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对文学经典化的作用

从唐代的文化背景来看，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由于《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它的文学地位的提高。

首先，从修史实践来看，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从贞观三年到显庆四年（629—659）修纂的八部史书，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晋书》，全都采用纪传体。《隋书·经籍志》列经史子集四部，而史部正史类又以《史记》为第一，“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1]。这是从史书修纂实践上对《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加以推举和肯定。以《南史》和《北史》为例，这两部史书继承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体例，其中，《南史》通南朝宋、齐、梁、陈为一史，《北史》通北朝魏、齐、周、隋为一史。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称：“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2]，明确表明《南史》《北史》的撰述取法于《史记》。在具体修纂过程中，李延寿以“除其冗长，捃其菁华”[3]的原则对八部史书中的诏书、表文等进行删削，而于史事部分尽量保留，以突出史书的叙事价值，这也与《史记》的叙述方式相契合。此外，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史记》作为史籍著作的六家之一，并称“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4]。凡此，均体现了《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巨大影响力。从文学角度看，纪传体的长处在于以人为核心组织材料，故事完整，情节生动。其中，《晋书》在刻画传主时尤具有突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且大量采纳《世说新语》的材料，使传记具有了小说意味。如《王羲之传》《周处传》《嵇康传》《王祥传》等人物传记在描写叙事的过程中“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5]，同时对史事加以剪裁，突出人物的个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史记》写人叙事手法的借鉴。

其次，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记》的讨论值得关注。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几、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做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刘知几的《史通》，是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对《史记》有不少评论。他的《史通》尽管有“抑马扬班”倾向，但对《史记》的评论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对《史记》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6]对“六家”“二体”的总结，以及对《左传》《史记》《汉书》等史籍的分析及其评论，显示出刘知几独特的眼光和史学见解。《史通》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篇目，专门讨论纪传体的编纂问题，指出“纪传之兴，肇于《史》《汉》”。对于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的错误进行驳斥。可见刘知几对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持肯定态度。另外，刘知几还总结了史传写法、史传目的、史传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读者认识史传的文学价值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对于《史记》有褒有贬，如在史传的写法上，刘知几认为《春秋》的写法最佳，而《史记》只能达到史书“好善”这一准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7]针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对其予以批评：“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8]，认为纪传体史书的论赞须有感而发并且形式灵活，是“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9]的载体。对《史记》的材料取舍原则，刘知几也提出批评。他不满于将“繁华而失实”的辞赋收入史书中，认为“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10]体现出史家一定的保守性。《史通·载言》认为《史记》记录的对话、诏书等记言类文体影响了史书叙事的连贯性：“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扰，古今是同。”[11]刘知几认为司马迁在选取材料时，不应将这些记言类文字大段录入。至于《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功业，《史通》则予以全面肯定：“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12]关于《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中收入的人物，刘知几也颇有微词。如其认为《陈涉世家》不应归入世家当中。总体来说，刘知几对《史记》的评价有有失偏颇之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今人不能过多苛责。在唐代，有关史书“通史”和“编年”两种编撰方式孰优孰劣的问题，皇甫湜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圣人同辩，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若论不足以析皇极，乱不足以杜无穷，虽为纪传编年，斯皆罪人。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草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至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唯荀氏为《汉纪》，裴氏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说，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其密漏得失，章章于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如南、董，亦无上矣。傥舍源而事流，弃意而征迹，虽服仲尼之服，手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13]

皇甫湜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予以高度评价，“革旧典，开新程”，在史学史上“将以垂不朽”，甚至提出废弃编年的主张，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唐代关于《史记》的五种体例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司马贞、刘知几等。[14]关于人物传记的分类讨论，在后代也有持续的影响力。[15]总之，由史学理论著作而引发的对《史记》的讨论，为《史记》在唐代扩大其影响力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当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有负面作用，乃至于解构作用。

另外，关于《史记》的标题，在唐代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这一方面的评论还不多见。司马迁对《史记》标题的设置，妙题寓旨，情意深长，刘知几的《史通》中设了《题目》篇，说明他对纪传体史书的标题已有所考虑。从研究史来看，对《史记》标题进行分析探讨，到明清以后逐渐多了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中唐时期殷侑《请试史学奏》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蔚宗两《汉书》，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已来，史学都废。……伏请量前件吏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请同五经一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别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稍优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班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16]

由于科举考试的强大动力，当时也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如《旧唐书·儒学传》载欧阳询“博览经史，尤精三史”[17]；李玄植“兼习《春秋左氏传》于王德韶，受《毛诗》于齐威，博涉汉史及老、庄诸子之说”[18]；高子贡“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19]；《新唐书·孝友传》载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班氏《汉书》”[20]。这些都体现了士人们学习《史记》的巨大热情。此外，史书中其他一些记载，如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21]，王元感“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22]等，说明唐代士人已将《史记》作为经典加以学习研究，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史记》在唐代的重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