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1]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另一个便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当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包括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着手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的含义。会后，这条路线经过不断丰富发展，最终被完整地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虽然是在三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并非是这次会议突然提出的，而是在事先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党的工作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是经济建设。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尽管中间发生过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的头脑中，经济建设是党的工作中心的认识并没有出现过动摇。但1962年以后，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对此，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当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文章写道：“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它被揭发出来后，连同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四人帮”攻击为邓小平搞所谓“翻案”的“三株大毒草”。那时，“四人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剖析《论总纲》的大批判文章，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其中写到“以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论总纲》“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绝不是偶然的”。据说，姚文元看到《论总纲》后，还在上面批批画画，说这是“歪曲马列，回到唯生产力论”。其实，把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论总纲》说成是唯生产力，这才是歪曲马列。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倒是确实的。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的内容，邓小平是这个思想，许多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思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陈云，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主要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可见，在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思想对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来说，是一贯的，没有疑问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在主持工作中也是重视抓生产的，这一点与“四人帮”不同。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仍然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要“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即使讲生产，也一定要在前面加上“抓革命”。例如，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八项任务，第一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中，当然会导致种种矛盾。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二
1978年春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后，在东北视察，走一路，讲一路，进一步为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造舆论。他主要讲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他说：这种“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在沈阳军区听取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战备情况的汇报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许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这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总要有个底，不能总这样搞下去，总不能再搞三年五年。如果搞得好，再有半年就可以了。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凡是结束了的单位，就要转入正常工作。在多年来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束缚，人们已习惯于搞政治运动，而且党的十一大明确把揭批“四人帮”运动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再有半年就可以结束，是需要有相当胆略和勇气的。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际就是提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从目前了解到的材料看，这是他提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最早的一次。
邓小平从东北回到北京后，为了起草他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上的致辞稿一事，于10月3日请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去他家里谈话。在谈话中，他两次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问题。他说：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3]我们要问问“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后来，胡乔木等人把邓小平的这个意思写进了工会九大的致辞稿。这篇文稿已收入《邓小平文选》，其中有一句：“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4]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工会九大是在10月11日召开的，过了1个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上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他还说：“现在的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了？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我们现在知道，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是中央常委的建议。从以上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中央常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建议。不同的只是，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讲的“可以暂时不说”的“底”，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已经明确为1978年底。就是说，1978年底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在1980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也讲得很清楚。他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三
今天回过头看，应当说邓小平建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党内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很顺利地就通过了。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一样，因此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还是有分歧的。分歧的实质就在于，这个转移仅仅是由于“四人帮”运动结束了，还是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应当如此。如果是前者，这个转移就是不牢固的，不稳定的。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恰恰用的是前一种解释。照他的解释，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因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之所以会有这种解释，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里走出来，总想把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和起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留有余地。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华国锋在讲话中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加了一个前提，即“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显然与邓小平的原意相违背，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
早在1978年的10月下旬，邓小平就提出要胡乔木主持为他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找他谈了讲话的大意，主要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以后，邓小平又去东南亚访问，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的第5天才回国。邓小平看过胡乔木为他准备的讲话稿后，又找他谈了一次。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讲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于11月19日再次交给他。但过了几天，在会议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平反决定，并于25日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使会议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经不那么突出了，因此，邓小平决定要胡乔木主持，为他重新起草讲话稿，主要讲解放思想问题、民主问题、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在新的讲话稿中，邓小平对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没有展开讲，但在原先那份稿子中，则有很长的篇幅，专门论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其中写道：“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对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我们后来的经济建设所以在一个时期出现停滞倒退，除了经济工作本身发生比例失调的原因以外，主要就是没有坚持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现在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才不会三心二意，半途而废。”另外，在邓小平新的讲话稿中有这样的话，即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5]很显然，原讲话稿的精神与这句话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邓小平原讲话稿中的这个意思，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作了发挥。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胡乔木在小组会发言中针对华国锋的解释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说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胡乔木的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这个意思也反映了出来。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上指出：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7]。这就赋予了工作重点转移这一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对这个提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提法的是非，在会上并没有触及。会后，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请胡乔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于1979年1月份专门去讲了一次话。当时胡乔木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党的历史是路线斗争史”的问题等。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胡乔木是这样说的：“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人们会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这是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定要给予科学的解释。”他还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讲，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
胡乔木的这个讲话，后来被印成中宣部的内部文件下发，在宣传理论战线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要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还需要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出来讲话才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就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他认为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提法比较好。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9]他的这些论述，虽然没有点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实际上分析了这一提法的错误性，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至今已有40年了。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70年，包括三中全会后40年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意愿的。对此，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同时也要看到，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不等于其他工作，比如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就不重要；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就过时了，更不等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全面理解，否则也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出现另一种片面性。那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样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
[1] 本文曾发表于《党史博览》1998年第12期，原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前前后后》，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
[8]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36页。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