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会赢得他们的青睐。”[38]斯比勒同时指出，苏联翻译得最多的美国作家分别是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厄普顿·辛克莱。由于杰克·伦敦和厄普顿·辛克莱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的作品都和披露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黑暗有关，后者还是美国狂热的社会主义分子，中国对他们作品的翻译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翻译的热潮。而马克·吐温的语言富有幽默诙谐的特征，其作品揭露了美国虚假的社会现实，比如家喻户晓的《竞选州长》便是例证，对他的翻译也比较符合中国人对批判美国社会的期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十七年”间中国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受到了苏联美国文学接受视域的影响，就马克·吐温的译介而言，“苏联差不多每一个儿童都读过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传》和《哈克贝利·芬传》；苏联各大学的文学系对马克·吐温的作品做过多次的专题研究”。[39]想必在苏联“老大哥”的带动下，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加大了对马克·吐温等人作品的翻译。据统计，“十七年”美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数量为215种，其中吐温作品的翻译数量为29种，伦敦作品的翻译数量为23种，其他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和德莱赛作品的翻译数量为10种，这些在苏联译介中排名前三的作家，其作品几乎也占了整个美国作品翻译的三分之一。[40]
“十七年”翻译诗歌虽然让译者在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下失去了选材的自由，但其在政治的操控下与亚非拉民族文学的结盟却增强了其解殖民化的效果。任何文学翻译活动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都不可能独立于一定的文化语境而存在，“十七年”翻译文学的选材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强大的“赞助人”系统。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对赞助人做过这样的界定：“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比如麦迪琪、麦西那斯或路易斯十六；也可以是群体，比如宗教组织、政治党派、社会阶层、皇家朝臣、出版机构或媒体（报纸、杂志和影视公司），等等。”[41]正是这些赞助人决定了翻译选材、翻译改写和翻译传播与接受。以冰心的文学翻译为例，她对泰戈尔的翻译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从英文中转译作品也是为了完成“上头交给的任务”[42]。冰心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的翻译就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对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散文诗《燃灯者》的翻译依据的也是英译本。为什么冰心会一再违背自己不主张重译的翻译选材原则呢？冰心一说是“上头”交给的任务，一说是“有关方面”的安排，其实也就证明了她的文学翻译活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必然会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牵制。“十七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加强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联系，增强解构英美强势文化的目的，鼓励并倡导人们翻译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成了一项关乎政治的战略手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开展，也为中国对抗霸权政治赢得了国际支持，是后殖民时代中国文学解殖民化的有效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界对文学翻译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为避免其语言的殖民化倾向而发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的号召，具有十分明显的解殖民化意向。1954年8月，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会上呼吁翻译工作者要用“纯粹的本国文字”去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能让外国文字的语法和词汇损害了汉语：“每种语文都有它自己的语法和词汇的使用习惯，我们不能想象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其原来的结构顺序机械地翻译过来的翻译方法，能够恰当地传达原作的风貌；我们也不能想象这样的译文是纯粹的本国文字。”此话立意在反对机械的翻译方法，但客观上却具有很强的解殖民化意图，它拒绝外国语言的词汇和句法侵入到中国文字中，避免了中国语言遭遇外国殖民的危险。但我们却不能为此而拒绝中外文化间的交流，而应该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汉语的主体性，用汉语的语言和思维去应对外国文字，这样既能保证翻译的顺利开展，又能避免翻译引发的汉语欧化之弊。由此，茅盾认为优秀的译者应当“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现象（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43]因此，理想的翻译一方面能传达出原作的风格和内容，另一方面也具有解殖民化的能力，保证本国语言在翻译中的绝对主体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翻译事业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翻译工作者实现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外国文学的夙愿，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44]先后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的翻译计划，各出版社和高校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保障译者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十七年”翻译诗歌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中认识该时期的翻译诗歌，如何在文化交流之外挖掘该时期翻译诗歌及其他文学的价值，在审美价值之外体认到它的文学史价值和历史意义，是今后“十七年”诗歌翻译研究中必须认真加以厘清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