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流散知识分子对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建构

后殖民批判离不开流散群体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文化的去殖民化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尽力。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促进了文化间的渗透与融和，也同样引发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同一性与多样性等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引发这一系列冲突的主要根源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西方企图通过话语霸权占领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将非西方的传统文化边缘化。后殖民批评揭示的正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深层次上的此种权力关系。边缘文化抵抗文化霸权的方式之一便是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中渗入主流文化中，并力图通过文化的混杂性与多元性消解主流文化霸权，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流散知识分子便属于这样的“文化使者”。他们中间既有专门从事后殖民理论建构的文论家，也有将后殖民批判具体运用于文学作品的作家；既有从第三世界国家流散至西方的亚非拉裔群体，也有从西方流散至东方的欧美裔群体。

（一）流散文论家的贡献

弗兰兹·法侬（Frantz Fanon）是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其理论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交界时期，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产生与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法侬出生在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从小接触到的文化教育是法国式的，与生俱来的黑皮肤却使他受到法国种族主义的歧视，在民族身份定位上处于流散状态。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也使他进一步看到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伤害：宗主国除了从语言上同化被殖民者外，还向他们灌输一种与肤色差异相关联的血统尊卑观，宣扬白色人种天生尊贵、有色人种天生卑下的思想，让黑人远离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在思想上永远处于被殖民的地位，永远失去他们的精神家园。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一书中，法侬对语言与民族文化、民族身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揭露了西方的文化殖民手段，也为被殖民地人民在后殖民时代重建民族文化、重塑民族身份提供了理论参考。

被称为“后殖民三剑客”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都是从亚洲流散至欧美国家的后殖民理论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失语症”，又在西方话语中发现了殖民的根源，从理论上对西方霸权式文化知识结构进行剖析和抨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ay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等著作，从切身流散体验出发，以独特视角观察并揭露西方中心权力话语对东方的文化殖民。《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在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基础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说进行了创造性应用，揭露了西方与东方之间在文化、知识、语言方面表现出的权力关系。他说：“大部分源于小时候在两个英国殖民地所获得的‘东方人’意识。我在那两个殖民地（巴勒斯坦和埃及）和美国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西方式的，然而早期产生的这一意识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力图运用我的教育幸运地给予我的那些历史、人文和文化的研究工具尽我所能地保持一种严肃而理性的批判意识。然而，这么做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作为‘东方人’的文化现实。”[3]

巴巴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批判。他借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法，剖析外在的强权如何在心理上扭曲人性，由此引发其对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霸权、文化身份等问题的研究，他站在“少数话语”的立场上，从文化身份角度关注第三世界如何通过积极书写自我、与西方平等对话等方式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巴巴是出生于印度的波斯人后裔，后来移居美国，多重文化身份使他时常陷入对自我身份的思考。为了在西方社会发出声音，他不得不与西方主流文化认同，从而获得与西方人平等的话语权力，但根深蒂固的印度民族文化因子并没有被新的民族文化身份抹去，于是他时刻体验着一种混杂身份。正是这种夹杂着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身份使巴巴建构了他的后殖民理论。他提倡以“杂糅”（Hybridity）、“模拟”（Mimicry）等方式“逆写帝国”抵抗、颠覆西方的文化殖民，建立文化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以此解决后殖民时期流散民族的文化定位问题。

斯皮瓦克出生于印度，后移居美国。她与其他流散学者同样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尴尬：不得不最大限度融入西方社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又不能心悦诚服地认同于具有强烈宗主国色彩、与西方文化传统极具亲和力的美国”。[4]特殊的流散身份促使她在学术研究中具备了独特的多元批评视角，她说：“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搞清楚我的学术困境。总而言之，我的位置是活的。”[5]“活”既意味着主体身份的多重性，也意味着观察视域的自由性。她看到了西方女性主义中存在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其“属下”研究为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她将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融入后殖民理论，取各家理论之所长，全方位地揭露并解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暴露的种族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二）流散作家的贡献

许多从第三世界到西方的流散作家也具有与后殖民理论家相同的批判意识。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流散文学的存在，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流散文学必然触碰到身份问题。流散作家在写作中往往表现出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在流散作品中处处可感知到作家居无定所的漂泊感和茫然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时找不到合适出路，便将内心的苦闷和无奈诉诸文字，将文学创作当作解忧的权宜之计。但流散作家的身份被后殖民批评家当作一种积极的文化融合结果而肯定和推崇，利用双重文化身份从全新角度审视文化杂糅现象。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中间，看清了西方对东方实施文化霸权的秘密机制，目睹东方如何在西方话语中被扭曲和变形而成为一种政治镜像式的虚构存在，意识到西方强权政治通过建构起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二元对立以强化西方中心主义，让东方诸国成为永远陪衬西方的边缘国家。流散作家不断拓展认知视野，提升认识高度，培养出否定性的精神和敏锐的批判意识。面对西方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殖民手段，他们用文字发起了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批判。在流散文学中常可见到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揭露、对被殖民地“小写历史”的再现、对被遮蔽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挖掘以及作为殖民反抗的反话语建构等后殖民批判。

在当今的世界文坛上活跃着一批身处流散境遇的作家，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维·苏·奈保尔（V.S.Naipaul）、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维克拉姆·塞思（Vikram Seth）、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等。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后移居英国，多次到亚洲、非洲等地游历考察，是典型的流散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自我身份的思索与追寻，在文本深层次上不难看到折射出的后殖民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回乡之旅使奈保尔清楚而痛苦地认识到，虽然在殖民地看不见殖民统治者，但并不表明被殖民者真正地获得了独立与自由。前殖民地在政治上摆脱了西方帝国的统治，但在文化意识层面依旧受到其制约与压迫。他的作品记述并反映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的控制和破坏，在小说《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中，他向读者描绘了非洲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境况，在政治管理模式和文化观念上刻意模仿西方，完全看不到本土文化的影子。在本土文化面临被外来文化吞噬时，后殖民国家的人们却表现出对文化认同的彷徨与无措，反映出精神上的漂泊“无根”感。与掌控政治、经济权力的殖民手段相比，后殖民时期的文化殖民是一种更隐蔽、更彻底、更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方式，使本土文化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认同西方文化。小说主人公萨里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对自己家和印度洋的历史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文化殖民的恶果也体现在《中间道路》（The Middle Passage）中，“黑人……的价值是极端偏执的白人帝国主义价值。印度人歧视黑人，除了继承了白人对黑人的所有偏见外，还因为黑人不是印度人……印度人和黑人都通过白人来表现他们如何瞧不起对方”。《效颦者》（The Mimic Men）、《在一个自由的国度》 （In a Free State）、《游击队员》（Guerrillas）等也都反映了殖民地独立后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涉及身份、模仿、前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后殖民主题。

出生于印度孟买、后移居英国的拉什迪在《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里谈到流散作家复杂的错位感时，认为他们对家园的记忆是碎裂性的，“只能通过破碎的镜子来处理一切了，而且破碎的镜子的某些碎片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6]。但也正是从破碎的镜子中发现了新的空间：“破碎的镜子实际上与一面完美无瑕的镜子一样宝贵……从古代文物的碎片中我们有时能够重新建构过去的时代。”[7]这一观念为拉什迪思考后殖民时代的历史书写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维，在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中，拉什迪打破故事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从流散者特有的多元角度书写破碎的历史，反抗极具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大写历史”。祖籍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也是后殖民文学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流散经历造就的双重视角使他清楚地看到西方对东方、西方内部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在文化、历史上的同化、改写、抹杀等文化霸权行为。他在小说中大胆揭露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赋予“局外人”或“边缘人”——从历史上的小人物到当下斯里兰卡内战中的普通百姓，从西方外部或内部的边缘群体到两种文化之间的流散者——更多的表现空间，为他们书写历史并以此挑战西方“大写历史”的权威，促成“宏大叙述的崩溃”。[8]因政治原因常年流落异国他乡的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在作品中大胆地“逆写帝国”，运用具有非洲特色的英语进行创作，以此对抗宗主国的语言殖民。他还将非洲本土文化传统作为创作资源，意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抨击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还关注东方与西方、西方内部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关系走向。在后殖民文学大军中，如奈保尔、拉什迪、索卡因、翁达杰这样以文字反抗西方强势文化的流散作家比比皆是，他们的作品既是对自身流散经历的后现代思考，也是对后殖民批评的进一步深化。

边缘文化抵抗文化霸权的方式之一是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中渗入主流文化，并力图通过文化的混杂性与多元性消解主流文化霸权，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流散知识分子便属于这样的“文化使者”。在流散至第三世界国家的欧美裔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否存在具有同等后殖民批判精神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流散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赛珍珠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时就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她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使她接受并认同中国文化，而来自家庭内部父母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使她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赛珍珠幼年时期，双重文化的影响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压力，但当她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北伐战争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我是一个白人妇女，不管我对中国——我的第二祖国的人民有多么深的感情，也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血统。……我无法逃避我是白人这一事实”[9]。然而，回到美国后她找不到心灵的归属感，成了在两种文化之间彷徨的流散者。作为一位对现代中国的特殊见证人，她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视角，以文字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向西方传达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实面貌，让西方人摆脱惯有的偏见。凭借着对中国的不同于西方作家们的切身体验，她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小说，如《大地》（The Good Earth）、《儿子们》（Sons）、《分家》（A House Divided）、《母亲》（The Mother）、《东风·西风》（East Wind：West Wind）、《闺阁》（Pavilion of Women）、《爱国者》（The Patriot）、《龙种》（Dragon Seed）等，反映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生活。这些作品在各方面都有别于西方诸多宣扬殖民主义意识的作品。赛珍珠没有将中国文化丑化为落后、野蛮、非理性等负面形象，她力求客观地将她的所见所闻展现于纸面。比如《大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祖辈三代的人生追求和生活状态，书写了中国动荡社会背景下农民的艰苦生活，也客观反映了中国农民思想与行为中封建落后的一面，真切地展现出一幅广阔的中国农村生活画面。她对中国人形象的如实描写，得到了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赞同：“布克夫人确有一种展现中国人的才能，她没有把他们描写为稀奇古怪、不合理性、异国情调的黄皮肤的魔鬼玩偶。”[10]她自己也曾说过：“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倘若我能够做到的话。”[11]其创作初衷就是要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让西方人认识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其深层次的动机是为这些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存在的东方国家树立起属于其自身的形象，赋予其应有的独立的主体性，并以此揭露作为文化殖民手段的西方宏大叙述的虚伪性。

在流散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欧美裔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的是前殖民地的殖民者后裔。与赛珍珠不同，他们的先辈在殖民时期是宗主国在殖民地的代言人和统治者。一方面，先天的历史地位注定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当地文化，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血统和种族上属于宗主国，但生长环境使他们不可避免地疏离了母国文化，于是成了生存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夹缝人”，在文化身份上处于漂泊不定的流散状态。欧美裔流散作家群体中，有的极力支持、维护西方殖民行为，其作品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成为西方文化殖民武器之一。但也有不少作家结合自身的流散体验，在理论或创伤中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进行了深刻批判，力图以文字解构西方帝国神话，关注后殖民时代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份、历史书写、话语权利等问题。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是生长于南非的荷兰裔作家，在血缘与种族上他与西方文化有着无法摆脱的传承关系，但南非的生存背景和经验赋予了库切另一个“南非的自我”，两个自我造就了他的混杂性身份。混杂性身份给库切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自由开放的思考空间。他多部作品中的人物，如《耻辱》（Disgrace）、《福》（Foe）、《铁器时代》（Age of Iron）中的主人公都有流散经历，他们在身份困境中努力寻找出路，为南非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重塑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体现了流散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混杂的主体体验对库切的文学创作有所启发，他主张摆脱传统西方文学的框架，建立南非本土的民族文学，在文体上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文类的混杂性风格。他将非洲文学因素尤其是古老的非洲神话融入小说叙述中，具有与欧洲文化权威相抗争的意义。库切还运用戏仿、反讽、虚拟等手法，揭示了帝国白色神话的制造过程，消解了西方大写历史的权威性。《黄昏的大地》（Dusklands）中“雅各布·库切的叙述”就是戏仿制造帝国神话的欧洲旅行叙述模式，同时有意暴露其虚构性，以此表明帝国历史权威是可以被质疑和被推翻的。此类“反话语”实践还体现在库切对西方经典殖民文学的解构性重写上：《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反讽性模仿与改写，后者本是借鲁滨逊对岛屿的开发以及他与星期五的主奴关系表现大英帝国征服世界的英雄神话，库切笔下的克鲁索却没有英雄气概和远大理想，最后在被迫离开岛屿的途中死去。《福》的叙述者也由原著中的男性殖民者鲁滨逊转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苏珊，以此凸显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有了赛珍珠、库切这类欧美裔流散知识分子参与，后殖民理论才不会成为第三世界流散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或少数言论，后殖民批判才会在学术界愈演愈烈。

无论是流散的后殖民理论家还是流散作家，都关注后殖民境况中流散主体的文化身份问题。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潮使得流散成为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普遍的现象，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也比任何时代都更为凸显。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主体的文化身份问题，关注在不同文化间漂流的主体所必然面对的主体重建经验。从巴巴的“杂糅”到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再到萨义德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等，涉及的均是文化身份问题。流散者在多重文化形成的张力间寻找自我身份，在与异质文化磨合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母体文化的疏离，然而根深蒂固的母体文化又使得他们无法完全融入新的移居地文化和社会习俗，其结果是自我文化身份的分裂，并在每种文化中都沦为边缘地位，萨义德说：“在地理上，‘永远背井离乡’，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一直与环境冲突’，成为‘格格不入’‘非我族类’的外来者；在心理上，‘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2]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后殖民理论家也看到混杂身份为流散者们带来分裂痛苦的同时也让他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到了生活在单一文化模式内的人们所看不见的事实。巴巴认为“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doublevision）”[13]，萨义德辩证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流亡状态，他认为流亡这种状态也“带有某种报偿……甚至带有某种特权”——“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14]这些具有流散经历的后理论家清楚地意识到本民族的“失语症”，又在西方话语中发现了殖民的根源，从理论上对西方霸权式文化知识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抨击。他们利用所处的“阈限空间”这一优势，认识到“身份认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本体上的一种先天性质，或者意味着一种永恒稳定的唯一性和不可变更的特征，也不是什么完整的、完美东西的特殊领地”[15]，转而从“流散”“文化杂糅”等方面重新思考身份的问题，将其看作流动的、混合的和建构的。

流散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由异质话语的冲突和妥协所形成的张力，能同时引起母国和他国读者的共鸣，并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经历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散作家不自觉地扮演起多种文化间的“协调者”角色，流散文学也成了增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包容与理解的平台。流散作家游移于多种文化之间的“阈限空间”，具有从“第三种维度”进行阐释与批判的主动性与自觉性，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研究流散文学中包含的上述复杂主体经验，探讨流散个体或群体在跨文化体验中如何努力改变、适应新身份或维系旧身份，如何在多重文化间做出选择等，无疑是流散研究中富有意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