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诞生后的命运及其在当时的传播

一部著作能否成为经典，毋庸置疑，首先在于它的内在价值。《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这部著作完成于武帝时期，有非常明确的编纂目的和框架结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

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恢宏的巨著，上下三千年，贯通天人古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说明《史记》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是具有深刻思想的著作。而且从形式上来说，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互相配合，形成完整的系统，具有立体化、网络化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史记》的宏大叙事。因此，《史记》超越了前代的历史记载，创造了历史记载的新纪元，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史记》有如此重要的文化价值，但在当时却得不到重视。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如《汉书·扬雄传》说《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3]；《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在官僚阶层和统治者眼里，《史记》乃为洪水猛兽，如《西京杂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4]。东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5]东汉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6]可见司马迁与《史记》在当时的遭遇。

又如《三国志》记载：

（魏明）帝又问（王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7]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帝王对《史记》的态度。王肃的回答，说明“内怀隐切”的不是司马迁而恰恰是汉武帝。由于《史记》独特的思想和大胆的批判精神，不被上层统治者（读者）认可和接受，因此，《史记》不可能成为史学经典，当然也就无法成为文学经典，因为它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是紧密相连的。可见政治干预对经典建构有较大的负面作用。

从学术发展来看，史学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它独立的地位。虽然中国历史记载从先秦就已开始，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写作传统，但史学以及史学家的地位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8]汉代由于经学的盛行，史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史记》等历史著作列入“六艺”类“春秋”名下，作为“经”的附庸而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也影响到《史记》的史学和文学地位。

从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史记》纪传体通史虽然是开辟了历史记载的新体例，但是，通史体例，按照班固《汉书·叙传》的批评，是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不能明显发挥史学著作为当朝政治服务的作用。《汉书》变为断代史，起自西汉建立，终于王莽新朝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开国皇帝的地位，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很少再有通史著作。

由于上述以及其他原因，《史记》在两汉时期的传播遇到很大的阻力，一般读者无法见到这部著作，读者对《史记》的阅读消费受到限制，其文学价值也难以被挖掘和欣赏。《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9]就汉代《史记》传播而言，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元、成之际的褚少孙“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10]，他搜集资料，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这对于《史记》传播有重要意义。[11]另据班固《汉书》、郑樵《通志》、刘知几《史通》等资料可知，续写《史记》的还有冯商、卫衡等十多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12]

这些续作已经不是就《史记》的某一篇作续了，而是在《史记》断限后续写新的篇章，可惜已无从看到。当然，续写《史记》最有成就的是班彪，他的《史记后传》为班固编纂《汉书》奠定了基础，《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通洽，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史记》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13]

班彪续写《史记》，说明《史记》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也扩大了《史记》的影响力。另外，桓宽《盐铁论》、刘向《别录》节引或直接引用《史记》原文，高诱用《史记》注释《吕氏春秋》《战国策》，他们对《史记》的传播都有一定的贡献。但传播的范围仍然有限。据《汉书》记载，宣帝的儿子东平王刘宇多次遭贬，成帝初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14]王凤对《史记》的认识影响到汉成帝的态度，没有答应东平王的请求，可见《史记》传播并非易事。根据专家考证，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15]

魏晋以后，学术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把当时的书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列为丙部（甲部相当于后来的经部，乙部相当于子部，丙部相当于史部），东晋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史记》史学的身价也得以提高。同时，文学也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此时被学界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16]。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文学的价值。范晔《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之外另设《文苑列传》，把文学与学术区别开来。这是首次在正史传记中为文学家设立的类传。《南史·宋文帝本纪》记载：“（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著作左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17]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学馆。文史分家以及文史各自地位的提高，对于《史记》的传播以及史学和文学地位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时期研究和注释《史记》的工作也有一定起色，这对于扩大《史记》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音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18]晋有徐广《史记音义》，南朝刘宋时期裴骃有《史记集解》、南齐邹诞生有《史记音义》。此期注本虽然不多，且大多散佚，但作为《史记》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能忽视。《史记》注释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裴骃的《史记集解》。裴骃之父裴松之，以《三国志注》著称于世。《宋书·裴松之传》：“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19]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从音韵、文字、史实等方面对《史记》进行注释，给阅读《史记》提供了便利。朱东润指出：“今所传《史记》注本之最古者，独有裴骃《集解》，其后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诸家训释《史记》，兼为《集解》下注，此则比诸《毛传》《郑笺》，同为不刊之作矣。”[20]充分肯定了《集解》的价值和地位。

《史记集解》以东晋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据统计，引用多达2250条，引用并加按语的有200多条。《史记集解》的《序言》云：“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未详则阙，弗敢臆说。人心不同，闻见异辞，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愧非胥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岂足以关诸畜德，庶贤无所用心而已。”[21]可见，《集解》主要是注释读音，训释词义，考辨史事以及纪年，还有人物姓氏爵里、山川地望以及典章制度等。还采用相关的注释成果间接注释《史记》，总体上看运用《汉书》相关注释较多。据应三玉统计，《集解》引用达75人[22]，如范子、荀卿、韩婴、孔安国、刘向、刘歆、桓谭、贾逵、班固、许慎、马融、服虔、王逸、赵岐、郑玄、何休等一直到徐广。裴骃所引有些是解经之作，《诗》注、《论语》注、《尚书》注、《三礼》注等，如《史记·礼书》云：“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史记集解》：“《周礼》王之五路有金路。郑玄曰：‘以金饰诸末。’”[23]《史记·礼书》云：“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史记集解》：“《穀梁传》曰：‘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之者必为其太祖。’”[24]有些是史注、《左传》注、《汉书》注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舜举八恺，使主后土”，《史记集解》：“王肃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预曰：‘后土，地官。’”[25]《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恶之，比之三凶。”《史记集解》：“杜预曰：‘非帝子孙，故别之以比三凶也。’”[26]还有引其他典籍予以印证者，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周庐设卒甚谨”，《史记集解》：“《西京赋》曰：‘缴道外周，千庐内傅。’薛综曰：‘士傅宫外，内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27]还有引《说文解字》以解释字词者，等等，对于阅读《史记》原文大有帮助。《史记集解》颇有影响，与后来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一起成为《史记》“三家注”，在《史记》研究史上树立起第一座里程碑。

魏晋以后，读《史记》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如《晋书·刘殷传》：“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28]《梁书·曹景宗传》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29]《梁书·袁峻传》说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30]《隋书·李密传》记载：李密师事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31]有了传播、阅读和学习，《史记》的价值逐渐被认识。

总体来看，汉魏六朝时期，《史记》的传播与接受有较大的局限性。《汉书》产生较晚，但传播和注释比《史记》活跃。《隋书》卷33《经籍二》“史部”云：“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32]《史记》为什么“传者甚微”，其中的原因，唐代司马贞有一定的分析。他在《史记索隐序》中说：“（《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得更为详细一些：“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33]司马贞的分析，从反面说明了《史记》与正统思想和传统观念不同，这也正体现了《史记》的独特性。尽管传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史记》的魅力仍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乃至于传播到了国外。据李延寿《北史·高丽传》载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三史”中就有《史记》，可见在南北朝时期《史记》就已传到了朝鲜半岛，这对于扩大《史记》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此后，隋朝时《史记》传入日本。《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制定于604年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第十条，引用了《史记·田单传》的‘如环之无端’，由此可知至迟在6世纪，《史记》已传来日本”[34]。中国学者覃启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35]这些都说明，《史记》逐渐被更多的人群、更大的范围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