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饮茶在荷兰的传播

自从欧洲人打通了通往东方的航线之后，占风气之先的葡萄牙人首先闯入东南亚地区，致力于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从1509年至1515年，阿方索·德·亚伯奎任葡萄牙的印度总督，他通过占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攻克并占据果阿城，控制马六甲海峡，从而掌控了跨越半球的远洋航海线路，一时之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但是，葡萄牙人看重的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传统商品——香料，并且他们的确通过该贸易获利甚丰，“通过直接由海路运送回的胡椒与丁香，使葡萄牙人如此富有，以致葡萄牙的财富与远比其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王国相比，亦毫不逊色”[52]。但由于其关注点集中于香料，所以，无暇顾及茶叶作为一种商品所潜藏的巨大价值。

即使这样，葡萄牙人仍然可能成为将茶带入欧洲的先行者。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进行冒险，自然会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特色商品，根据学者汪敬虞的看法，随着商船来到东方的葡萄牙海员可能将茶带回了本国[53]，而且葡萄牙已经开始有人尝试饮茶，尽管该说法并无有力的证据支撑，但也符合常理的推断。国外亦有类似看法，罗伯特·魏塞特于1801年出版的小册子中认为，葡萄牙作为东方贸易的先行者，可能最早接触到茶[54]，而兰基斯特在出版于19世纪的小册子中也不太肯定地认为葡萄牙人首先将茶引入了欧洲，“首次将茶引入欧洲据说为葡萄牙人所为，早在1577年时，他们开始了与中国的经常性贸易”[55]。无论如何，该时期茶在葡萄牙社会中得以小范围传播，这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嗜好饮茶也可得到证明，她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后，被英国人冠以“饮茶王后”的美誉，其饮茶习惯即是在葡萄牙生活时养成的。但是，对该时期葡萄牙人的饮茶情况的估计不宜过于乐观，按照时人的记述，大致情况如下：“在这个时期，茶被看作一种精细而非凡的事物，是一种极好的稀罕物，是一种美味的饮品，但它并没有成为贸易中的固定商品”[56]，说明当时只有少数葡萄牙人有所接触，而且视之为稀罕物，实际消费量很小，葡萄牙人很可能只是将茶作为来自异域的稀罕物带到了欧洲，并没有真正纳入贸易商品之中，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荷兰是欧陆第一个进口茶叶的国家”[57]。

或许回顾茶叶进入欧洲的历程，觉得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实现，有些匪夷所思，其实早在19世纪后半期即有论者指出，“我们发现直到9世纪茶的使用才被引入日本，所以当被告知又经历了八个世纪才传至欧洲，我们不应感到奇怪”[58]。甚至前文所述葡萄牙人也只能被视为先行者，真正开启中西茶贸易、成规模地将茶引入欧洲的为荷兰人，而且正是在荷兰，新潮人士最早掀起了饮茶风潮，进而在整个社会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饮茶潮流甚至越出了荷兰的边界，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

一 中荷早期茶贸易

受到商业利润的吸引，荷兰人也力图在东西方贸易中有所作为。荷兰人到达东方比葡萄牙人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直至1595年，霍特曼才率领第一支荷兰船队抵达印尼的万丹，随后在荷兰国内即引发并掀起了东方贸易热。1602年，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语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通常缩写为VOC），全权负责在东方的殖民事业，荷兰由此形成统一的亚洲贸易组织，增强了竞争能力，促进了其东方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这一背景之下，“荷兰人在第二次航行到中国的时候，携带了存贮良好的干鼠尾草，用它交换中国人的茶叶，中国人用3磅或者是4磅茶换得1磅鼠尾草——他们称其为‘奇妙的欧洲草’，可以看出，荷兰人最早采用颇为原始的以货易货方式，用鼠尾草交换茶叶，以货易货的比率为四磅茶换一磅鼠尾草”[59]，由此开创了茶叶贸易，但“由于欧洲人不能像他们进口茶叶那样大量地出口鼠尾草，因而以每磅8便士或10便士的价格在中国购茶”[60]。中西茶贸易由此而真正发轫。由于早期的历史模糊不清，资料中的记述也多有抵牾，也有著述认为荷兰最早输入的为日本茶叶，19世纪后期出版的《茶：秘密与历史》即认为，“茶进入英国之前已经被带至荷兰，这须归因于荷兰与日本的协议”[61]。而根据威廉·乌克斯的记述，瑞士博物学家、解剖学家加斯帕德·鲍欣曾在1623年记述，“荷兰人最早从中国与日本运输茶叶至欧洲，时间为17世纪初叶”[62]。无论如何，是荷兰人首先将茶叶作为商品输入了欧洲，正如威廉·密尔本于1813年所指出的：“毫无疑问，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将茶纳入商品名单的。”[63]1619年，荷兰占领了印尼的巴达维亚，随后将其作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中心，便利了其进行东方贸易，购买来自中国的各种货物更为便利，所以，中荷早期的茶叶贸易相应地采取了“中国—巴达维亚—荷兰”这一间接贸易形式。

随着茶叶的输入，饮茶风气在荷兰逐渐流行，这又推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根据统计，17世纪20—30年代，平均每年有5艘中国帆船到达巴达维亚[64]，运载的货物为陶瓷、丝绸、茶叶等。但在较长时期，茶叶的运输量较为有限，比如1650年，返回荷兰的11艘商船所载的茶叶只有30磅，茶叶贸易增长缓慢，直到1667年，荷兰运至欧洲的茶叶才达到了相当数量。[65]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这间接地推动了荷兰所进行的茶叶贸易。海禁被取消之后，到达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显著增多，中荷茶贸易相应地明显增长：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示荷印总督供应两万镑茶叶。茶叶贸易的增长可见一斑。随着中荷茶贸易的发展，荷兰自然地成为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而阿姆斯特丹也相应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66]所以密尔本认为，“从茶贸易发端到17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于茶的需求都是以荷兰人的销售为中介的”[67]，这一看法颇为符合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

进入18世纪，中荷茶贸易进一步增长。18世纪前半期，“中国—巴达维亚—荷兰”这一间接形式的茶叶贸易继续发展，比如17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给荷印当局的指示中即包括订购茶叶6万—7万磅，1716年的指示中又要求增至10万磅，至17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茶量已达20万磅。但是，这一增长趋势也面临威胁与挑战，因为英国、法国等更多的竞争对手日益关注茶叶，贸易竞争日趋加剧。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努力地开辟直接对华贸易通道，1727年，公司派遣船只直接到中国购茶，“科斯霍恩号”与“布朗号”先后于1728年、1729年出发，两艘船只首航即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茶叶贸易得到了新发展。而“自1731年至1735年，又有11艘荷船往广州贸易。自1739年（乾隆四年）开始，华茶成为荷船自东方运返欧洲的价值最大的商品”[68]。

随着荷兰所进行的茶叶贸易日益发展，饮茶在荷兰社会各界逐渐普及，正是在荷兰风尚的引领之下，饮茶作为新习俗在欧洲各国日益扩散，荷兰人甚至还将饮茶之风传播到了其北美殖民地。由于欧洲各国及其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消费量逐渐增长，茶叶销售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市场，作为欧洲及其殖民地的茶叶供应者，荷兰人在该项商品上获利甚丰，这自然使得其他国家竞相效仿，英法等国也积极来到东方寻找财富，并且开始进行茶叶贸易，这为中西茶贸易在18、19世纪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饮茶与荷兰社会

随着饮茶资讯的不断传入以及中西茶贸易的发展，饮茶在欧洲逐渐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荷兰在开创中西茶贸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饮茶在荷兰的影响尤其明显，而且其饮茶风尚还影响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可以说，“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中国茶叶最大的贩运国，荷兰所贩运的茶叶除本身消费外，相当一部分运至欧洲其他国家，荷兰对饮茶风尚在欧洲的传播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茶叶贸易均起了主导的作用”[69]。

目前可知，荷兰最早接触饮茶者为到达东南亚的特殊人士，主要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水手以及医生、牧师等，因为生活于东南亚的华人群体保留了饮茶习惯，所以来到此地的荷兰人比较早地观察或者接触到了饮茶，并对此产生兴趣。比如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臣侯叶尔和凯赛尔作为贡使，一行16人携带表文、贡品，乘坐两艘商船出发，前往中国求通贸易，使团在华历时两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接触到了饮茶，比如1656年7月18日，清廷分配给两位使臣的食物即包括“二两鞑靼茶”，分配给使臣秘书的食物包括“五钱茶”，晋谒皇帝之时，“二位使臣阁下……被带到一个高高的台上，但我们（指其他人员）却都留在下面了，有侍者在那里给我们喝加牛乳的鞑靼茶”。翌年2月21日，两位使臣向藩王辞行时未能见到本人，属吏作为接待者给以招待，“两位使臣坐在前厅，喝着加牛奶的鞑靼茶”[70]。曾经担任荷印公司官员的菲利普斯·包道斯曾于1672年撰述提出，“饮茶不仅使那些有此嗜好的亚洲居民有效地抵御了多种疾病，同样也可以为荷兰人所用，因为荷兰潮湿而多雨雾，这使得一些荷兰人患有胸膜炎、痛风、脚疾、头痛、精神抑郁、便秘、结石、轻度恶心、无精打采、坏血和麻痹、热病及其他恶性疾病，而茶叶则是一种可很好地防治这些病症的解毒剂”[71]。茶叶进入荷兰不久，社会人士如博物学家、医生、教会人士等即对其产生兴趣，赞同饮茶者认为的饮茶可以提神醒脑、祛病健身、益寿延年，而反对饮茶者则认为饮茶有害健康，总体看来，支持饮茶者占了上风，著名的“茶叶医生”考内利斯·庞德古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德古坚决支持饮茶并予以大力鼓吹，他在自己撰写的小册子《有关绝佳药草茶叶的论述》与《茶叶的用法与滥用》中均积极宣传，认为“人体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受到茶叶的积极影响；饮茶不会导致身体极度消瘦，不会引起战栗或跌倒，不会对男女的生育能力造成不良影响，对人的脑、眼、耳、嘴、喉、胃、肠、肾、胸腔、血管、膀胱及气肺等部位都有疗效”[72]，庞德古几乎“将茶吹嘘为万能灵药，可以抵挡世人难免的各种疾病”[73]，至于饮茶的量，他认为每天可以饮茶8杯至10杯，即便饮用50杯乃至100杯，甚至200杯也不会有什么不适，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庞德古大力鼓吹饮茶的益处，以至于让人怀疑他是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收买，无论如何，庞德古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他对促进欧洲一般民众普及与应用茶叶颇有功绩，远逾其他的宣传者”[74]，“人们相信，庞德古医生的作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助于饮茶习俗在欧洲的传播”[75]。当时的诙谐诗歌《快乐新娘的客人》中也特别吟唱了庞德古的贡献，“庞德古，谦恭的写茶作家，因其勤奋谨慎、知足常乐，而常常被我们想起。他向我们推荐茶叶，因为它是源自东方土壤最健康的完美药草。茶叶，对，就是茶叶，必须被我们赞扬，被视为身体的最好医生……”[76]通俗诗歌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宣传饮茶发挥了重要作用。

茶叶在17世纪初进入荷兰之时，更多的是作为药物而被推荐并使用，“最初茶叶出售，主要以药店为主，以两来计量，与糖浆以及香料一起售卖”[77]，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饮品。荷兰社会的富裕阶层较早地开始尝试这一异域饮品，甚至荷兰王室也开始饮茶，根据王宫财产清单可知，1625—1647年在位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遗孀收藏了一批茶具，包括“一只金茶罐、一只银茶罐和一把印度小银茶壶”以及瓷器“一把大瓷茶壶、一只带棱纹的小茶瓶”等。[78]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发展，饮茶逐渐为荷兰人所熟悉，大致而言，“1660年至1680年，饮茶已经在荷兰普及”[79]，茶叶在荷兰由主要为药用转变为饮用，已然成为大众饮料。

饮茶在荷兰社会的影响日渐增长，甚至可以说，举国掀起了值得关注的饮茶风潮，喜剧《茶迷贵妇人》即给以了充分展示。《茶迷贵妇人》于1701年在阿姆斯特丹上演，在剧中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荷兰茶会。出席茶会活动的客人在两三点时陆续抵达，女主人非常正式地致辞表示欢迎，致辞完毕，宾客落座，众人均将脚放置于暖炉之上，不论春夏秋冬都存有这一习惯，接着，女主人将茶叶从瓷质或者银质器具之中取出，置于有银质滤网的茶壶之中，然后询问宾客需要饮用什么种类的茶叶，宾客一般客随主便，请女主人决定饮茶的种类。一般而言，是由女主人把泡好的茶水亲自倒在小杯中。如果客人喜好饮用花茶，则提前煮好番红花，由客人自己随意添加。为了消除茶的苦味，人们也会在茶中加糖。不过，此时客人并非直接端起茶杯饮茶，而是将茶先倒入小碟子中，一再发出较大的声音进行啜饮，啜饮声被认为代表着对主人的感谢，是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

尽管茶文化源自中国，世界各国饮茶均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就荷兰饮茶而言，它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因为进入锁国时代后，荷兰成为唯一与日本继续保持贸易联系的西方国家，荷兰饮茶自然受到日本影响。虽然荷兰人也在单独的茶室中用东方茶具饮茶，但与日本的饮茶方式差异明显。

首先，日本当时的抹茶道极其规范严整，荷兰人的饮茶方式则较为随意。荷兰人至日本进行贸易之时，正是在日本草庵茶道全面形成之后[80]，以著名茶人千利休为集大成者的草庵茶道规范严整：进入茶室之前必须在特设的只能装三升水的洗手池净手，茶会持续时间必须为四小时，其中包含“三炭三露”（添三次炭，洒三次水）的严格程式，三次洒水程序的进行时间为宾客到来之前、宾客中间休息之前、客人离开之前，三次添炭程序的进行时间为宾客入席之后、宾客吃过浓茶之后、客人离席之后。不仅如此，如何洒水添炭也有相应规定，比如洒水时必须用爆发力将水抖出水勺，目的在于使其不形成水洼，能够尽快渗透下去，而添炭则要求提前将炭清洗干净，然后晾干，意在避免上面沾有炭渣，导致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噪声，还要将炭按照长短粗细分成十个种类，添炭时按照规定依次放入炉中，目的在于保证炉火的均匀。[81]而荷兰的饮茶方式尽管也有一定程序，但是相对较为宽泛。

其次，日本茶道的重心为精神生活，荷兰饮茶方式在境界上则明显不及。千休利认为茶道活动为居士的修行方式，所以草庵茶道的核心要素其实并非饮茶，而是整个过程中的精神活动。千休利要求入茶室前洗手，他认为茶室为无垢的净土世界，茶室入口之所以修成高约73厘米，宽约70厘米的狭窄小口，意在使人膝行而入，脱去凡尘俗念，茶会的过程堪称日本文化要素的浓缩，“茶室的设计、道具的摆放汲取了阴阳五行思想；茶具的掌故传承体现出历史与文学的诸多要素；茶点心、茶花的创意表现出了日本独特的美学精华；茶道具囊括了金、木、竹、瓷等几乎所有的工艺品类；吃茶赏具的行为手势包含极周密的礼仪方式”[82]。茶会围绕着饮茶而展开精神活动，蕴含的是茶禅一味的精神内核，所以“以佛法修行得道，乃茶道第一大事也”[83]，茶道大师千利休体悟茶道的过程也是禅意的修炼，“宗易（千利休）以法式为阶梯，有再攀高处之志。常向大德、南宗等和尚请教，写旦夕禅林清规为书，以尺度制书院结构，开庭院为净土世界。一宇草庵、两张坐敷，佗茶之道足矣”[84]。比较而言，荷兰的饮茶方式在物质性方面明显重于日本，从其精神性层面而言，荷兰人饮茶更是一种社交活动，参与者享受聊天的愉悦，互相交流信息，而不是重在人的修行，遑论通过饮茶领悟至深的禅理。

荷兰茶文化与东方茶文化差异明显，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改造，使饮茶在荷兰社会的影响日渐增长，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悄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茶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海牙市政府17世纪时曾举行免费聚餐活动，1679年就餐时，参与者即饮用了茶水，1708年时，参与者除了饮用武夷茶外还品饮了绿茶。而在1721年王室街区的建成典礼上，免费聚餐活动特别提供了极品优质茶“宫廷贡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饮茶已经成为很多荷兰人的饮食习惯，在18世纪初的小册子中还曾经记述了有关饮茶的一些趣事：比如有的士兵对茶非常感兴趣，部队甚至专门为不能饮用冷饮者设置了“咖啡与茶”帐篷，目的在于满足士兵饮用咖啡或者茶水的需求；再如一些旅行者因为饮茶而与客栈老板发生纠纷，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前往海牙，途经莱顿时在客栈中休息喝茶，其中一位农夫至少喝了50杯，还笨手笨脚地弄倒了茶桌，茶壶茶杯散落一地，客栈老板要求高额赔偿，他申明被损坏的是当时最精美的瓷器，而且是祖母留给他的。[85]通过这些趣事可以看出，饮茶在荷兰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极为普遍，以至于军队与旅者也不忘饮茶。饮茶喜好还影响了荷兰人的艺术品位，他们对修建中国式茶亭以及收集茶具产生了浓厚兴趣。受到当时欧洲中国风的影响，荷兰对中国的诸多方面均极为向往，与饮茶有关的茶亭与茶具即其中的重要部分。在荷兰，一些富贵之家喜欢在别墅或者花园中修建专门的茶亭，在这里招待朋友或者洽谈生意，茶亭的风格初时主要为金字塔形的简易棚顶，后来兴起了圆顶形小尖塔，继而转向了中国式风格。茶具收藏方面，荷兰人既喜爱纯粹东方情调的茶器也青睐东西杂糅的风格，种类与造型可谓丰富，茶杯、茶碗、茶壶、茶罐、茶碟、茶托、茶盘等一应俱全，茶具收藏者为此花费不菲，《失去的钻戒》一书中即给以有趣的揭示：一位女士为了得到朋友的赞扬而努力收藏茶具，花费了所有积蓄，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她让仆人去当铺抵押了自己昂贵的钻戒，后来对丈夫撒谎说不慎丢失了，但纸里包不住火，最终事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