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饮茶的早期世界传播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从相对隔绝、封闭转变为密切联系、互相依存的发展过程，文化的传播也相应地由相对缓慢而困难变得更为快捷与便利。饮茶习俗肇始于中国西南一隅，历经长期的历史发展，最终得以在域内传播开来。与此同时，饮茶习俗也不断通过对外交流，影响到周边国家与地区，总体看来，饮茶习俗的早期传播范围尚较为有限，它传至距离遥远的西方，需要地理大发现为之开创更为有利的跨地域交流的历史条件，清理屏障，塑造广阔的世界舞台。

一 饮茶在周边国家的传播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与利用茶的国家。[4]根据传说，炎帝神农为了天下苍生在神农架遍尝百草，茶就是这一过程之中被偶然发现的。[5]关于这一传说，《神农本草》中的记述为：“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6]长期以来古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即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7]。尽管古人的这一说法不足全信，但毫无疑问，其中也包含着若干科学可信的重要信息，传说当中存有认识远古历史的关键线索。学界根据现存各种历史记载加以分析，大致上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国内最为权威的当代茶学专著《中国茶经》认为，“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迄今当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8]，有关茶史的专著论文大致上也认为，茶最初被发现与使用是在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时期。最新考古成果进一步推进了上述认知，根据2015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公布的科研成果，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山茶属树根生长于距今6000年前，这是考古界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该最新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相对照，证明了中国先民种植与利用茶树的悠久历史。

文化传播学研究已然揭示，“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9]。茶被中国先民发现与利用之后，就此开始了向更大地理范围的不断传播，在中国境内，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饮茶由地域文化渐而广泛传播开来。根据已有研究，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10]。在先秦、秦汉直到西晋这一历史时期，巴蜀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缘此，早期与茶有关的记述多与巴蜀有关，比如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即蜀郡资中人士，其所撰《僮约》为早期饮茶史的重要文献，其中规定家僮所做事务包括“烹茶尽具”与“武阳买茶”。[11]自秦人取蜀之后，蜀地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饮茶习俗与制茶技术日益扩散，因四川盆地的边缘山脉绵延不绝并且山势陡峻，所以饮茶习俗主要借长江不断东传，西汉时期，茶叶生产已经传至湘、粤、赣等毗邻地区。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饮茶在江南地区已然成为风尚，所以，东晋的杜预关注了自茶树生长至茶叶饮用的全部过程，甚至涉及了饮茶功效，撰写了目前可知的最早的茶赋《荈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12]

至唐代中叶，饮茶之风基本上已经遍及大江南北，“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销边，茶始收税”[13]，陆羽于该历史时期撰写《茶经》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唐代饮茶不仅已深入社会各阶层，而且更进一步与文人诗会、僧人修禅、朝廷文事、对外交流联系起来”[14]，唐代茶文化兴盛是饮茶基本普及、影响空前的发展结果。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中经常会出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等类似说法，这一点已为学界广泛认可，西方文献中也持类似看法，“众所周知，茶在整个中国变得普遍起来是在9世纪”[15]。

随着饮茶风尚在中国的形成，它的影响日益扩散，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与中国相邻的各地区也开始接触与了解茶文化，甚至开始种植栽培茶树、制作茶叶，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按照传播线路而言，该时期饮茶主要向南、西与东三个方向展开。

中国茶叶最早的向外传播即向南传播。由于我国茶文化发端于西南地区，所以向南传播具有更为便利的地理条件，根据目前的研究，秦灭蜀之后，许多少数民族迁移到云南南部区域，茶由此而向南传播，进入越南与缅甸一带的山区。而随着茶文化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茶文化向南传播之势更趋明显，在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浸润甚至被政治统治的安南，其茶叶消费在唐代时期已经较为普遍，“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16]。不仅如此，安南还成为茶文化进一步对外传播的中转站，甚至影响波及天竺与中南半岛诸国。

茶文化对外传播的第二个方向即向西传播。就茶文化向周边国家与地区西传而言，主要影响到了印度以及中亚乃至西亚地区。早在西汉时期，汉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较为频繁，饮茶之风可能已经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达了中亚乃至西亚各国。唐代时期，中印交流更趋频繁，茶已经成为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部分，“唐代丝、茶、瓷及其他土特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并成为帝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由天竺输入中国的物品，有胡椒、棉花、沙糖、香料和奢侈品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17]。西方学者从语音的角度论证，认为“极为可能茶是从中国被带到印度的，因为关于茶的印度语言与中国的‘Cha’一样”[18]。季羡林先生在详述唐朝传播到印度的物品时列举到，“桃和梨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此外，中国杏曾传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印度杏也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还有白铜、磁土、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等等。举世闻名的茶，更不必说了”[19]。根据历史资料来看，14世纪时期茶经新疆西传已有确切记载，比如东察合台汗国大臣忽歹达享有多种特权，其第二项为：“可汗用两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忽歹达用一名仆人给自己送茶送马奶。”[20]说明可汗与贵族已经开始享用茶和马奶。15世纪初期，典籍中还出现了禁止茶叶带出中国的记述，波斯使者1421年7月2日到达平阳城，“它是一个很美丽和整齐的城市，在那里，按照惯例，要打开人们的行李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把违禁品带出中国，例如中国的茶。但使臣们特许不让检查行装”。[21]该记述中并没有进行违禁品检查，但恰恰说明，当时存在波斯人或者其他西亚人将茶带出的行为，所以才引起官方注意并特意予以禁止。

茶文化向外传播的第三个方向即向东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公元632年至646年，新罗王统一朝鲜，当时饮茶习俗可能已经传入。根据韩国学者记述，公元828年，朝鲜使者大廉由中国带回茶籽，种在了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所以大廉为将茶文化“从中国传入韩国确切有记载的第一个传播者”[22]。朝鲜半岛开始进行茶叶生产，饮茶习俗也日益传播，由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唐朝输入朝鲜半岛的物品中也包括茶具，比如在曾作为新罗首都的庆州即出土了制造于唐代元和十年（815年）的玉璧底茶碗，再如益山弥勒寺出土了制作于唐代大中十二年（858年）的茶具。被后世誉为“东国儒宗”的朝鲜著名学者崔致远，曾经长期在唐朝学习与为官，他不仅养成了饮茶习惯甚至还撰有《谢新茶状》：“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奉传处分，送前件茶芽者。伏以蜀岗养秀，随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若非精揖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贶，猥及凡孺。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萱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任感恩惶惧激切之至，谨陈谢，谨状。”[23]由此可以看出，崔致远对唐代流行的煎茶法非常熟悉，语句之间也透露出对饮茶的喜爱。茶叶东传的另一重要地区即日本。早在汉朝时，中国的茶文化可能就已经传入日本。据说，高僧行基曾在寺院中种茶。但就文献记述来看，最澄禅师较早地接触到饮茶，805年他返回日本时，不仅将经书章疏以及法器等献与天皇，“还把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24]。最澄禅师不仅引种茶树，而且将饮茶活动导入了日本的寺院佛堂，对饮茶在上流社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稍晚，空海和尚于806年返回日本，他回国时“带回了茶籽并献给了嵯峨天皇”[25]。有关茶的记述出现于日本正史，最早见于840年成书的《日本后纪》，其中记述了815年4月某日，“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26]。说明曾经来唐朝学佛的高僧永忠亲自为嵯峨天皇煎茶，而且得到了其嘉许。嵯峨天皇对饮茶颇为倾心，为了获得茶叶，“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27]。可以看出，该时期有关种茶、饮茶的记述明显增多，而且多与佛教有关，最澄、空海与永忠对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日本传播茶文化贡献最大者当属荣西禅师。南宋时期，荣西禅师两度来华学佛，他居住在天台寺时，每天都能目睹当时社会上下僧俗皆嗜茶的情形，饮茶之风的盛行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返回日本时，荣西禅师携带了大量的茶籽，回国之后，他将其种在了肥前脊振山，还将部分茶籽赠予惠明上人，后者将其种在了拇尾山（即今天的宇治），后来这里成为日本著名的产茶地区。与此同时，荣西禅师还撰写了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该著作还得到了幕府将军赖实朝的关注：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为前夜饮酒过度而颇感不适，恰逢荣西来到将军府做法事，于是他派人回寿福寺取茶，然后为将军点了一碗茶，赖实朝服用之后感到舒畅爽快，于是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回答这是茶，而且还献上了自己撰写的《吃茶养生记》。后来，《吃茶养生记》在日本乃至世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8]，所以，人们尊称荣西禅师为“日本茶祖”。

二 饮茶资讯的西传

在较长历史时期，饮茶文化的传播主要局限于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其世界传播尚需赖于全球交流历史条件的形成。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16世纪可谓重大转折期。自古以来，世界处于相对的孤立隔绝之中，各洲虽然间或有所交流与联系，但就总体而言影响有限。历史的车轮运转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不期而至，世界性的跨地域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与加强，全球意义的“世界”历史借此真正诞生。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之中，葡萄牙领风气之先。15世纪早期始，著名的亨利王子作为航海家在萨格雷斯创办了地理研究机构，搜集、整理与研究航海相关的信息，先后多次组织远至非洲西海岸的海上探险活动，延至15世纪后半期，葡萄牙的航海探险活动继续进行并取得进一步突破。1473年，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抵达刚果河口，1487年，迪亚士率船航行至非洲南端进而闯入印度洋，1497年，达迦马更进一步，经过非洲东岸并于次年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葡萄牙人通过坚持不懈的探索，终于成功开辟了由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即好望角）到达印度洋的航线，沟通东西的欧亚海上通道就此打通。东西交流的日益畅通为茶叶资讯西传以及后来的中西茶贸易创造了历史条件。

西方人究竟最早于何时得知有关饮茶的资讯，目前茶学界与历史学界的看法明显不一。国内茶学界多倾向于《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人介绍了饮茶习俗，茶学家庄晚芳认为马可·波罗曾讲述了中国的饮茶趣事[29]，其他茶文化书籍很多持有类似看法，比如王玲认为蒙古西征不可能不携带奶茶，明文记载饮茶者即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明文记载从中国带去了瓷器、通心粉和茶”[30]，其他不再一一列举。历史学界的看法明显不同，史家杨志玖论述马可·波罗抵达中国时谈及，马可·波罗游记中未曾提及饮茶，这一点成为学界争论其是否抵达过中国的重要证据[31]，史家黄时鉴其实之前进行过相关研究，认为“从十四世纪起讫至十七世纪前期，经由陆路，中国茶在中亚、波斯、印度西北部和阿拉伯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而正是经过阿拉伯人，茶的信息首次传到西欧。值得注意的是，在1559年记下这个信息的拉木学（Giambatlista Ramusio）正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这位威尼斯学者曾竭力宏扬马可·波罗，却并未因茶事而对马可·波罗来华提出质疑。我们不能不说，拉木学对于中国茶西传的历史感觉实在令人钦佩”。[32]该文指明马可·波罗并没有明确提及饮茶。

茶学界与历史学界看法不一，两者对此似乎缺乏交流与探讨。但毫无疑问的是，茶学界认为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了茶文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予以证明，其说法均未标明出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不敢妄加断言，因为经过长期的历史流传，《马可·波罗游记》版本繁多，据统计，“在本世纪（指20世纪）30年代末已有抄写稿本及印刷本143种，伍德博士说还有7种分散的有关的版本”[33]，目前尚无条件予以全部收集与梳理。西方学界的看法与国内历史学界的看法相类，似乎并不认可马可·波罗向欧洲介绍饮茶这一说法，比如1878年出版的小册子《茶：秘密与历史》中认为，“无论作为植物还是饮品，马可·波罗均未提及茶，这一遗漏颇为难解，因为无论马可·波罗本人还是其父亲一定造访过茶被普遍饮用的地区”[34]。在茶学名著《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所持观点大致相同，“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并未提及饮茶”，他对此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中国的时间，适逢蒙古族入主中原，所以担当了大汗忽必烈的客卿，对于被统治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未给以充分关注”[35]。杨志玖先生的解释更为详细：“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可能是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36]对于该时期蒙古人的饮茶状况，黄时鉴先生进行了考察，认为“很难说在13世纪90年代以前蒙古人和回回人已经饮茶成风”[37]。综而观之，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并没有记述饮茶，而其原因主要是其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中，茶的影响较为有限，所以他对此未加以关注，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并非将茶文化传入西方的第一人。

无论如何，目前能够确切知道的情况如下：在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威尼斯作家拉木学的两部大作《中国茶》与《航海旅行记》。拉木学曾担任威尼斯“十人会议”秘书一职，得以经常见到往来于各地的商人与旅行家，他注意搜集航海与探险资料，并加以整理发表。涉及饮茶的著述均于16世纪中叶撰写并在1559年出版[38]，他在《航海旅行记》第二卷序言中明确提到，自己是从商人哈只·马合木[39]那里得知中国社会流行饮茶习俗的。

讲述者的名字为Hajji Mahommed或Chaggi Memet，他为里海之滨的契兰（Chilan）即波斯人，他本人曾到过印度的苏迦（Succuir），在与我谈话时已返回威尼斯。他告诉我，中国（Cathay）各地使用另一种植物——或更确切地说是其叶片。它被彼邦人民称为中国茶（Chai Catai），这种植物生长在中国四川嘉州府，在各个地方，它是一种常用之物，受人珍视。他们取用这种植物，不论干叶还是鲜叶，均置于水中煮好，空腹饮用一两杯煎成的汤汁，可以祛除热症、头疼、胃疼、肋疼与关节疼。注意饮用时须热饮，以能忍受为宜。除此之外还说，它对抑制其他许多疾病也有益处，他未能完全记住，但痛风是其中之一。假若有人感觉积食伤胃，如果他能饮用少许此种煎汁，很快即可消滞化积。故而此物为人珍重，认为每一位旅行者宜随身携带，人们不论何时愿以一袋大黄换取一盎司中国茶。那些中国人这样夸耀，假若世界上我们所属的地区以及在波斯与拂郎（Franks），人们只知道它，毫无疑问，商人不会再投资于大黄（rhubarb）。[40]

拉木学的记述极为简明扼要，但大致上包括了有关饮茶的主要知识，对于茶的产地、如何使用、有何功效等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如果说拉木学记述的仅为别人的介绍，那么，16世纪到达东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则是欧洲人中最早亲身见闻饮茶者。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属多明我会）加斯柏尔·达·克路士到达中国，他曾在广州停留居住数月，正是在中国生活的过程中亲自见闻了当地人的饮茶习惯，专门对此记述如下：

如果有人或有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作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草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们也好多次请我喝它。[41]

克路士的记述尽管也较为简略，但其中很多内容颇为具体，与拉木学的记述相比已经有了较大进展，他准确说明了时人如何以茶待客以及饮茶所用的茶具，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颜色和味道，在此之前，这些有关饮茶的具体信息为西方所缺乏，因为这需要亲身体验与感知，才能准确体会与认识并给以介绍。克路士的记述很快问世，目前存世的有1569—1570年的葡萄牙文编本。[42]不过，尽管克路士有关茶的记述，发生时间较早，但著作出版的时间晚于拉木学的著述。

此后，与饮茶有关的资讯不断从东亚传入欧洲。1565年12月25日，在日本传教的意大利籍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写信回国时提及，日本人喜欢饮用“一种煮过的药草，人们称其为茶，任何人一旦习惯了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味道可口的饮料”[43]。艾美达在赴日传教之前曾经是一名医师，他在日传教之时适逢日本茶道最终形成的关键期，日本的茶道宗师千利休正苦心孤诣深入钻研，整个社会茶风劲吹，艾美达对当时日本茶文化是否有更多的感受目前不得而知。[44]1567年，两名哥萨克人首领彼得罗夫与亚雷舍夫在中国进行游历后返回了俄国，他们在中国接触到了茶叶，所以将有关茶叶的信息首次传至俄国。[45]总体看来，上述人士向欧洲人介绍的关于饮茶的资讯都较为简略，从而也使得欧洲人对于饮茶的了解非常肤浅，甚至只是只言片语。

稍晚，西班牙籍传教士胡安·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再次介绍了饮茶。门多萨19岁即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曾受命出使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未能成行，后应教宗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珍贵历史资料，最终编撰成为《中华大帝国史》，该著作于1585年印行。根据书中的记述：“他们（中国人）盛情招待客人，即刻摆上饮料（bever）或茶点及很多蜜饯和果品，美酒，还有另一种在全国各地都饮用、用各种草药制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饮用时要加热。”[46]尽管书中关于饮茶的介绍主要源于克路士的著述，但其社会影响力却为《中国志》所远远不及，《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至16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就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共发行46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此后，耶稣会士马菲（Giovanni Pietro Maffei）的《印度史》于1588年出版，尽管作者本人并不曾前往东方，只是搜集整理了其他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但他还是对饮茶给以关注并加以介绍，由于耶稣会士至日本传教早于中国，所以《印度史》中采取了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的方式，其涉及饮茶的内容如下：

中国人如同日本人一样，从药物植物中得到茶——一种他们饮用的温热饮品，它非常有利于健康，不仅可以化痰、驱除疲惫与改善视力模糊，而且还能延年益寿。日本人极其小心谨慎，以便制出质地优良的茶叶，社会名流亲手为友人备茶，甚至他们的房子设有专门的房间用于这一用途。[47]

1582年，受耶稣会的差遣，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历程，直到1610年去世。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载，非常熟悉明代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过其先驱。利玛窦对于中国人的饮茶爱好、饮茶的益处、日本与中国在饮茶方式上的不同点进行了系统归纳：

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中国人饮用它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在他们的古书中并没有表示这种特殊饮料的古字，而他们的书写符号都是很古老的。的确，也可能同样的植物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需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这种灌木叶子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卖一个或两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卖到十个或甚至十二个金锭一磅。日本人用这种叶子调制饮料的方式与中国人略有不同：他们把它磨成粉末，然后放两三汤匙的粉末到一壶滚开的水里，喝这样冲出来的饮料。中国人则把干叶子放入一壶滚水，当叶子里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出，喝剩下的水。[48]

由利玛窦的记述来看，他对当时中国人的饮茶习俗已经非常了解，但是，或许缘于利玛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膜，他对茶的介绍中包含着若干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比如，他认为中国人饮用茶的历史不会太久，显然是对中国先民发现并利用茶的历史不甚了解，而其论证理由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茶”字，这或许是因为 “茶”在古书中的称谓并不统一所致，茶在古书中称谓多样，如陆羽所言，“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49]。尽管如此，利玛窦对于茶的介绍与前人相比仍深入了许多。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利玛窦本人未曾抵达日本传教，他却极为自然地比较中日饮茶的差异，尽管由于其对日本饮茶历史的了解不够深入，未能指出所述及的日本饮茶法实为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传播、发展的结果，但由其对日本饮茶法并不陌生来看，再结合前文中马菲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日传教的耶稣会士当时已经较为详尽地将日本的饮茶情况传至欧洲，然后他们才逐渐了解到中国的饮茶习俗。1615年，利玛窦的著述在奥格斯堡出版了拉丁文版本，后又相继出版了法文版本三种，拉丁文版本四种，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本各一种，英文摘译本一种，真可谓一纸风行欧洲，有助于欧洲对中国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利玛窦开启了在华传教的大门之后，欧洲来华传教士逐渐增多，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抵达南京并开始传教，他中间曾返回欧洲，最终在1658年卒于广州。曾德昭在其撰写的《大中国志》中记述道：

茶有好多种类，既因植物不同，也因上等的叶子比别的精细；所有植物差不多都有这一特性。按质量一磅的价钱从一克朗到四法丁，有若干差别。这种烘干的茶叶放入热水，显出颜色、香味，初尝不好喝，但习惯后就能接受它。中国和日本大量饮茶，不仅通常代替饮料，也用以招待访客，像北方用酒一样。那些国家一般都认为，接待来客，即使生客，只说些客气话，太寒碜小气，至少必须请茶；如访问时间长，还须招待水果甜品；有时为此铺上一块桌布，如不铺，则把果品放在一张小几上的两个盘内。据说这种茶叶很有功效，可以肯定它有益健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没有人患结石病，也没听说此病的名字，可以由此推测，喝这种饮料对这种病是有效的防治；还可以确定，如有人因工作游乐关系，想要熬通宵，那么它有消除困倦之力，因为它浓厚的味道容易使头脑清醒；最后它对学生是有益的帮助。其余功效我不能十分肯定，所以不去谈它。[50]

主人给每位（宾客）安排好适合他的身份地位的位置，……（宾主）就座后，马上端来叫做茶的饮料，这也是按先后次序递送。

在有些省，频频上茶被认为是一种敬意，但在杭州省，如果上第三次茶，那就是通知客人离开的时候了。如客人是朋友，要呆些时间，那么马上安排一张桌子，摆上甜食和果品，他们绝不怠慢客人，这几乎是亚洲人的习惯，和欧洲的风俗不同。[51]

曾德昭对中国饮茶习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基本内容，对饮茶功效的认识较为具体，如饮茶能够防治结石病、消除困倦乏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准确掌握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客人需按照身份地位一一入座，主人则按先后次序递送，以茶待客表示敬意，常被后世视为清代官场习俗的“端茶送客”这时似乎已经在“杭州省”初步萌芽。《大中国志》完成于1638年，1642年被摘译为西班牙文，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本发行，1645年后又出现了两种法文译本，1655年则出现了英文译本。《大中国志》的广为流传对欧洲深入了解中国茶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地理大发现为东西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历史条件，饮茶资讯得以不断传入西方，且呈现日益深入的趋势，来东方传教的传教士担当了跨文化传播媒介的角色，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因各种原因而抵达东方的西方人也已经开始尝试饮茶。饮茶资讯的西传与欧洲人对饮茶的初步体验，都为中西茶贸易的开启奠定了基础，为饮茶习俗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