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及其意义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首次批判，并不是采取哲学的形式，而是采取宗教的政治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发表，它是马克思同鲍威尔论战序幕的开启。这场论战的爆发，首先应归于马克思思想在此期间的发展和飞跃。这在实践方面，是得力于编辑《莱茵报》期间获得的政治实践经验；在理论方面，则是费尔巴哈宗教和哲学批判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批判影响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促使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首次批判之所以采取了宗教的、政治的形式，原因在于，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说，马克思当时刚刚在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上完成根本转变，他的目光还集中在社会历史领域，还来不及转向哲学层面，来从哲学理论上对自己的思想转变加以总结和对自己以前的信仰进行清理。其次，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社会现实提到首位的是宗教、政治问题。对此，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作了清楚的说明：“请问，这该怎么着手呢？有两种情况是无庸怀疑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这两者目前在德国正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39] 马克思还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原则高度）……”[40]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犹太人特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立，以及基督教国家本质的分析和说明给予了肯定，然后集中批判了鲍威尔对犹太人的解放这一问题的回答和结论，即把犹太人解放问题归结为宗教和神学问题，以及毫无批判地混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基本错误。

初看起来，《论犹太人问题》似乎完全是谈宗教、政治及其社会相互关系问题，同鲍威尔的宗教和政治观点的哲学基础——自我意识哲学无关，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将鲍氏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同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直接联系起来，去深究和专门分析他的哲学理论根源（这或许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为该文的缺陷）。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在这方面也并非一点也没有涉及。

在《犹太人问题》中，鲍威尔认为，无论基督教还是犹太人，都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本质。只有当犹太人和基督徒放弃那种使他们分离并陷于永久孤立的特殊本质，承认人的普遍本质并把它看成真正的本质的时候，他们才能被看成是人。马克思对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进行了这样的揭露：“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的对立。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对立呢？……那就必须消灭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看成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看成历史蜕掉的不同蛇皮，把人本身只看成蜕皮的蛇……他们的相互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是批判的、科学的、人的关系了。”[41] 显然，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把犹太人的解放描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为，这是完全符合和体现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特色的，是改变观念也就改变了现实的标本。

但《论犹太人问题》毕竟不是对鲍威尔的哲学的批判。它的意义在于，公开地昭示了马克思自己与鲍威尔的分歧，从而成为马克思同自我意识哲学彻底决裂的一个先兆和标志。

如果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基本上还没有涉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那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则宣告了对这一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写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了批判分析。这种批判从直接意义上来说，固然是针对黑格尔哲学本身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手稿》的“序言”和《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开头批判的锋芒所指是鲍威尔，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间接意义上，它也是针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

在“序言”中，马克思集中揭露了鲍威尔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发现的双重态度。

鲍威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双重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基于黑格尔哲学的权威性而利用黑格尔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前提出发，一方面又基于在批判过程中和由于别人的发现而产生的对这些前提的怀疑而抛弃这些前提。他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本质的揭示的态度也是双重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利用费尔巴哈的成果去反对那些尚受黑格尔哲学束缚的人——这意味着肯定费尔巴哈的发现，另一方面又以原有的形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素去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当他一旦感到黑格尔的某一环节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就以哲学的真正克服者自诩[42]。总之，鲍威尔为了他的批判的“纯粹性”，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完全随心所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马克思看来，究其实质，在激进运动之初起过积极作用的鲍威尔神学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43]，可是在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以后，它却仍然醉心于旧世界的内容，对自己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关系完全缺乏认识，对自身完全采取无批判的态度[44]。这未免是难以令人容忍的。

因此，马克思看来，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进行批判、分析所以必要，显然不仅由于因费尔巴哈的发现，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批判已作为历史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已具备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不仅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也是对马克思自己以前信仰的清算，而且，也由于黑格尔哲学是鲍威尔批判的“诞生地”[45] 和“母亲”[46]。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是对鲍威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前提的批判，因而，也是对这种自我意识哲学本身的根本批判。

在《手稿》“序言”结尾，马克思宣告，他将在另一处对自我意识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即详述这个黑格尔哲学的溃烂区所显示的它的消解和腐化过程[47]。对鲍威尔哲学这种“历史的判决”的描述，正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中完成的。

马克思在《家族》“序言”中宣布，思辨唯心主义是“真正人道主义”（唯物主义代用语）最危险的敌人，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人，抬高精神，贬低物质。而鲍威尔批判中含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以漫画的形式再现的思辨。因此，该书的目的，就是揭露这种“思辨哲学的幻想”[48]。

在《家族》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集中对鲍威尔成绩斐然的领域——他的宗教、神学批判过程的考察。马克思通过这一考察，揭示了鲍威尔和斯宾诺莎主义断绝关系后转向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从而最终导致思辨的创世说的思想发展轨迹，即自我意识哲学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揭示了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本质。

鲍威尔看到，在施特劳斯那里的具有普遍形式的宗教传说，就是采取宗教团体力量形式的、非逻辑的实体。这表明施特劳斯忠实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将其视为绝对物。但鲍威尔认为，这种观点是神秘莫测的，只能提供福音史起源过程的假象和同义反复式的说明。因此，必须去研究实体的内部过程，寻求实体的秘密。这一想法促使鲍威尔实现了黑格尔现象学中关于抛弃实体的闭塞性、将其提升为自我意识的构想，在反对实体中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把人的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独立的主体，马克思讥之为“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49]。这体现在《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一书中。

但是，在鲍威尔看来，这个自我意识，这个精神不是别的，它就是上帝，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力量，是“一切”[50]。它建造了世界，建造了差别，并且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建造自己。因而，世界和自我意识的差别，只是现象上的差别，是自我意识自身的差别，所以，自我意识必须重新扬弃在它之外存在某种事物的假象，否定他自己的创造物。于是鲍威尔通过批判这一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的一切有限物质，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在任何领域内都不假定有实体。但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只存在自我意识这一神圣实体及其创造者——鲍威尔自己了。因而，鲍威尔也就自然地把自己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而把整个其余世界当作固执的“物质”和“群众”摈弃掉。这是鲍威尔在《基督教的真相》中达到的结局[51]。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这种“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52] 或在黑格尔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的“思辨的创世说”[53]。或许还可以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如何接近客观唯心主义的范例。

在鲍威尔使自己的自我意识消除了它的创造物返回到自身后，鲍威尔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思辨的循环”，神学发展的三部曲。马克思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鲍威尔先生最先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当他还是一个……老黑格尔正统派的最极端的代表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维护神的批判权利。后来，他从宗教的外壳下剥出了构成这种神性的内核的极端自命不凡或自我意识，把它看作独立存在，把它变成独立的存在物，并在‘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幌子下把它提升为批判的原则。接着，他又在他本身的运动中完成了被‘自我意识的哲学’描述为绝对的生命行为的那种运动。他重新消除了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东西的主体即他本身之间的‘差别’，并认识到：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己运动中‘只是’鲍威尔‘他自己’……最后，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54]

无疑，这种神学的思辨循环，是鲍威尔思想演变的逻辑史，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起源和发展的秘密。

在对鲍威尔思辨循环的描述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鲍威尔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它的理论实质和理论地位。

马克思认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思辨范围之内的争论。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即脱离人的自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即脱离自然的精神；以及黑格尔自己的绝对精神，即现实的人或人类。施特劳斯从黑格尔那里采用了实体，作为福音书的创作本原，鲍威尔则出于同一目的从黑格尔那里挑选了自我意识。他们每一个人都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作了彻底的发挥，因此，他们都在自己的批判中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又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只有费尔巴哈才完全相反，他对整个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铺平了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的道路。[55]

马克思这些论述内含是丰富的。它实际上也说出了黑格尔体系解体的实质和趋向，这也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前期的基本和主要的哲学内容。

马克思不仅考察了鲍威自我意识哲学的形成、演变及其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系，而且还分析了它的政治内容。

马克思在驳斥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指摘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自我意识”范畴无非就是“平等”概念，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是德国式的表达方式（这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是法国式的表达方式；前者是哲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后者是政治语言的表达方式；前者是纯理论范围内的表达方式，后者是实践领域中的表达方式。他说：“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稍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思维直观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的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因此，德国的破坏性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56]

马克思在这里也暗示了这一思想：自我意识哲学如同法国的平等观念一样，在现实中是曾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的；但随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随着德国理论转入对现实的人的考察（这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自我意识哲学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不能不牵涉它的理论来源。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家族》中处处把鲍威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加以对照，以体现他们的母子关系，甚至把对鲍威尔的批判直接变成对黑格尔的批判。

针对施里加有关《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马克思专门揭示了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一秘密就在于：首先，从个别（“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中得出一般（“水果”概念），并把这个一般宣布为“实体”，而把个别变成虚幻物；然后用思辨、神秘的方法——把一般说成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57] ——抛弃一般和抽象，返回到现实的个体，即把个体变成一般“总体”、一般“系列”的“各个环节”（但这种个体仍然是虚幻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是理智的抽象物”[58]）；最后，把这种一般到个别的观念推移活动说成是一般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59]。

可见，简言之，这种思维的结构和秘密在马克思看来就在于：一般→实体→主体。即把一般先变成实体，然后再把它变成和了解为主体。马克思认为，这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60]。这自然也是鲍威尔方法的基本特征[61]。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就是万能的主体，它不受任何实体因素的制约，它创造了尘世的一切。而当人把自己的意识内容移植到自身之外时，实体就被看作自我意识的具体化，或被理解为自我意识的环节。[62]

马克思在《家族》中还把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同自我意识哲学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特别是和对群众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

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及其代表“批判”视为最高的存在和创造主，必然排斥任何实体，物质因素及其代表——群众。他把批判、精神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而把其余世界归入“群众”范畴与之相对立，把整个历史活动归结为批判与世界、批判的“基督”与愚钝的群众或“群氓”的关系，从而，“绝对批判的英明和绝对群众的愚蠢的关系”就构成了“过去的批判的行动和战斗的意图、趋向和解答”[63]，成为自我意识哲学的历史观中的基本的关系。从这一立场出发，鲍威尔在解释历史上伟大活动的失败和没有实践成效时，把原因归于其基础思想是屈从与迎合群众。

马克思则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反驳了这种论调，对历史活动和群众、思想和物质利益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阐述。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完全颠倒和否定了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在鲍威尔看来，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和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64]，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5]。马克思认为，在对历史活动的成败进行考察时，应该把对目的的关心和唤起的热情、把思想和利益严格区分开来。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时，思想和利益又不同一，思想不能完全确切反映利益，思想往往把利益夸大、扩大化：“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66] 这也就是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的，特殊利益开始时往往以虚幻的共同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历史活动、革命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只在于，群众的政治观念和自己的实际利益观念、他们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以及他们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条件之间是不一致或根本不同的；只在于，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一句话，只在于，“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67]。

马克思这一论断，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和局限性，无疑是对“激进运动”所作出的深刻总结。这一总结正是马克思得以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8] 这一著名论断的基础。

自我意识哲学把“自我意识”“批判”宣告为创造历史的唯一因素，摒弃物质、群众，也就必然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整体之外寻求存在的前提[69]，并且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存在于工人们的“思维”中，而“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清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自我’……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70]。

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历史观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一切历史活动的产生都归于批判、精神，而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于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71]。它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从而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和极端发展[72]。

在犹太人问题上，马克思推进了《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对鲍威尔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在《家族》中把鲍威尔对政治问题的观点即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同他的哲学世界观——自我意识哲学直接联系起来批判考察，把犹太人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借助自己对法国革命研究的成果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局限性的认识，集中批判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的基本错误。

在《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批评了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神学问题的思想。他针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既是宗教、神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的辩解，提出，问题在于，“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解释成是真神学和假政治的”[73]。他“甚至在政治上所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74] 当他陷入政治时，“他总是把政治当作自己信仰即批判信仰的俘虏”。[75] 他并没有超乎宗教的对立，把犹太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作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神学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的能力[76]。他所唯一知道的斗争就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洁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77]。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俨然要给当代一切问题提供正确的提法，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袭用黑格尔的思辨戏法：把问题“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78]。

可以说，马克思在《家族》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该书出版后，恩格斯曾评论说：“……这本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79] 但是，恩格斯似没有能够足够估价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抽象思辨所作批判的意义[80]。

《家族》一书出版后，鲍威尔在1845年第3 卷《维干德季刊》（1845年10月16—18日出版）上刊发《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进行了反驳。鲍威尔在文中指责马克思、恩格斯断章取义，把“批判”在《文学总汇报》期间的活动，当作“批判”的全部活动：“恩格斯、马克思把《文学总汇报》标为全部的、唯一的和仅有的批判，借此剔除了批判的任何进步，解脱和断绝了批判的发展联系，并且把《文学总汇报》变成了具有围绕自身神圣光环的、同‘神圣家族’相匹配的和起源于这一神圣家族的讽刺画。”[81] 针对鲍威尔的反驳，马克思在1846年1月《社会明镜》第2 卷第7 期上发表了《答布鲁诺·鲍威尔》一文给予了回答和驳斥[82]。但是，马克思发表该文的目的主要是澄清《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一篇匿名文章对《家族》的歪曲报道，因为鲍威尔以此作为反批判的主要根据，至于批判鲍威尔本身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马克思已在《家族》中详尽表述过了。

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就其理论渊源来说，主要是依据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完成的。所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结果。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形成于1839年3月至1841年1月间，发表于1841年6月。有资料表明，至迟于1842年初，马克思已开始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1842年初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査令》一文说明，马克思当时已把“类”概念纳入自己设置的政治目标的哲学基础。1842年2月，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对〈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的评判》，其中强调了他的宗教哲学同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对立，纠正了鲍威尔对其的误解[83]，这似乎可以看作马克思最终中断与鲍威尔的合作即放弃《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的写作的直接原因。尔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无疑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年2月，以下简称《纲要》）、《基督教的本质》第2 版（1843年上半年），以及《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7月）。马克思在此期间正着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该书写作的时间持续较长，有过两稿，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变过程。事情好像是这样：在费尔巴哈发表《纲要》后，马克思对该书初稿重新进行了加工；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则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鲍威尔哲学思想的束缚。因为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草稿中，马克思删除了“自我意识”一词[84]。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已首次把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异化学说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来，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获得了详尽、彻底的发挥。

马克思在《家族》中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费尔巴哈《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基础的，是从它们出发的。费尔巴哈在这两本书中，已制定了对思辨哲学批判的基本要点，并首先批评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费尔巴哈的《纲要》写于1842年4月。但由于书报检査的关系，它没有适时获得出版，直至1843年2月才在卢格编辑的《最新德国哲学和政论轶文集》第二卷中问世。

在《纲要》中，费尔巴哈提出了和《家族》中马克思的批判相关联的以下一些论点。

首先，费尔巴哈阐述了自己对思辨哲学本质的看法，揭示了它的秘密：“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Anthropologie），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缺乏理智移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放置到此岸中来，就是说，将它回想起来，确定下来以及现实化了。”[85]

其次，费尔巴哈还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学说的实质进行了揭露。他指出：“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题：‘关于上帝的意识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仅仅是说：自我意识是实体或上帝的一种属性，上帝就是自我。……无非是说：意识是上帝的本质。”[86]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哲学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用思维着的本质、用自我、用自觉的精神代替经院哲学的最高本质——上帝，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可是，这个自我意识本身却仍是“一个被思想的、以抽象为媒介的本质”，而非“感性的、直观的、感觉的客体”[87]。

再次，费尔巴哈说明了思辨哲学宗教批判方法的本质。他认为“一般思辨哲学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已在宗教哲学中被运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的只是始终将宾词变成主词，将主体变成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88]

最后，费尔巴哈甚至间接地、含蓄地批评了鲍威尔对黑格尔“自我意识”概念的沿用以及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他看来，“一种新的原则，总是借助一个新的名称出现。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地位提升到主宰的地位，将它变成最高的标志，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含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因为与人分离的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这种自我意识”[89]。“人才是这种自我意识”，这一命题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超越和推进，足以令人惊醒、品味和深思。

此外，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还对黑格尔的思辨循环辩证法的秘密进行过揭露，他指出：“在黑格尔哲学的最高原理中，已经有了他的宗教哲学的原理和结论，就是说：哲学并未扬弃神学教条，而只是从对唯理论的否定中重新生产出神学教条，它仅仅起了中介作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最后只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开始与终结都是神学；哲学位于中间，是作为第一个肯定的否定，而否定的否定则是神学。”[90]他还指出：“圆形乃是思辨哲学和仅仅建立在自身上面的思维的象征和标志。”[91] 鲍威尔同黑格尔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辩证法的这一批判对于马克思批判地描述和体现鲍威尔的思辨循环应该是有启发的。

可以说，《家族》对鲍威尔的批判汲取了费尔巴哈在《纲要》和《原理》中对黑格尔批判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以后者为蓝本。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马克思则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极端表现形式——鲍威尔自我意识思辨哲学的秘密。马克思直接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工作。

以上，我们粗略地描述了马克思和鲍威尔思想关系的转变，特别是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关节点。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处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特别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之下。通过该书的写作，他参与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可以被视为自我意识哲学的制定者和代表。但即使在那时，马克思和鲍威尔在黑格尔哲学的接收上已经以萌芽形式呈现出根本性的差异，只不过那时这种差异还不是主要的，还被决定性的、共同的目标所掩盖。由于《莱茵报》期间的社会政治实践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最终摆脱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基地，并转而对这一哲学思辨及其副本——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始于《论犹太人问题》，讫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由政治批判开始，而以全面批判特别是哲学基础的批判而告终。《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进行的批判还不是哲学上的批判，而是政治上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特别是批判了黑格尔的《现象学》（“自我意识”），这为对鲍威尔展开哲学理论上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对这一批判的一般哲学性质在《手稿》“序言”中已经论定了。“序言”与其说是论证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必要性，不如说是批判鲍威尔的。批判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必要，就体现在黑格尔哲学是鲍威尔所代表的“批判”的诞生地和哲学前提，就体现在鲍威尔的“批判”对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这一本质问题、对它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完全缺乏认识，就体现在鲍威尔的“批判”对黑格尔哲学、对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哲学本质的揭示不能采取严肃的态度，从而不能对自己持批判立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鲍威尔哲学批判的继续和完成；从而，也是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最终完成（因为鲍威尔的“批判”无非是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漫画”）。据此，有理由断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最终和彻底的清算，是通过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