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本质和方向
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要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个纲领，弄清楚它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与基本状况、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同党的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 基本纲领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基本状况的准确把握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根据自己在一定时期内的任务而规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而一定时期内的任务又来自对这个时期所处社会性质的判断。判断得对不对，直接关系到纲领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而要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关键就在于搞清楚当时的社会性质。因此可以说，判断自己所处社会的性质或者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党确定自己任务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我们党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都有过不少教训。
我们党在成立之初，虽然也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据此制定了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但由于对中国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缺少深刻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路线的“左”右摇摆，要么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建设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好的前途”；要么认为“整个资产阶级已背叛了革命”，“资产阶级已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应“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些或右或“左”的路线，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有的几乎断送了革命。
与这些错误的认识不同，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了深刻把握。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践证明，只有这条道路才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革命胜利后，党所制定的路线无论正确与否，也都来源于对所处历史阶段及其基本状况的判断。例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源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判断。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也源于对社会主义可以提前建成，并应当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判断。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虽然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需要很短时间的认识，但却又错误地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以上三条路线，第一条由于合乎客观实际，引导全国人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后两条路线，由于都对社会的实际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前一条产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条产生了“文化大革命”；前者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后者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党从总体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阶段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这个认识和判断就是：我们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先说社会性质。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又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无外乎四种答案，即封建社会或叫做“前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尊重事实，人们就自然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我们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什么“前资本主义社会”。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在我国沿海一带有了相当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在大中城市中占据优势，广大农村中的封建经济制度也由于土改而被彻底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152万吨，是1870年巴黎公社起义时，包括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钢产量总和的一倍半还多。今天，就工业总产值来说，我们已经超过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说现在是封建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根据。
第二，我们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早在1956年，公有制在工业产值的比重就已由1949年的22%上升到73%以上，目前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农村的土地也已由土改后的农民私有变成集体所有，即使今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阶级的联合专政已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化上，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取代。所有这些都没有回到新民主主义政策。
第三，我们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各种混合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仍占76%，其中国有成分占40.8%。另外，我国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说明，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既不是封建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
再说所处阶段。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什么阶段？是发达阶段吗？显然不是。只能是不发达阶段，也就是初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曾列举了6条理由：（1）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2）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3）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4）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5）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6）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影响。[3]总之，尽管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增长，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很低，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说我们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千真万确、合乎实际的。
弄清了我国现有的社会性质，又弄清了这个社会所处的阶段，再来认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应当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比较容易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他还指出：这次大会之所以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开创新局面的任务，“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4]。正是从这个考虑出发，党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指导下，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20年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纲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此同时，纲领中还规定了与基本目标相适应的各项基本政策。显而易见，这个纲领既符合我国已处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又符合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毫无疑义，以它作为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一定能够保证我们胜利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二 基本纲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客观规律过程中取得的新的重大成果
自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探索。探索中有失误，有失败，但也有许多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探索中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总体上根本上取得了正确认识，但未能坚持。比如，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陈云对经济体制“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想等等。毛泽东甚至还提出过一些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比如，1959年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962年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第二种情况是，正确与错误的认识互相混杂。比如，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时间”的话，写进了正式文件，但他同时又断言，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第三种情况是，认识虽然是正确的，但相对社会主义所处阶段这类问题来说，不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比如，对“十大关系”的认识，对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认识，对经济建设应当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认识等等。第四种情况是，从总体上根本上认识出错了，在实践中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比如，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对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总体上根本上取得正确认识，都具有重要价值。即使是错误的认识，也是探索的组成部分，也是宝贵的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败的实践对取得正确认识，往往价值更大。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正确的认识产生更深刻的体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认识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应割断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并非一次完成，一蹴而就的。就拿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使用这个提法，但已经在用这个思路考虑问题了。全会公报中说：“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不得干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这些方针、政策如果不是基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所认识，是制定不出来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的首次出现，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但决议对这个观点没有展开论述，而且要讲的重点也不在这里。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使用了这个提法，并在分析社会现状时，以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作为依据。其中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都比较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薄弱，特别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并举；即使到2000年实现小康，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仍然比较低，等等。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提法，但只是为了讲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同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对其本身并没有展开论述。
第一次对初级阶段问题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它用一节的篇幅，全面阐述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论断的含义、作出这个论断的理由、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初级阶段的起止时间、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以及应当采取的指导方针和基本路线等等，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五大报告重提初级阶段理论，但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坚持的基础上有发展，有创新，有突破。
第一，它进一步明确了搞清楚我国所处阶段的意义。报告把这一命题同一切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指出：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有助于人们对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入理解。
第二，它进一步界定了初级阶段的特征。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全民奋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而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这个阶段要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科教文化比较发达，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到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等内容。显然，对初级阶段特征的这些补充，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理解。
第三，它进一步概括了初级阶段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党在初级阶段的指导方针规定为6条，即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全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近10年的实践，把这6条浓缩为3条，即：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改革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动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种概括不仅文字精练，而且把最本质的东西提炼出来了，表明我们党对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四，它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初级阶段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也是这一理论日臻完备的标志。这个纲领不仅把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展开了，把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规定得更具体化了，而且，对初级阶段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给予了许多新的解释。比如，在经济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也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在控制力和竞争力增强的前提下比重减少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股份制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政治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共产党领导、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在文化上，提出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有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又有了党的基本纲领，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可以说趋于完整了。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到此完结，还需要我们继续实践，继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反复深化认识。只要初级阶段没有结束，这个认识过程就不可能完结。即使到了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也还要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客观规律。
三 基本纲领和党的最高纲领是有机构成的统一体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6]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也可以说是党现在的纲领或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除了这个纲领，党仍然存在着最高纲领，这就是党章总纲中所规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两个纲领都是我们党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同样是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有机构成的两部分，是不能相互混淆、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
能不能因为我们有党的最高纲领，就轻视党的最低纲领，以为实行这个纲领就是倒退呢？不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新民主主义的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7]。毛泽东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对新民主主义最低纲领应有的态度，但对我们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精神上是同样适用的。
基本纲领是否是倒退了？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如果把它同过去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已经达到的公有化程度相比，是倒退了。但那种公有程度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利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实行的结果只会距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按照基本纲领的做法，公有化程度虽然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但它适应目前的生产力，有利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可以使我们“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十五大报告语），从而能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然，这样做的实际结果，不会是使我们距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只会是越来越近。因此，从本质上看问题，应当说基本纲领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这在总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允许的。列宁讲过：“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8]他还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要区分两种妥协，说有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以后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毫无疑义，我们今天实行基本纲领，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正是为了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能以更快的速度发达起来，以便为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创造物质条件，而绝不是要搞什么私有化。
那么，能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要实行基本纲领，就认为共产主义渺茫而抛弃最高纲领呢？同样不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9]至于共产主义是否渺茫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曾有过一段很精彩的分析。报告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10]
总之，基本纲领同最高纲领本身是统一的，我们应当在心目中同时悬着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并自觉地把为这两个目标的奋斗融合于平日的具体工作中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得好：“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既要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工作，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到这一点，而必须是在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奋斗的同时，不忘记党的最高纲领，不忘记远大目标。
怎样做才叫不忘记远大目标呢？有没有客观标准呢？有。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讲到党员保持先进性时所提出的四条要求，即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了这些，就叫没忘记远大目标；反之，则是忘记了远大目标。
另外，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忘记远大目标，不仅要看是否做到了以上四条，还要看他是否做到了以下三点：
第一，要看在执行基本纲领的过程中，是否把基本纲领作为有机的整体，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和贯彻。
基本纲领中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因素。比如，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报告不仅讲了经济方面还讲了政治和文化方面，不仅讲了发展和改革方面还讲了稳定方面。如果我们在贯彻时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和文化；只讲发展和改革，不讲稳定，就体现不出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忘记了远大目标。因为，报告中正是在关于政治和文化、关于稳定的部分，讲了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新闻宣传中的党性原则，坚持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等等。如果忽略了这些，怎么能说是牢记了远大目标呢？
再比如，基本纲领中讲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了四条基本政策和一条基本要求，那就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这些政策和要求，每项都由两句话组成，每句话几乎都包含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在贯彻时只讲一句话或者一个方面，如只讲发展多种所有制，不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只讲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共同富裕；只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不讲国家宏观调控这个前提；只讲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不讲竞争；只讲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不讲人民共享繁荣成果等，都体现不出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忘记远大目标的表现。
又比如，报告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讲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对股份制也讲的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是“多样化”，不是“单一化”；是“一种”，不是“主要”，更不是“唯一”。如果片面理解，就会误认为“一股就灵”，就会犯“一股就化”、“一股就了”、一哄而起、一阵风、一刀切的毛病，结果把好事办坏，不仅起不到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还会损坏它的主体地位。报告在论述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时，后面紧接着说：“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只讲前面的话，略去了这后一句，不注意在股份制改造中保持国家和集体控股，势必达不到扩大公有资本支配范围的目的，相反，自己的资本还会被别人所支配。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体现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说是牢记了远大目标。
第二，要看在执行基本纲领的过程中，是否始终坚持每项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
搞现代化、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都有个方向问题。不问姓资姓社，是说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不等于这些东西不存在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还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1]他还说：“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2]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制定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13]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还用了一句很精炼的话，重申了上述精神，那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14]可见，如果只讲一个基本点，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讲改革开放，讲市场经济，讲股份制，就会在执行基本纲领的过程中走偏方向，就是忘记了远大目标。
第三，要看在执行基本纲领的过程中，是否忘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基本纲领是我们党用来治国的，但能否把国家治理好，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党治好。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基本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要靠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来保证；最高纲领的实现，也要靠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奋斗。如果领导干部只埋头于各自的业务，忽略或放松党的自身建设，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松弛和软弱涣散现象不断发展，腐败现象继续滋生蔓延，最终导致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或者自己毁掉自己，或者被敌人从堡垒内部攻破。那样，不仅党的最高纲领无从谈起，而且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任务也难以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忘记党的自身建设，也就是忘记远大目标。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论述虽然只占一节的篇幅，却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如果我们对基本纲领有了完整准确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对它的全面贯彻，而且有助于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掌握。而真正掌握住了十五大精神，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地动员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1] 本文曾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和《人民日报》1998年2月7日。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 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4]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4—15页。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60页。
[8]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6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10]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1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4]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