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有关“类”的内涵问题的考察，是《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关《吕氏春秋》分类思维、比类思维的“前史”的考察，是《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的历史前提。二者都为《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的题中之意。
首先，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言之，“类”的多种内涵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轨迹，体现为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一轨迹，由最初具有动物属性的兽名到具有宗教属性的祭名，再到具有道德属性的“善”的意涵，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内涵转变和理论提升。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具有思维意义的“分类”及其相关的“族类”“事类”“物类”之义，和具有思维意义的“比类”及其相关的“肖似”“好像”之义。一方面，这是“类”的内涵演进的逻辑历程；另一方面，这也是“类”的内涵发展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山海经》到《尚书·禹贡》，再到《管子·地员》，最后到《尔雅》,《吕氏春秋》之前的分类思维在地理知识和生物知识领域中呈现出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杂乱到有序、从错综罗列到逐步精细化的发展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类思维开始向社会历史领域伸延。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知识领域的分类，主要体现为一种逻辑意义上的“类包含”的关系，其本质在于“求真”，因此，分类相对客观、科学；而社会历史领域的分类，主要体现为一种“类关联”的关系，其本质在于“求善”“求美”以“求道”，因此，分类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
最后，从《易经》的取象比类思维，到《诗经》之比兴思维，再到《管子》《论语》《孟子》《荀子》的观物比德思维，《吕氏春秋》之前的比类思维大体呈现为一种在易学、文学、美学领域循序而行、交叉并进的发展特征。当然，比类思维既具有比较的特性，又具有推理的特性，综观《吕氏春秋》之前比类思维的逻辑展开和历史发展，与比类所具有的推理的特性相较，比较的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事实上，将《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置身于“类”的内涵的探讨和“前史”的梳理之中，既是研究的前提，更是研究的起点。以此为基础，《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得以顺利展开。
[1]参见：（1）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2）陈梦麟：《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兼与吴建国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3）周山：《中国古代逻辑中几个重要范畴的历史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4）张晓芒：《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逻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参见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5页。
[3]《礼记·王制》中还有一条相类似的记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
[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62—1463页。
[5]（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76页。
[6]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4页。
[7]前文已述，“类”的“分类”义产生于春秋时期，将“族类”放在此处来讲，似乎承认“族类”的产生也在春秋时期，实则不然。事实上，此处的“族类”，是指“族类”概念，并非“族类”观念。有关“族类”观念的产生，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1）“族类”由“类”作为动物属性的兽名义演变而来。陈梦麟在《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兼与吴建国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总之，类最初是一种动物名是无疑的，这是类字本义。类作族义，我认为，是古代图腾制用作氏族徽帜的演变。类族同义，应该在古代图腾制中去追索。”（2）“族类”由“类”的祭名义演变而来。张晓光在《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逻辑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中就指出：“祭祀活动总是一个集体参加或为集体谋利益的活动，‘类’的‘祭’名形式与相似形特点，在求善、求治的祭祀活动中，就有了一种共同性的特点，并具体体现在宗法社会中”;“‘宗族’的意义就因其‘尊祖故敬宗’的相同性，理所当然地与用做‘祭’名的具有相似形的‘类’名联系在了一起。”综上所述，纵然“族类”观念产生于春秋之前，但也难以确定“族类”观念产生的具体过程，正像陈梦麟自己所讲的，“类”逐步演变为“族类”，的确早已“书缺有间，不可详考”了。退一步讲，抛却所有时间问题，“族类”确是建立在对于人群属性的分类思维之上，因此，将“族类”放此处讲，从思维的角度来看，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8]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
[9]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10]李梦生：《左传译注》，第423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8页。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13]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0页。
[14]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
[1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2页。
[16]吾淳：《中国思维形态》，第267页。
[17]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1页。
[18]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第155页。
[19]笔者查阅的《吕氏春秋》之前的先秦文献范围包括：《诗经》《尚书》《周易》《周礼》《左传》《国语》《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孙子兵法》《韩非子》。
[20]有关《墨经》的成书年代，自孙诒让怀疑其非墨子自著开始，众说不一。方授楚、胡适、冯友兰、侯外庐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将《墨经》的成书放在《吕氏春秋》之前是可取的。如：方授楚认为，“此六篇迨楚威王以后至荀子以前，始先后写成”，侯外庐等人在方氏的基础上则认为，“其下限还须推迟些”（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78页）。冯友兰也认为：“这六篇的形成，应在名家和庄周以后……大体说来，应该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页）
[21]（清）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19页。
[22]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16页。
[23]这里，有关《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便成为关键问题。历来，对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看法不一，如：（1）杜石然认为：“《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写成时间大约在春秋之末，海经和大荒经是后来陆续增补而成的。”（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2）吕子方认为，《山海经》的主要材料“传自战国以前，不然是说不通的”（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3）李约瑟认为，除《山经》部分外，“《山海经》的最后几卷（卷六至卷十八）则很可能是秦或后汉时代的作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页）但笔者认为，有两点确然无疑：（1）以最保守的限度来算，《山经》部分一定完成于《吕氏春秋》之前。因此，本书所引《山海经》的所有文献，仅限于《山经》。（2）退一步讲，抑或《山海经》成书年代较晚，特别是《海经》与《大荒经》，可能确实成书于秦汉之际或之后，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所记载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与采集时代的相关知识与活动密切相关的。所以，抛开书中荒诞离奇的神话成分，单从人类文化进步与科学演进历程的角度言之，我们可以将《山海经》看作采集时代先民生产生活的忠实记录。
[24]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33—134页。
[25]此处也涉及《禹贡》的成篇年代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1）西周初期说，王国维为代表。（2）孔子创作或整理成篇说，康有为、王成祖为代表。（3）战国中期说，顾颉刚为代表。（4）战国末至汉初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为代表。其中，战国中期说影响最巨。当然，退一步讲，抑或《禹贡》的最终成篇时代较晚，但从文中所记述的史实来看，大体应属于大禹治水的时代。不论在大禹之后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还是以文本的形式传至战国甚至汉初并以当时流行的语言进行整理，其反映的基本内容是三代时期无疑。也正因为这样，周光华认为：“《禹贡》的成篇年代，在夏禹治水时期。”（周光华：《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因此，我们以《禹贡》来解释三代时期的分类思维概况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2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27]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2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15页。
[29]这里，有关《管子·地员》的成书年代便成为关键问题。《地员》是《管子》第五十八篇，首先来看《管子》的成书年代。《汉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均认为《管子》为管仲所作，后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十五中讲《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此后一观点迄今已然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管子》到底成书于何时，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两种：（1）成书于战国时期。如冯友兰、顾颉刚、胡寄窗等前辈学人便持这一观点。白奚通过考察，更是将时间锁定在齐宣王、齐湣王时期，指出：“《管子》是齐宣王、湣王时期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编集创作而成。”（白奚：《也谈〈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2）成书于秦汉时期。如马非百，通过对现存《管子》中《轻重》第十六篇的研究，认为这一部分成书于“西汉末年王莽时代”（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今人翟江月通过对《管子》和《吕氏春秋》两部著作的文本考察，得出结论说：“基本可以推断《管子》中作品的完成时间当在《吕氏春秋》编纂完成并且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之后。”（翟江月：《试论〈管子〉中的作品完成在〈吕氏春秋〉成书之后》,《管子学刊》2004年第3期）因此，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管子》的成书年代，不能作为判定《管子·地员》成书年代的依据。关于《管子·地员》的成书年代，有人疑其成书于汉代，有代表性的如罗根泽，依据为战国时期“国界未泯，各地地质产物，不易调查如此详细”；又，《管子·地员》中有阴阳五行说倾向，“盖汉儒最中阴阳五行之毒，喜名五以配五行”。因此，罗氏讲《管子·地员》“疑为汉初人作”。然而，罗氏自己都说：“但无确证，故姑举所疑，以俟博考。”（罗根泽：《管子探源》，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3页）后来，夏纬瑛对《管子·地员》作了精细的考证，说：“战国时代，虽然国界未泯，但各国学者的眼光并不拘限于一国，凡所讨论，往往涉及天下之事……至于五行之说，孟轲、子思即已倡之，后有邹衍之辈广大其说，那就是称为阴阳家的一些人。是战国之时，阴阳五行说已在盛行。《地员篇》虽有五行说的倾向，但不一定要看做汉人的作品。”总之，“《地员篇》，不出于秦汉，当出于战国”（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笔者以夏氏之说为正。因此，将《管子·地员》置于《吕氏春秋》之前，也应该是合理的，可行的。
[30]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31]这里，同样涉及《尔雅》的成书年代问题。主要有五类：（1）西周成书说。（2）战国初期成书说，即孔子门人作。（3）战国末年成书说。（4）西汉初年成书说。（5）西汉中后期成书说。（参见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4页）仅据于此，难以判定《尔雅》一书是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还是之后，但是，我们认为，《尔雅》中的自然知识部分即《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篇章，其成篇时间应该较之解释家族关系与日常生活的《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篇早出。这样，我们将《尔雅》中的自然知识部分看作出现或形成于《吕氏春秋》之前便成为可能。
[32]以语词的形式将生物明确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祼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此处将《山海经》中的生物知识分为植物与动物两类进行探讨，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并非《山海经》本身的自觉分类。
[33]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73页。
[34]此外，《海外北经》中出现1次，《山海经》共出现“有兽焉”一词85次。
[35]此外，《海外西经》中出现1次，《山海经》共出现“有鸟焉”一词46次。
[36]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第79页。
[37]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
[38]对于《尔雅》究竟将动物分为几类，学界有不同看法。汪子春、程宝绰认为分为虫、鱼、鸟、兽四类，他们指出：这种四类分法“至今沿用。所分四类也与现代动物分类阶元基本相符，即‘虫’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鱼’为鱼纲、两栖纲、爬行纲等变温动物总称，‘鸟’为鸟纲，‘兽’为哺乳纲”（汪子春、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页）。当然，因《尔雅》中讲到动物的共5篇，即《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所以，也有人认为《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畜五类。如罗桂环认为，《尔雅》“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畜五类”[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第80页]。但是，笔者认为，固然有《说文解字》说：“畜，田畜也”；孔颖达正义也说：“家养谓之畜，野生谓之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第1450页）可见“兽”与“畜”似为两类，不可合一。但是，我们推测，许慎、孔颖达所记载的“兽”与“畜”的明确分类应在《尔雅》成书之后，有《尔雅》本身的记载为证。《尔雅·释畜》中所记载的不仅是家养的畜，还有如“駮”“騉蹄”“犩牛”等兽类，可见，《尔雅》中还没有对“兽”与“畜”的自觉分类，二者在范围上是相交叉的，且“兽”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畜”，因此，针对《尔雅》中的动物分类，笔者更倾向于四类分法。
[39]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第81页。
[40]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第147页。
[41]这里，首先涉及四象与二十八宿对应划分的年代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新城新藏、李约瑟、夏鼐、竺可桢、钱宝琮、郭沫若等人都有不同推测。例如：（1）新城新藏认为二十八宿体系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参见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第257—286页）（2）夏鼐认为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但“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参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3）其他人认为大致在战国时期。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刻画有中国二十八宿的漆盖箱，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渐消失。在这一漆盖箱上，不仅有二十八宿的完整名称，而且盖面两端还有头尾相反的青龙、白虎（其中未有朱雀、玄武）图案，陈遵妫得出结论：“四象的划分至迟也是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情了。”（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可见，四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划分应该是早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的，因此将四象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划分放在此处进行探讨是合理的、可靠的。
[4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330页。
[43]姜广辉：《整体、直觉、取象比类及其他》，载张岱年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44]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6、7页。
[45]刘明明：《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46]研究显示，卦象是先于卦名与卦爻辞而产生的。孙星衍说：“卦之始，有象无字。”（孙星衍：《周易集解》上，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序并注》，第5页）李镜池也认为：“卦画只是一种符号，不好称谓，故根据卦爻辞加上标题作为卦名。”（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由此，可见卦象在《易经》中的重要地位。
[47]周山是从中国逻辑史角度研究《周易》的思维方式着力最勤、影响最大的当代学者之一。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本）中，周先生就著有“《周易》的逻辑思想——古代‘推类’的发轫”一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代推类思维发轫于《周易》的基本观点，并创造性地揭示了《周易》“据象推类”“据辞推理”“象辞结合推类”3种推类方法。（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0页）此后，周先生聚焦《周易》的思维方式问题且屡有著述面世，如2007年发表于《周易研究》第6期的《〈周易〉与类比推理》,2009年发表于《社会科学》第7期的《〈周易〉：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2013年发表于《哲学分析》第5期的《〈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此外，2011年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一书。可以说，周先生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周易》是类比推理的符号系统这一观点的。
[48]李镜池就指出：“硕果不食，是比喻语。比喻劳动果实不能自己享受。农民被征调去为贵族造车子，要离开自己的家，君子得舆了，农民却没得坐。”（李镜池：《周易通义》，第48页）
[49]刘大均、林忠军等人根据帛书《易》中“垂其左翼”的记载，加之与后文《明夷·六二》“夷于左股”、《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相对照，认为此处“垂其翼”应为“垂其左翼”，笔者以为是。（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50]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4页。
[51]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5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5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页。
[5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55]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一册之《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06页。
[56]李健：《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57]这里并未列出有兴无比的情况，并非《诗经》中不存在，而是因为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比类思维关系甚微，故舍弃。1925年，顾颉刚发表《起兴》一文，顾先生从怀疑朱熹的《诗集传》对比兴的定义入手，通过对自己所辑九首歌谣的分析，证实了自己“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顾先生认为：兴诗的作用与意义只是“协韵”；起兴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4—675页）。对于顾先生说兴诗之作用在于“协韵”，笔者以为是，但对于顾先生说起兴之语和后文无关，笔者却难以苟同，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二者正是比类的关系，是比类思维的运用。此外，钟敬文不同意顾先生将兴诗之作用仅归为“协韵”的看法，在《谈谈兴诗》一文中，钟先生将兴诗分为两类：（1）“只借物以起兴，和后面的歌意了无相关的，这可以叫它做‘纯兴诗’。”（2）“借物以起兴，隐约中兼略暗示点后面的歌意的，这可以叫它‘兴而带有比意的诗’。”（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三，第681页）第一种“纯兴诗”应和顾先生所说兴诗有“协韵”作用相合，而第二种情况“兴而带有比意的诗”，笔者认为已经具有比兴兼有的色彩了。所以，有兴无比，这种情况是不具备比类思维的特征的。因此，笔者在此处对《诗经》中有兴无比的情况不做考察。
[58]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59]在《管子·水地》中有类似记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这一条文献中是以“玉”的自然属性比类“人”的9种德行，相较于《荀子·法行》中“七德”的记载，多出两种，即（1）“鲜而不垢，洁也。”这是以“玉”的鲜亮无垢比类君子的“洁”。（2）“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这是以“玉”之间华美互映但不相侵凌比类君子之“容”。
[60]有关《论语》《孟子》《荀子》成书的大体时间，学界基本达成一定的共识。而《易经》《诗经》《管子》的成书时间（《管子》的成书时间问题前文已做相关梳理），学界历来争鸣不已。首先来看《易经》的成书时间问题。经考察，学界主要有5种观点：（1）殷周之际说。如金景芳、刘大钧等人持此说。金景芳终生研易，1987年在《周易讲座》一书中便说：《易经》“作于殷周之际，作于中古，大概是一种推测，但是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也是很慎重的。今天看来，《易经》应当是文王时代的东西，说产生于殷周之际是对的”（金景芳：《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后来，金先生在1998年96岁高龄时依然再次重申，《易经》产生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金景芳：《论〈周易〉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时代与原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刘大钧也说：“自阴阳爻画组成八卦，至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最后到《周易》全书的完成，这中间恐怕有一个较长的历程。特别是卦辞和爻辞的产生，必然经过了多人的采辑、订正和增补，最后到殷末周初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5—6页）（2）西周初年说。如顾颉刚、张岱年等人持此说。顾颉刚说：《易经》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三，第43页）。张岱年根据《易经》中“丧牛于易” “高宗伐鬼方”等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故事，而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易经》中没有引用的事实，证明得出：“《周易》古经应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张岱年：《〈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3）西周晚年说。如李镜池等人持此说。李镜池通过考证，“不同意文王作《易》这个传统的说法”，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页）（4）春秋早期说。如张增田等人持此说。张增田于1994年与1997年连撰两文，考证《易经》的成书年代，得出结论说：“《易经》成书于春秋早期近百年的时间里，其下限绝不会超过其首次面世的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张增田：《〈易经〉成书年代新证》,《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综上所考，《易经》绝不会成书于殷周之际，也不至于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它是在西周灭亡前至春秋开始后不到100年间形成的，属于裂变时代的产物。”（张增田：《〈易经〉成书年代新证补考》,《古籍研究》1997年第3期）（5）战国初年说。如郭沫若等人持此说。郭沫若作《〈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考证得出：“《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周易》“经部作于战国初年的楚人
臂子弓，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之《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404页）。再来看《诗经》的成书年代。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诗经》成书在春秋中叶左右。然而，对于《诗经》与其中的《风》《雅》《颂》各部分的具体成书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晁福林说：“《诗经》的成书年代非为一时。若以时段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秦汉时期这样三个阶段。”（晁福林：《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金荣权还将《诗经》在先秦时期的成书细分为4次结集的过程：第一次结集在西周前期，所收诗歌为《周颂》和《大雅》；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所收诗歌为《商颂》；第三次结集在春秋中期，所收主要为《小雅》和《国风》；第四次结集在春秋中后期，鲁太师挚将《鲁颂》编入诗集，完成了《诗经》的定编。（金荣权：《关于〈诗经〉成书时代与逸诗问题的再探讨》,《诗经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因此，仅仅考察《易经》与《诗经》的具体成书年代，难以得出从《易经》到《诗经》，从取象比类到比兴，反映了《吕氏春秋》之前比类思维进展的历史进程的结论。故，这里要强调的是，笔者所讲的其反映了比类思维进展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单纯从《易经》和《诗经》的具体成书年代讲的，更是从两部经书所记载的主要内容来讲的。《易经》是一部记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代先人社会生活缩影的经书。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曾作《〈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篇，指出：“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周易》的时代是由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4页）。戚文也说：“《周易》是上古时代生活面貌的一种镜像。”（胡道静、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另，一般认为，《诗经》主要是全面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至此，从《易经》和《诗经》所记录的主要内容来看，说二者之间反映了比类思维演进的历史进程，应该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