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记》注释的突出成就

唐代注释《史记》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如顾柳言《史记音解》30卷，许子孺《注史记》130卷、《史记音》3卷，刘伯庄《史记音义》20卷、《史记地名》20卷，王元感《注史记》130卷，李镇《注史记》130卷，徐坚《注史记》130卷，裴安时《史记纂训》20卷等。这些注本后来都已散佚，从书名可以看出，主要涉及《史记》的文字、读音、地名等。

本时期注释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三家注”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人、注事、注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无所不备，成为后人阅读理解《史记》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史记》的广泛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谈到《史记》在当时的注释情况：

逮至晋末，有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宋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作《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而后其学中废。贞观中，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达学宏才，钩深探赜，又作《音义》二十卷，比于徐、邹，音则具矣。残文错节，异音微义，虽知独善，不见旁通。欲使后人从何准的。贞闻陋识，颇事钻研，而家传是书，不敢失坠，初欲改更舛错，裨补疏遗，义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书残缺虽多，实为古史。忽加穿凿，难允物情。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23]

在《史记索隐后序》又说：

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既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即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又中兵郎裴骃，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为八十卷，见行于代。仍云亦有《音义》，前代久已散亡。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撰《音义》三卷，音则尚奇，义则罕说。隋秘书监柳顾言尤善此史。刘伯庄云，其先人曾从彼公受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隋季丧乱，遂失此书。伯庄以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二十卷。音乃周备，义则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数贤秘宝，故其学殆绝。前朝吏部侍郎许子儒亦作《注义》，不睹其书。崇文馆学士张嘉会独善此书，而无注义。贞少从张学，晚更研寻，初以残阙处多，兼鄙褚少孙诬谬，因愤发而补《史记》，遂兼注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载古史，良难间然。’因退撰《音义》，重作赞述，盖欲以剖盘根之错节，遵北辕于司南也。凡为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云。[24]

通过司马贞的两篇《序言》，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重要信息：第一，《史记》一书，内容博大，贯穿古今，其价值应充分肯定。第二，《史记》文辞古质，有些地方不易理解。甚至还有许多民间的材料也被司马迁所采纳。第三，与《汉书》相比，注释《汉书》的学者多，而注释《史记》的少。第四，此前学者的注释，如延笃、徐广、邹诞生等，大多偏重于“音”，而对于“义”的挖掘很少，所以自己要探究《史记》隐藏的深意，故名《索隐》。贺次君认为：“司马贞之为《索隐》，繁征博引，包罗万有，于《史》文深奥难解之处，多所发明，虽或义有未安，亦不失为《史记》功臣。”[25]程金造也说：“小司马《索隐》，于《史记》正面训释之外，兼疏裴氏《集解》，或申辨其意旨，或原证其事实，推阐发明，有功读者，固已人所尽知，无待称说。至其博引《史》《汉》各家注释之义，若徐广、邹诞生、刘伯庄，以及胡广、应奉、应劭、服虔、苏林、包恺、邓展、李奇、文颖、项岱、郭璞、张揖、晋灼之辈，则不惟纠正文之抵牾，明裴注之得失，而先儒之旧说，传本之同异，赖此以得以考见。”[26]据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统计，《索隐》共引158家[27]，涉及前代及当代。在三家注中，《索隐》引用典籍最多，程金造统计达420种[28]。在《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程金造把司马贞所引用的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其中经部、史部所引较多，如经部《古文尚书》《今文尚书》《诗毛传》《毛诗郑笺》，史部徐广《史记音义》、颜师古《汉书注》、司马彪《续汉书》等；子部、集部所引相对较少，如子部《晏子春秋》《春秋繁露》，集部《楚辞》、挚虞《文章流别集》、司马相如《上林赋》等。从以下例子中就可清楚看出《史记索隐》引征广博的特点：

《史记·五帝本纪》：幼而徇齐

《史记集解》：徐广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骃案：徇，疾；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

《史记索隐》：斯文未是。今案：徇、齐，皆德也。《书》曰“聪明齐圣”，《左传》曰“子虽齐圣”，谓圣德齐肃也。又案：《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一本作“慧齐”。叡、慧，皆智也。太史公采《大戴礼》而为此纪，今彼文无作“徇”者。《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尔雅》“齐”“速”俱训为疾。《尚书大传》曰“多闻而齐给”。郑注云“齐，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训疾，未见所出。或当读“徇”为“迅”，迅于《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又《尔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与“通”义亦相近。言黄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辩给也。故《墨子》亦云“年踰五十，则聪明心虑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谓年老踰五十不聪明，何得云“十五”？[29]

《史记》原文中只有四个字，《集解》只是简单注释，而《索隐》引用七部典籍为原句作注，力求材料充分翔实，旨在辨析诸家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引用，对《集解》的注释也多有辩驳。

此外，《索隐》注释还有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的特点，注重字音、字形、字义的辨析以及注音和文字的变易关系。在注音时既征引各家注音，又反切自注，如《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索隐》：“扶味反，一音祕。寻费后以为氏，则扶味反为得。此则秦、赵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书》谓之‘伯益’，《系本》《汉书》谓之‘伯益’是也。”[30]在辨字时喜欢考辨古今字形变化，如《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索隐》：“一作‘洪’。鸿，大也。以鸟大曰鸿，小曰雁，故近代文字大义者皆作‘鸿’也。”[31]在释义时既注释原始义，也注释引申义，如《史记·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32]

对于司马贞《索隐述赞》我们也应予以重视。《索隐》在《史记》每一篇最后有《索隐述赞》，以四言形式出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其作用在于，一是总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二是体现司马贞个人的思想感情；三是对《史记》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而且《索隐述赞》在每篇文章最后以四言的形式总结内容，抒发感情，也表现出一些特定的文学特点：第一，《索隐述赞》在形式上都是以四言为一句，两句为一联，每联句尾尽量押韵，中途还会出现换韵；第二，《索隐述赞》大多是先对《史记》各篇内容进行总结，然后在最后一联抒发感情与议论；第三，《索隐述赞》在最后多用“嗟彼”“贤哉”“哀哉”“惜哉”等语气词抒发个人情感。如《史记·五帝本纪》后《索隐述赞》曰：“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喾，列圣同休。帝挚之弟，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扬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33]先总结五帝功绩，最后以“能让天下，贤哉二君”抒发对尧、舜的赞扬之情。又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后《索隐述赞》曰：“猿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却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34]前八句总结李广将军的生平大事，最后两句既表达了司马贞的惋惜之情，也使“天下无双”的李将军形象更广为人知。

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贞在《史记·五帝本纪》之前还补作了《三皇本纪》。司马贞引诸家“三皇五帝”之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之前又增补了有关伏羲、女娲、神农等诸位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人物与部落首领的历史，以其为天皇、地皇、人皇而作《三皇本纪》。虽然司马贞所补的《三皇本纪》一直难以被大众接受，其他《史记》版本也少见选录其文，但他引用多种材料记录三皇历史，构建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这一贡献不应被磨灭。

唐代《史记》注释的另一大家是张守节。其《史记正义序》云：

笔削冠于史籍，题目足以经邦。裴骃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自刘向、杨雄，皆称良史之才。况坟典湮灭，简册阙遗，比之《春秋》，言辞古质，方之《两汉》，文省理幽。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发挥膏肓之辞，思济沧溟之海，未敢侔诸祕府，冀训诂而齐流，庶贻厥子孙，世畴兹史。[35]

《史记正义》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张守节的目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史记》进行注释。程金造认为，“由于张守节《正义》之体制，是六朝时代‘义疏’的作法，对注文虽也推阐发明，但其所针对者，主要是正文。至于注文，则结合不尽紧密，不似孔颖达之疏解五经，寸步不离，犹恐失之的状态。”[36]《正义》对前代注释有一定的吸收和辩驳，《正义》引各家90家[37]，《括地志》最多，但重点是对《史记》原文的注解和辨析，特别注重地理山川，典章制度。如注山川地理，《史记·夏本纪》：“东出陶丘北”，《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陶丘在濮州鄄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国都城记》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38]注礼仪制度，《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史记正义》：“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39]注史事义理，《史记·秦始皇本纪》：“四月寒冻，有死者”，《史记正义》：“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冻，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则天应之而史书之。故《尚书·洪范》云‘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则常寒顺之’。”[40]可见《史记正义》还是很有特点的。

《史记正义》因成书较晚，所以在注释时也会驳斥别家的注释，并更正《集解》的错误，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乎蛟龙赤螭”，《史记正义》：“螭，丑知反。文颖云‘龙子为螭’，张揖曰‘雌龙也’，二说皆非。”[41]此外，所引典籍中以《括地志》最为突出。张守节注释地名时，基本以《括地志》为依据，《括地志》也因其广泛征引而得以保存。

总之，《索隐》和《正义》两书，广引众说，并有辨析和纠正。司马贞长于辩驳，张守节长于地理，要皆龙门功臣，难以偏废。这两部注解《史记》的著作，对于《史记》经典化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史记》的不断传播和经典化的不断发展，这两部书与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也成为注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