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评论家对《史记》文学特征的初步认识

《史记》能否成为文学经典，除了内在应有的文学价值之外，更多的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当时的学术风气、文学思潮、文学传播等。其中评论家的言论是《史记》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史记》中的文学因子经过评论家的挖掘阐释，会对读者的阅读、接受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汉魏六朝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都对《史记》进行了评论，既有史学的，也有文学的，也有综合性的。就文学方面而言，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有《史传》篇，把《史记》列入大文学范围进行评述。虽然刘勰对《史记》在史传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还不到位，但能把《史记》纳入文学理论的范畴进行评论，却有其重要意义。萧统《文选》不收历史记载，只收录“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史论13篇，却没有《史记》论赞，可见萧统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一定偏颇。从各家对《史记》评论方面看，与文学相关的评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司马迁叙事才能的认可。《史记》以如椽之笔描绘了三千年历史，许多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司马迁卓越的叙事才能。尽管当时人们对《史记》的思想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甚至视为异端思想，但对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有比较一致的意见。扬雄《法言·重黎篇》：“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36]《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37]。班固《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8]这些评论，高度肯定了司马迁的叙事才能，尤其是肯定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裴松之《三国志》卷六注云：“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39]甚至从叙事的角度反驳“谤书”说。裴骃《史记集解序》也称赞司马迁为“命世宏才”。这些评论从某一方面也说明《史记》的叙事成就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这是《史记》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基础，也是异于一般纯虚构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第二，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史记》叙事写人，充满“奇”的色彩，大量的奇人奇事，使《史记》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汉魏六朝时期的评论家对此有一定认识。扬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40]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41]。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则说《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42]。以上各家，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如《史记》中的神话、传说、怪异现象，没有深入到“奇”的真正内涵，甚至把“奇”与“义”、“奇”与“经”对立看待，这是时代的局限。尽管如此，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重要价值，给后来的评论家留下了深入思考的空间，启发人们对“奇”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第三，班氏父子提出“史公三失”问题。扬雄曾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3]。可以说看出了《史记》著作的独特之处，但带有贬义。班彪、班固继承了扬雄的观点，更明确地说司马迁有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4]班氏父子的评价对后代影响很大，引起无数争议。葛洪《抱朴子》卷10《明本篇》对此评论说：“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45]范晔《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也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46]葛洪、范晔的评论与班固评论针锋相对。“史公三失”问题，这既是史学思想问题，也是文学的人物选择问题。司马迁选择不被人重视的社会下层人物游侠、货殖人物入传，以表现自己独特的“一家之言”，突破了传统观念，也突破了传统史书选择人物的标准。游侠、商人，说到底也是“奇人”，选择他们进入传记，也增加了《史记》的传奇色彩。

第四，班、马优劣之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汉代两部有代表性的史传著作，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了，除了思想内容以外，较多地涉及文学方面。王充《论衡》中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着眼于“文义”和“叙事”。晋人张辅撰《班马优劣论》，是较早论述“班马异同”的著作，他认为：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47]

张辅明确指出班固《汉书》有三个方面不如《史记》，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深入，尤其是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这是以文字的多少、叙事的详略来判断《史记》《汉书》的优劣，有些牵强。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对“班马优劣”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后汉纪·序》中云：“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48]史学家干宝，则是从史书体裁上比较司马迁《史记》与左丘明《左传》的优劣。关于干宝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刘知几《史通·二体》云：“考兹（纪传体和编年体）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49]干宝认为纪传体《史记》记事分散，不如编年体《左传》简约集中。虽然其观点有些偏颇，但可谓一家之言。干宝也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撰述史书的，他的史传著作《晋纪》，是一部记载晋代历史的编年史，“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晋书》称赞说：“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50]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51]较公允地指出了两书的不同特征，也特别注重文学叙事。他们的评论，在后代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到宋代，班马异同问题甚至成为一门学问，出现了《班马异同评》等专门的著作。

汉魏六朝时期的《史记》评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比较零散，也比较感性。从涉及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文学评论中的叙事、人物选择、语言等，都初步有了一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史记》文学的某些特质。由于《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所以文学评论与史学评论紧密联系。从经典阐释的角度来说，评论者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会影响到对文本的阐释，影响到对读者的引导。由于汉魏六朝时期评论者大多站在正统的立场，以传统的观念评论《史记》，因而得出的观点有许多不合《史记》的实际。方法上来看，还缺少系统的、综合的理论，虽然有大文学史的观念，认识《史记》的文学特点，乃至有比较研究的方法，但还显得简单和粗糙。这些因素，决定了此期的《史记》文学阐释还处在起步阶段，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阐释，但《史记》文学的内涵、价值、魅力、情感等有待后人进一步挖掘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